《近代贵州留学工作研究》

   冷  强1  六盘水市民族中学

陈培各2  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摘要：贵州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对其他省份比较落后，特别是在选派留学生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但近代的贵州也曾出现过两次规模较大的留学高潮，特别是在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和清末新政的影响下，贵州在留学教育方面也开始了教育的近代化历程。

一是清末林绍年担任贵州巡抚时选派赴日留学生，

二是民国选派出国（省）留学生。

这两次较大规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开创了贵州史无前例的出国留学热潮，为贵州培养了大批新政和近代化所需的适用性人才。

关键词：清末；民国；近代；

贵州；留学中国大批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最早是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政府的合奏获准后才开始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奏《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简称为《请推广学校折》），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李端棻所奏的《请推广学校折》不仅指出了当时清政府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他建议采取五项措施与设学校相配合中的五纬之一“选派游历”推动了近代贵州的留学工作。他认为，选派游历的应是学堂中的学生。对于游历的方式，李端棻分为两种，“一是游历各国，主要探查各国的学校、工厂等；二是游历各省，主要察验各地的矿质、商务等方面。”

在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后，近代的贵州在留学教育方面也深受其影响，其中清末林绍年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和民国选派出国（省）留学生对近代贵州的留学教育影响较为深远。对近代贵州留学工作的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有张江英在《钟昌祚人生中的四个“贵人”》中提到贵州巡抚林绍年是其中一个“贵人”，该文章主要阐述了林绍年在任贵州巡抚以后大量选派留学生赴日留学，而钟昌祚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也开了贵州空前未有的出国留学的先河。史继忠在《一个令贵州人深切怀念的巡抚》一文中同样对林绍年派遣留学生进行了阐述；梁中美在《晚清贵州新学的传播与困厄》中介绍了林绍年当政贵州时派遣留日学生推进了贵州新学的传播；刘学洙在《林绍年与贵州首次留洋热》中简要介绍了林绍年的官场经历，并对林绍年到贵州任巡抚后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赞扬，他认为“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所以大力选派留学生出国，这就充实了贵州的师资力量。张羽琼在《略论贵州早期留学教育的兴起》一文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1905年兴起的留学高潮以及对贵州教育的近代化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了论述。除此以外，付佳的《抚黔时期林绍年留学教育实践及影响研究》、李斌的《略论贵州教育近代化进程》、梁中美的《清末贵州留日学生与贵州教育近代化》、王珏的《林绍年与清末贵州留学教育》、林芊的《贵州留学日本学生与贵州辛亥革命》、林开良的《回眸贵州 派遣留学生情况》、宋晓瑛的《清末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历史影响》等文章都对近代贵州的留学教育有一定的研究和认识。

本文主要从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来论述近代贵州的留学情况。

一、清末选派赴日留学生派遣留学生是清末新政中一项重要的措施。为之，清政府发布上谕：“造就人才时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3。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大规模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从1901年开始，清政府就已经陆续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但是作为偏远地区的贵州却一个也没有派出过，就连清政府1904年规定的“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4也没有实行。可以看出，贵州在选派留学生方面的落伍。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以后，认识到贵州教育的落后。他认为，要想振兴贵州，就必须依靠教育，教育的关键在人才，所以他一方面开设各类新式学堂，另一方面大规模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1905年，林绍年连上《选派学生出洋折》（光绪三十一年七月）、《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黔省秋冬两季咨送学生出洋片》（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等三道奏折请求清政府选派出国留学生。贵州在开设新式学堂以后，林绍年逐渐认识到贵州在人才方面的劣势。他认为，一方面是贵州师资力量的欠缺不能满足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师资水平的低下，他们大多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对西方新式教育、专业设置等模式较难掌握。为了培养比较急需的专业性人才，林绍年决心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他于1905年7月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然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己，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阙新”5。在他的倡导下，先后分几批资送官费、公费和鼓励自费学生出国留学。林绍年认为，日本集各国之长，且大多技术、专业等是当前所急需的，所以当时选派的留学生主要是以留学日本为主。鉴于留学经费的不足，林绍年除了从财政抽拨经费外，还积极筹资，并鼓励自费留学。在林绍年的努力下，仅半年时间就已资送过共64名学生。其中，“官费、公费共51名，包括习速成师范者29名，习专门科学者22名；自费学生11名，包括考察学务者2名，习速成师范者2名，习专门科学者7名；随宦子弟自费生2名”6。这些官费和公费生按照选派章程，学生毕业后应当回到贵州并在各属供职，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这开创了贵州大规模选派留学生的先例。1905年10月，林绍年又上奏《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请求清政府选派留学生前往日本考察学务。这次总共派遣14人，官费出国考察12人，自费出国考察2人。“一面遴派知府吴嘉瑞、陈鸿年，通判闵世荣、李绶，知县刘华琼、罗万华，从九周篆训，教职吴鼎、宋葆昌、季熙照、李立成，教员黄禄贞12员，由官给费前往日本；又直隶州知州谢祖禹，知州李大森2员自备资斧一同前往考察学务”7。1905年12月，林绍年在贵州面临留学生多以师范为主、而专习实业者寥寥数人的局面下，建议清政府要求在黔续派留学生学习专业技术。林绍年从预备科的学生中选择资质较好的12人，以4人学习速成师范，以8人学习完全师范。鉴于贵州财力的匮乏，林绍年首先选派一小部分学生赴日留学，待经费稍足再酌量添加。经统计，1905年底，林绍年共选派73名学生，“习完全师范者8名，习专门科学者5名，习速成师范者37名，随宦子弟及绅商自费生23名”7。林绍年在担任贵州巡抚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分三批共计派遣官费生113人、自费生38人，合计151人赴日留学。据统计，1906年清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的学生就达到8000多人。虽然林绍年到任后选派的留学生仅有151人，但这也是贵州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高潮，他开创了贵州的首次留洋热，为贵州以后的留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1905年贵州选派赴日留学生学习科目的人数中，学习全师范者官费生8名，无自费生，合计8名；考察学务者官费生12名，自费生4名，合计16名；学习专门科学者官费生27名，自费生7名，合计34名；学习速成师范者官费生66名，自费生2名，合计68名；学习科目不祥者无官费生，自费生25名，合计25名。这151名留学生虽然数据看起来不那么耀眼，和全国其他省份没有可比性，但这一年却是清末新政时期贵州选派留学生出国人数最多的一年，并且学习师范教育的人数也是相当多的。

据统计学习全师范者和学习速成师范者多达76名，看得出来贵州对培养教师也是相当重视的。《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1927年以前的16年，贵州官费生只有41人，新中国成立的十年间，全省公派留学生也只有23人”8。数字是最好的事实，林绍年派遣留学生，是他对贵州教育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贡献可以通过以后的事例进行说明。一部分留学生回国后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甚至民国贵州史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响当当的大人物，他们回国后大多数都成为了贵州辛亥革命的骨干。如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贵州支部负责人的平刚、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评议部议员的于德坤、任贵州陆军小学堂教官、辛亥革命后任贵州都督的杨荩诚、任贵州自治学社第一任社长的张显模等人以及后来担任国民党交通部长的王伯群和对贵州人最为熟悉的何应钦、钟昌祚回国后担任贵州自治学社社长等。留学生中对贵州教育、经济等方面做出过贡献的人也不少，如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后来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贵州大学校长、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的周恭寿、王佩芬创办贵阳县立中学、贵州早期的经济学家刘显治、蔡岳创办了蚕桑学堂、邓光济开办贵州省立医院、吴绪华担任省立模范中学第三任校长等。清末选派赴日留学生，客观上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西方文明在贵州的进一步传播，对改变贵州传统的旧式教育以及推动贵州的社会进步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动摇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社会统治基础，为辛亥革命在贵州的影响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推动贵州逐步走上了教育的近代化之路。二、民国选派出国（省）留学生民国时期是贵州的第二次留学高潮。这一时期选派的留学生和清末选派的赴日留学生多少都有些不一样，一是选派的范围较第一次广，第一次主要赴日本留学，第二次除了日本外，还包括赴欧美留学；二是持续时间较第一次长，第一次主要集中在1905年，第二次从民国6年（1917年）开始，持续了几年时间；三是地区不一样，第一次主要是出国留学，第二次除了出国留学外，还包括出省留学。民国时期贵州选派留学生最早可追溯到民国6年（1917年），由贵州著名的近代教育家、民主人士黄齐生先生发起。黄齐生通过个人的努力以及他人的赞助最初选送了3人赴日本留学。受黄齐生先生的影响，“1917年底，黔中道尹王伯群以半官费考送8名，财政厅厅长张协陆以官费生考送8名，加上自费生共有20余人，于民国7年（1918年）2月，由黄齐生先生率领赴日学习。”91919年，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加之日本阻挠中国人维护主权，在日本的30多名留学生毅然选择退学，在黄齐生的带领下回到国内，之后在上海成立了赴欧洲勤工俭学的组织，即旅欧勤工俭学团，包括组织王若飞在内的省内外学生40余名赴欧洲留学。为了筹集赴欧经费，黄齐生也是多方努力，最终筹集到了这40余名学生的旅费。民国9年（1920年）贵州省制订了《贵州省选派欧美留学办法》。《办法》规定总共四条，如选派欧美留学每年暂定3名，还对留学生的治装费、旅费、学费、汇费、医药费、邮电费等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此《办法》，“贵州省于当年选派孟广照入美国伊里诺大学工科第三年级，研究马路市政工程，靳荣禄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0民国10年（1921年）贵州省重新制订了《贵州自费派遣欧美留学生暂行章程》和《留学欧美学生考送细则》。同年，自考留美学生李光忠考入美国加省大学院、胡礼同考入英国白明罕大学、熊渭耕考入比国劳工大学。除此以外，还有省政府批准发给补助费的2名学生，“民国11年（1922年），清华游美学生监督赵国材，给贵州省的一份材料证明，聂鸿逵，自清华学校毕业后，由学校咨送美国，当即考入麻省罗纬尔纺织专门学校肄业。周兹绪，清华学校毕业后，考入纽约伦斯来实业学校二年级，研究土木工程。”11据贵州省教育厅统计，在清理国内外留学生时民国16年前官费生有41人，其中有包括周达宜、丁理华在内的20名官费生留学日本，还有留学德国、美国、比利时等国的部分留学生，如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杨鹏、美国奇伦比亚大学的熊铝青、比利时劳工大学的杨开荣等。除选派赴日、赴欧美出国留学生以外，贵州还选派了部分赴北京、南京、天津、云南、上海等省外留学生，如南京东南大学的文化震、北京大学的周达时、上海商科大学的刘先等，“在省外留学者有：罗珍、许汝鼎，北京交通大学；杨葆昌、董承显、谌志远、张敷荣，北京清华学校；张绍奇、傅启学、周达时，北京大学；刘应久、朱麟、杨承芳、卢宗书、邓忠兴、肖振和，武昌大学师范学院；胡其明，武昌商科大学；文化震，南京东南大学；高昌麟，天津北洋大学；陈德文、吴扬泽，云南东陆大学；杜昭初，北京师范大学；赛华前，北京女子大学师范部；刘先，上海商科大学。”12。这些学生在省外或多或少都接受到了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对贵州的近代化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结语晚清时期，贵州由于长期落后和闭塞，在派遣留学生方面极为落后，只有到林绍年来黔之后才有所发展。在他的鼓励下，贵州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分三批赴日留学，到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热”的浪潮。从全国来看，“留学生从1896年的13名，增加到1904年的2400名、1906年的12000名，仅贵州就有151人”12；据统计，“辛亥革命前贵州派出的留学生在全国留学生总人数中1901年为1/136,1904年为1/63，而1905年即升到1/27。而当时贵州人口为全国总人口数的1/53。可见，按人口比例看，贵州出国留学生大大超出全国的平均数”13。这个数字直到贵州改革开放前也没有达到。这151人在日本毕业后并没有选择留在日本，而是全部回国，这些学生在不同的领域为贵州的建设都做出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虽然这一时期政局动荡，但贵州也出现了第二次留学热潮。这一时期的留学有留日、留欧美及出省留学。经统计发现，大量的学生选择赴欧美留学，名义上是个人求学，实际却是以拯救国家和民族为出发点的。他们千里迢迢选择赴欧美求学，除了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外，还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把学到的东西带回到国内，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选择留学，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了教育行业重要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教育等行业传播先进知识，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教育行业发挥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量的留学生毕业后并没有选择留在当地，而是选择回国，他们在各行各业都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一点我想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总之，留学教育为贵州近代化事业培养了优秀人才与中坚力量，促进了贵州近代科技发展和思想解放，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了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的发展以及贵州教育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