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 张之洞与《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是清政府颁布的系统学制，至今二个甲子120年了。距李端棻（1896年）《请推广学校折》128年，清政府统治层拖了8年，才正式明确。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推行的系统学制。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

因制定颁布于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

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未及实行。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7月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

由于主持“壬寅学制”的张百熙素以偏护新学遭谤议，同时也由于壬寅学制制定仓促，存在诸多不足公布后即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于1903年6月以“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商办学务，上谕照准。

1904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等统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史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实施的全国性法定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此为“癸卯学制”的形成背景。

该学制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及《艺徒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还有《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和《各学堂考试章程》等。

该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相互衔接和关系。

学制主要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共25～26年。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

蒙养院是幼儿教育机构，招收3~7岁幼儿，将其纳入学制系统标志我国学前幼儿教育已进入到国家规划发展的新阶段。

初等小学堂规划为强迫教育阶段 5年，属普及教育性质，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加手工、图画1科或2科。

贫瘠地区可设简易科，课程酌减。

高等小学堂 4年，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

视地方情形可增设手工、农业、商业等科。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 5年。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

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日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第三阶段为高等阶段，设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

根据大学堂分科的需要，分为3类：

第1类为升入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做准备；

第 2类为升入大学格致、工科、农科做准备；

第 3类为升入大学医科做准备。

大学堂亦称分科大学，“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分 8 科 ，下设若干门。

经学科大学：设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 11 门。

政法科大学：设政治、法律两门。

文学科大学：设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国文学 9 门。

医科大学 ：设医学、药学两门。

格致科大学：设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 6门。

农科大学：设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 4门。

工科大学：设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及冶金学9门。

商科大学:设银行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 3门。学制除政法科及医科之医学门修业4年外,余均为3年。

大学堂还设有通儒院，“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以5年为限。

有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①师范学堂分为初级和优级。

a.初级师范学堂培养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堂教员，相当于普通中学程度。设完全科和简易科。完全科招收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力者， 5年毕业。简易科招收年在25岁以上，30岁以下者，1 年毕业。另设有预科和小学师范讲习所。预科招收普通学力未达高小毕业者，小学师范讲习所招收学力不足的在职小学教员。

b.优级师范学堂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普通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相当于高等学堂(大学预科)程度。招收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4年毕业（1年公共科目和3年分类科目）。另有1年的加习科，本科毕业后，学生自感管理法、教授法不足的自愿加习。

②实业学堂分初等、中等、高等。

a.初等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商业、商船3类，均招收13岁以上初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力者。相当于高小程度 ，授以农 、商、商船各业最浅近的知识和技能。农业学堂分农业、蚕业、林业及兽医 4科，3年毕业。初等商业学堂不分科，3年毕业。初等商船学堂分航海、轮机2科，2年毕业。

b.中等实业学堂，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 4类。相当于普通中学程度，教授农、工、商、商船各业所必需的知识艺能。农业学堂设农业、蚕业、林业、兽医、水产5科。工业学堂设土木、金工、造船、电气、木工、矿业、染织、窑业、漆业、图稿绘画10科。商船学堂分航海、轮机 2科。各类学堂均设有本科和预科。本科招收年15岁以上的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力者，3年毕业；预科招收13岁以上的初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力者，2年毕业。另设专攻科，招收本科毕业生，农业1年，工业2年。c.高等实业学堂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类,相当于高等学堂（大学预科）程度。农业学堂设农学、森林、兽医 3科。工业学堂设应用化学、染色、机织、建筑、窑业、机器、电器、电气化学、土木、矿业、造船、漆工、图稿绘画等13科。商船学堂设航海、机轮 2科。农业学堂和商业学堂皆设本科和预科。预科 1年毕业，本科除农业学堂的农学科4年外，余均3年毕业。工业学堂和商船学堂只设本科，前者3年毕业,后者5年至5年半毕业。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和年在18岁以上的同等学力者。另设一年制的选科和招收本科毕业生的专攻科。

还设有译学馆，相当高等学堂（大学预科）程度，设英、法、俄、德、日文等科，培养翻译人员， 5年毕业（见癸卯学制系统图）。

拟订这个学制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且，大部分借鉴了日本教育体制的思想。在课程设置上，特别注重读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中小学均把修身列为课程之首，并特设读经讲经课。但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有所分化，突破了传统教育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奏定学堂章程》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之始。小学堂、中学堂均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在教学内容上也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以中学堂为例，其学习科目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日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2门，每周上课36点钟，读经讲经为每周9点钟。“癸卯学制”单独建立了师范教育体系，分为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两级，并规定师范生不交纳学费，从而吸引了许多贫寒家庭的子弟入学。此外，还建立了实业教育系统。实业学堂分为实业教员讲习所、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五类。它排除了对女子的教育，是一个单纯男性教育的学制，学制年限也较长。癸卯学制自1904年开始逐步实行，至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废止。它从1903年公布起，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为止。对旧中国的学校制度影响很大，以后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这个学制演变而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癸卯学制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不准设立女子学堂，所以蒙养院教师无法由学校培养。蒙养院保姆只能由经过训练的育婴堂乳媪充任，她们是一些文化层次极低、封建思想浓厚、缺乏近代科学知识的妇人，蒙养院教育的封建性和落后性由此可见一斑。

旅发大会不在兴义开都不行。

之前只知道——安龙粑粑有劲道，兴义高考厉害~，前阵柳老师回来，说安龙是“加油”文化源头

这回与小杨老师及学生，来到曾作为兴义州府的安龙县城，简直被其文化底蕴惊到脸红

先不说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十八先生墓那段明亡遗恨，仅安龙金星山上的“半山亭”与“招堤” ，其文人题刻与湖水亭榭，便似有小西湖的格局~，

最近城边上又冒出一个天然“东方金字塔”，每天攀塔打卡的人不绝，我看龙年安龙趁势要火。

我们成天喊的“加油加油”，说源自张之洞父亲张锳为兴义知府时，半夜给苦读学子巡街添油的故事，

《半山亭记》为张之洞12岁所作名篇。

反观贵阳六孔桥作为出生地，对张之洞的呈现远远不足，值得深思

《北大之父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倡者、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堪比庐陵的教育家、贵州新学领路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云南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刑部侍郎、仓场侍郎、礼部尚书等职。

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免返乡的李端棻已68岁。1903年4月25日的天津《大公报》载：“又云闻原任仓场侍郎李端棻，因戊戌被谴，现已回原籍，介然一身，清苦异常，并闻前曾函致其各门生之爲京官者，恳集资助之言，颇凄楚云。”回到家乡的李端棻已是一无所有，生活清苦。但他依然有很高的声望，不仅得到地方民众的景仰，更得到地方官员、士绅的敬重。他主讲经世学堂，撰写《普通学说》，领导地方士绅创办新式学堂，壮心不已。他是坚定的维新者，以宣传新思想、推动维新变革为己任，屡挫屡行。在去世前不久还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去信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毕其一生之力。从1901年返乡到1907年辞世，李端棻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是贵州新学领路人。

主讲经世学堂　传播新学开民智

1901年，刚回到贵州的李端棻立即得到时任贵州巡抚邓华熙的关照，力聘他出任具有维新传统的经世学堂山长。经世学堂的开办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在全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贵州学政严修率先改革学古书院，中学西学并重，增设了算学、英语等课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将学古书院改称经世学堂，增设了全新的格致课目（物理与化学）、《中西算学大成》《微积须知》《形学备旨》（几何）《八线备旨》（三角），以及《万国公法》《读西学书法》《盛世危言》《海国图志》等，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端棻主讲经世学堂，淡泊名利的他拒绝了“山长”的头衔。他仍坚持自己的维新主张，以“开通风气、推行新学”为己任。他的教学是全新的近代思想、人文教育，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讲课之余，他在王家巷私宅召集学生讲学，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此时的贵州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对外界的维新浪潮知之甚少，难以理解维新思想。李端棻的行为不被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理解，贵阳街头开始出现攻击诽谤他的诗，“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虽然推进新学困难重重，李端棻仍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他作诗言志，指出“政策群谋胜独谋”，慨叹“千年压制少人知”“奴隶心肠成习惯”，表达自己坚定不移传播近代思想、推进近代教育的决心，“山有愚公定可移”。

守旧者们的声音掩盖了李端棻发出的新思想的声音，他们用各种方法阻止李端棻继续传播和推行新学。不到一年，李端棻辞去了经世学堂讲习之职。但他仍初心不改，活跃在贵州的政治、教育舞台之上，期待贵州后辈英才崛起，他日能得睹现代文明之实现。李端棻作有一联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

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撰写《普通学说》　启蒙贵州学子

贵州地处偏远，推广新学困难重重，但李端棻注意到多数家乡士子并非不想学习新学，只是因道路阻隔、信息闭塞，没有获取新学的途径，从而导致“人民知识之程度最低，学者多不知‘普通’为何？遑论其他乎？”他认为普通学是新学的基础，因此决定撰写一部向贵州民众普及普通学说课程的书籍，“竭其所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以此培养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撰写的经世学堂讲稿，全书约一万字。在《普通学说》中，他指出，普通学是“为学之最初一步”，是学习新学的基础。李端棻认为要进行维新启蒙，首要工作在于怎样定课程，“起点如何定课程”。《普通学说》列举了普通学的16门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历史、地文、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法制、经济、伦理”。学好普通学后才能学习专门课程，“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而高”。他介绍了一些学好普通学之后学习的课程，“如哲学、宗教、心理，国家社会或未普及于学校。至如农工与商，又为实业之学，其本亦在博物、理化、经济之中。自此之外悉为专门之学，实业与专门皆普通学成后之一步，故不繁列”。

值得注意的是，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取消了经学，因为他认为经学作为“穷理之学”，非此时国家所急需。他在《普通学说》中指出读书分两种：“一救时，一穷理。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探其未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穷理”的目的是要胜于人，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但当今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时，所急需的是能够赶上他人的“救时之学”，“断不可缓，亦不可少”，而“穷理之学”并非此时国家所急需。

不设经学课程，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是极其激进的。即便京师大学堂，乃至遍设各地的各种新式学堂，经学都是基本课程。陈寅恪先生认为清光绪朝的维新运动，维新人士可分为激进和稳健两派，李端棻属激进派，而陈宝箴属稳健派。 

《普通学说》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创办新式学堂　引领贵州教育近代化

李端棻是最早正式向朝廷提出系统变革近代学制之人，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他建议：“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省、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省学选诸生二十五年以下者入学……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这推动清政府“有意引入近代学校制度，建立全国规模的从小学堂到大学堂的近代学校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变革的基石。

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最早由国家正式颁布的学制章程，但未能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得以施行，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癸卯学制》的推行，直接导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中国教育实现了“从传统精英政治教育转向近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和专业教育”。

回到贵州的李端棻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李端棻支持于德楷、乐嘉藻、李端楘、李裕增等发起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据《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学规》，学堂的课程包括“东文、物理（即格致）、化学、博物学（动物、植物、矿物）、万国历史、中国历史、万国地理、中国地理、地文学（兼天文）、生理学（即全体）、算术、代数、几何、法制学大要、国家学大要、经济学大要、国际公法大要（即交涉）、教育学、体操术、图画学、课外讲演”等。学堂教材皆经日本编订，聘任日本教习。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正式开学。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品行、读经讲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等十二门”，采用的教科书是其他省份编印的教科书或用教员自编的讲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举办三期后停办，前公立师范学堂学生、李端棻之养子李葆忠与同学李德晖、孙济宽、尹克襄、李良佺等，一起创办贵阳自励中学堂。李端棻一如既往支持新学堂的创办，欣然应允担任国文教授。学堂各学科仍聘前师范学堂教员，其中包括日本教员。

筹备贵州教育总会　普及贵州新学教育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同年夏，贵州学务处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继而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贵州人张朋园认为，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幸得学政严修主持创办经世学堂于先（光绪二十二年），乡绅李端棻广设学堂于后（光绪三十一、二年），思想渐次输入，人才始起”。据张羽琼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850所，其中，小学781所，中学15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31所，实业学堂13所，高等学堂10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辞世。临终前数月，虽已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临终前一日，他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并把自己一生的微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