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贵州
从1930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三军、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在贵州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并批准建立了全国唯一的省级地方党组织——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红军的足迹遍及贵州的68个县(市、区、特区)。红军所到之处,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工农劳苦大众寻求解放的道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及党的民族政策、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等,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帮助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革命武装,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地革命运动,开辟并创建了滇桂黔边区、黔东、黔北、黔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使贵州成为红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重要之地,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之地。
中央红军在贵州
1934年
12月初,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进抵湖南、贵州边境。蒋介石调集了10多个师在湘西、黔东地区堵截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极力说服多数同志,放弃了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红军分两路由湖南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2月14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县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到遵义西北地区”。李富春发布了《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随后,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西进,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
12月31日,进抵瓮安县猴场(今草塘)。是日夜,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坚持部队全速前进,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以“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并令部队作好渡江准备。
1935年
1月上旬,在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渡过乌江后,连续攻占湄潭、遵义、娄山关、桐梓等地。9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政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即遵义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改组了领导机构,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推选毛泽东为常委,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取消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习水县土城及赤水方向前进。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今元厚)等地向西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地区前进。【编者注:1935年2月3日,为农历甲戌年腊月三十,除夕;2月4日为农历乙亥年正月初一】。
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开会对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鸡鸣三省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15日,中革军委作出“东渡赤水,重返贵州”的决定。18日至20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向东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随后再次攻占了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消灭了敌两个师的大部,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3月5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占遵义后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3月12日,在遵义苟坝开会,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3月16日,红军在仁怀县茅台镇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3月21日至22日,红军由太平渡、林滩、九溪口、二郎滩等地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重返贵州。随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佯装红军主力,活动在黔北地区,配合红军主力南下。月底,红军在金沙县梯子岩、大塘、对门寨等地南渡乌江。在渡江过程中,钱壮飞同志失踪牺牲。
4月中旬,中革军委派出一股部队在清水江上架桥,并向黄平、瓮安等地出击,作出红军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以迷惑敌人,红军主力则南下威逼贵阳,调出滇军。随后,红军绕过贵阳,分两路西进,连克贵阳青岩、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紫云等地,于15日至17日,红军由坝草、百层、者坪等渡口渡过北盘江,攻占贞丰、关岭、安龙等县城,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