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相地看，方英文的长篇处女作《落红》幽默机智，道听途说，如此取材挖空心思构成一个短篇、甚至凑成一个中篇都可以，可他竟然写了近二十万字，且依旧不失其妙语连珠、机锋四射的语言才能；好谈风月，拒绝苦难。小说主人公唐子羽不思上进，牢骚满腹，既结交狐朋狗友，又免不了寻花问柳的人，能有多少深刻性？然而，当你认真进入《落红》及其主人公的艺术和心灵世界，你就不能不惊叹于方英文举重若轻的深刻，就不能不发现一种灵魂与肉体遭到双重撕裂般的痛苦，就不能不受到一个比表面的正经、皮相的苦难更令人震撼的心灵。

      以世俗的眼光看，《落红》的主角唐子羽是时代、生活，也是命运的幸运儿，四十五岁的他具有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所具有的一切：副局级职务，由职务所带来的非正式待遇供他专用的伏尔加轿车；在工会上班的漂亮、贤惠、忠心的妻子，聪颖健康的儿子；还有一个可以幽会谈心、美妙绝伦的情人。因为对于名利、地位他采取了“不争”的态度，他同领导、同事的关系也并不紧张，工作上也没有更多的烦恼。然而，他却时时陷人迷惘和悲伤，陷入自己为自己制造的不幸和苦痛，假若不是因为懦弱，因为缺乏勇气，他不知要自杀多少次！

       这不是有病吗？其实以超越或否定物质和世俗诉求的方式，来表现人物独特的精神心理要求，正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艺术作品经常使用的修辞方式，为了突出题旨，他们甚至不惜将人物的精神和心理推向病态的极致。如中国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外国的如《当代英雄》《罗亭》等等。

     《落红》中的唐子羽也是如此。他对周围的人和事，包括各级官员，共事的同事，亲密的朋友，朝夕相处的妻子，一心追求的情人等等，都不惜用一种近乎病态的旁观者眼光来思索、来分析，以至于使自己陷入人性不完美、社会该否定的悲观失望之中不能自拔。他确实也常做些帮助同志、朋友的事，确实也接受领导和朋友的帮助，但这不是他愿意这样，而是出于看透了世道人心的悲悯。就连与妻子的做爱，与情人的调情，他都十分清醒地把这当作讨好或安慰对方的方式。“因为妻子烦，丈夫得想办法安慰她，安抚的手段是性爱，而性爱并非包打一切的良药妙方，何况身体也吃不消”。这是他在一个雨夜与妻子做爱后的内心独白，表现出一肚子的无奈。仕途不利的王调研得到唐子羽的“神游汉唐”的墨宝，为了表示感谢，常把上层情报无偿提供给他，散淡的他不感兴趣也是正常的，“但他还是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并由此发出一番联想：“人不能只凭兴趣而活，只顾自己兴趣而不顾别人兴趣，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所以每一个人都渴望掌声，看着别人津津有味地表演，你怎忍心不拍两巴掌呢？”在这些似乎为他人着想，似乎十分宽容大度的善良中，隐藏的却是十足的尖刻与冷漠。一个将世道人心、人性，包括亲人的情感、关爱，看得如此清楚、寡淡的人，是活得最累、最痛苦的人，他的人生也必然是享受不到多少乐趣的人生。事实上，生的烦恼与死的恐惧，始终伴随着他。他对梅雨妃说：“我憎恨自己的懦弱，我恨我没有勇气抛弃这一切，假若我能像鸟儿一样飞他妈的翔，该有多好。”就连安息死人的墓园，在他看来也像“被切开的一块块豆腐，又像是张开的鱼网”，给他一种“人生也网中，死亦网中，似一只小飞虫，始终逃不脱一个网字”之感。

      如果说悲剧可以区分为主要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和主要由个人性格原因造成的话，那么，唐子羽的悲剧就是个性的悲剧，他对完美的痴迷追求，骨子里的傲气，对任何权势者的不屑，对世俗人生的卑视，对自己才能和智慧的自信与自负等等。正如他对朱大音坦露的：“我只是觉得，这个社会所展示出来的生活，跟我少年时代的梦想风马牛不相及，它不能满足我，不能让我激情澎湃，不能让我非凡、卓越起来，我对眼下的我所看到的一切，毫不含糊地持否定态度。可是，我又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连我自个也说不清楚。可能是不自觉地、无意识的缘故吧，我才把我的全部思绪倾注到一个女人身上。美女、爱情，或许也是一种毒品，我在吸毒呢。”而“爱情”也“他妈的不是个好玩艺儿，它不能使一个男人的心灵真正地安静下来”。

       唐子羽“少年时代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是他对女音乐教师的精神恋爱，女教师与一位男医生的正常结婚却使他幼小的心灵遭到沉重地打击。女教师用过的红纱巾竟然被他珍藏了三十多年的事实，说明他是多么珍视这梦中的美，并难以忘怀这美好的破碎所给他的伤害。在失望中几次出现在他脑海中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既一次又一次地表现着艺术与人生、童年梦想与现世人生的巨大差异，又提醒着读者，唐子羽原本并不是那么可憎，他的精神和心理原本是那么纤尘不染地纯洁。他的错误就在于他以一种绝对理想化的标准来要求社会、人性和人生，也以此来要求自己。性格即命运，或一种性格产生一种命运，也产生一种人生悲剧，并造成了唐子羽那种可堪同情的沉哀的人生。

       无论怎么说，似乎都不能否认《落红》中唐子羽这个形象在精神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光造就他与现实的世俗人生的距离而言，而且也就他与现有的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而言。如何界定《落红》及其唐子羽这种形象的社会、文学内涵，他的认识意义与美学意义呢？首先，《落红》具有不容置疑的社会批判价值，不仅唐子羽眼中的官场病、机关病是现代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就是他对弥漫于当前人际交往、亲情关系中的物质交换原则的批判也是深刻的。他的类似于病态的偏激与尖刻，不仅不能说明社会交往中的物化现象的不存在，恰恰说明了他理想化了的片面的深刻。唯此，唐子羽就是一个在社会批判意义上，具有自己独立价值标准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而作者方英文式的彻底，却不仅在于理解并认同他的批判性格，更在于对批判者的批判，写出了唐子羽的深刻脱俗，也写出了他的胆小、懦弱与全部的迷惘与彷徨，以及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的致命的弱点。所以他的许多言行、心理都有一种恶谑的性质，既恶谑别人，也恶谑自己。梅雨妃就看透了他的灵魂，一方面说他的病根“关键是你爱琢磨，越琢磨越觉得生活的卑俗”，“其实大家都这样活着”，另一方面又骂他“只会讲下流故事”，是个对社会“没有多少用处”的“废品天才”。

       “废品天才”一词也道出了作者给自己主人公的文化人格定性。“天才”也者，常常对生活有常人难及的发现，“废品”也者，即没有多少实际用处的“蠢货”。其实，“废品天才”也正是对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尴尬处境的一种形象概括，他与哲人们“边缘化”“拾拉圾者”的命名具有异曲同工的忧患意识和哲学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上，当科学技术信息、社会物质财富如洪水猛兽般覆盖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时候，人文知识分子的那些思考与批判，已经何其渺小，他们的那些关怀与理想又将是何其微不足道。所以唐子羽的悲哀，就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人性的悲哀，他的病态也就是时代的病态了。

       唐子羽的形象还让人想起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所出现的“多余的人”的形象系列。“多余的人”是俄罗斯社会面临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动的产物，这些生活在社会上层环境的贵族知识分子，敏感到自己所寄生的阶级的腐朽，渴望开始一种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才华过人，善于思索，满怀理想，但却又天然地意志薄弱，耽于空想，缺乏真正走向民间社会的勇气，于是他们成为自己所处环境中的多余的人，怀疑、冷漠、孤独，夸夸其谈，放浪形骸，既缺乏对社会的责任，又不敢面对女性的真爱。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正是其中的典型。别林斯基曾经称赞《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的“痛苦的绝叫，但也是减轻痛苦的绝叫”；说毕巧林这个形象有着人们所没有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意志”，“即使是他的恶习，也显示出一种伟大的东西，像闪电穿过乌云一样”；就连他的情欲，也“是扫荡精神领域的暴风雨”。

       唐子羽当然生活在全然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然而他们在精神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样的与他生活的环境对立，一样的冷漠而孤独，一样的迷惘，一样的缺乏行动的勇气。当年，莱蒙托夫曾说：毕巧林的形象“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挥了的缺点构成的”，在唐子羽身上，方英文也几乎集中了我们时代整整一代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他表现了他们的超凡与高贵，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病态而漏洞百出、相互矛盾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是出自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中的否定，也可能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正在孕育中的真正的自我超越。

     《落红》还让人想到由屈原的《离骚》开始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叙述方式：自命高贵——怀才不遇——美人香草——无枝可依的上下求索。这种以人物的精神志趣为本体的结构原型同以“史传”为本体的结构原型，形成了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流派。《落红》的叙述确有比较鲜明的主观浪漫主义特征，随心所欲联想、议论、行走，人们既可将它看作主人公真实的人生经历，也可将它看作主人公的一个梦、一段精神历程，一种“上下求索”无所得的过程。小说自始至终紧扣人物的思绪、心理、情绪，文笔优美，一气呵成，给人以血肉充盈的饱满感。

    节自《小说评论》2002年2期

    署名刘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