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筱喻长篇报告文学《天下大同》书评之五

读王筱喻长篇报告文学《天下大同》所想到的

张立国

首先，我要说《天下大同》这个题目用得好！什么样的内容能用、敢用这一题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响亮地喊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写马恩、写共产主义可用。《礼记·礼运》中写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提出了他向往的理想人格，也提出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即大同之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孔子确实是相通的，所以该书选用《天下大同》为题恰如其分。作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学者，特别是儒学研究者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开阔的胸襟和应有的历史担当；既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内涵，又充满时代的创新气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非简单的世界话语权的获得，而是站在人类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对东西方文化的总体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观照，对和平与发展的超越性想象，落脚点应当是也恰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里的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历史积淀和思想智慧。

其次，因为我搞当代文学、报告文学研究，所以对有关孔子和儒家文化的书籍涉猎甚少，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有关这方面的书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高尚榘先生的《论语歧解辑录》。《论语》在历史流传中歧解严重，历代解读《论语》者甚多，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出于政治目的的，有受学派学风影响的，加之文字训诂、义理演进、版本异文、分章断句诸原因，把个《论语》解释的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高先生不仅分析了歧解的诸种原因，而且将歧解材料按注释者生活时代及著作出现时间先后次序排列并加入“辑者按”做出简要评判，对阅读《论语》起到了权威工具书的意义。百万字的煌煌巨著，使人受益匪浅。第二本是散文家李木生的《孔子传》，他以平民的视角、大众的眼光、生活的逻辑加现代意识，用优美的散文语言书写了他心目中的孔子，现代人极易接受李木生的《孔子传》，它对今人理解把握孔子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本是柏祥伟的《孔府民间档案》，作品采用章断内联式，记录下孔府文化的种子在乡村的土地上萌芽、生根并飘荡在广袤的时间档案里。将孔府周边乡村的悠悠往事鲜活、诙谐、幽默、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来自乡村的带着孔府文化胎记的动人故事，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到儒家文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更是对乡村文明成长过程的悲悯观照。第四本是刘亚伟、王良的《1966阙里纪事》，作为有良知的作者，作为亲历曲阜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他们对当年砸三孔，刨孔子坟的详细过程，对谭厚兰、张道英、陈伯达、戚本禹诸人的言行进行了准确记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愚蠢与人性的邪恶，看到了“十年浩劫”那个沉甸甸的历史存在，更看到了孔子和儒家文化在“讨孔”岁月里所经历的匪夷所思的一切。

第五本就是王筱喻的《天下大同》。从《1966阙里纪事》到《天下大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写转换，而是两个时代的转换，是从砸烂孔家店的废墟里，破土而出的重放的儒家文化之花，其意义的深刻性也全在于此。作者既不属意于历史本身，也不拘泥于所谓的文学性（不拘泥不等于不注重，翻看全书，特别是那些写景抒情的段落，皆为不可多得的优美的抒情散文），他追究的是历史文化本身所蕴涵着的更加宏大深刻的精神，在纪实、阐释中进行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性建构。不客气地说，王筱喻的《天下大同》我认真读了三遍，这是新时代中国士人重新启动、传播儒家文化的真实记录，是弘扬儒家文化的真实历程。这些只能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留存于史，其他文学样式完成不了这一任务。其中好多事情王筱喻是亲历者，是直接参与者，这些记录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此书的意义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新时代儒学振兴的历史记录，是儒学社会意义的重释与弘扬。它也为后来的儒学研究者保留下了完整、丰富、鲜活、真实的历史资料。文章以大写意的笔法，粗线条地勾勒了杨朝明、赵德生、颜炳罡、高述群、王学典、王大千、杜泽逊等专家学者和公知型社会活动家为弘扬儒家文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每个人的事迹都是感人的，都是令人佩服的。习近平同志曾多次提到：“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上述诸君是在文化事业上创造历史的人。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然而我想质问的是：弘扬儒家文化何以使社会贤达、社会活动家们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

另外，走向历史的目的是走向未来；走向真实的目的是走向真理，作品没有将时间的下限止于古代，而是延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更着重于改革开放后的当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今天，这就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勾连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勾连起来，现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人不多，明确提出二者结合的理论主张的人更少，王筱喻是这极少数人之一。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就会领悟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应该通过“互释”和“互补”两种路径进行凝练、综合和升华，进而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来阐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形成中国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并强化这一理论体系的实践导向，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提升它。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必须包含着“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必须包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业绩。中国百年革命史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精神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虽然有着某些形态上的差异，但其内在本质却是一脉相承的，深度契合的。作者以曲阜及世界儒学论坛为着眼点，将当下儒学文化的叙事参与到了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建构之中，作者的那种强烈的文化自信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识，对弘扬儒家文化高扬儒学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要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王筱喻做到了，中国报告文学做到了。

当年陈独秀曾明确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科学不是万能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决定一切，我们深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别忘了上层建筑还有反作用力。在今天物质条件较为丰富的情况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却触目惊心，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到处都是，谁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如何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寻找心灵的确定性？1923年中国有一场“科玄论战”，回顾百年前的“科玄论战”，观照疫情肆虐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解决人类心灵的确定性问题。再想想“文革”后的信仰尽失，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深厚历史背景下《天下大同》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是适时而生的。“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报告文学作家理应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应该也必须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谢谢王筱喻和他的《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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