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兴


爱黄陂土地   塑黄陂形象


——浅谈黄陂历代官员廉政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的儒家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代为官为宦者，特别珍惜廉政的名声。名贵千金，品重如山，不为铜臭毁了自己的前程玷染祖宗，影响后人。清廉为官、爱民如子等做人为官清廉文化，在黄陂这块土地上历史悠久，渊源流长，成为黄陂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本文就从就从黄陂历代为官者清廉自守的感人故事入手，阐释在黄陂为官者清廉爱民的五种境界。


一、抱守清贫是一种境界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古代的读书人都是通过科举走上入仕的道路。十年寒窗苦，非今天所能体味。尤其是农家子弟，他们成长的艰辛和生活环境，很少出现蜕变。以清贫励志，成为人生轨迹的惯性，成为为官入仕的一种理想追求，创格古今完人的思想境界，是读书人做官的一种操守。


黄陂人黄霸在汉宣帝时担任颖川太守，已经是厅级官员了，仍过着俭朴的生活。每日粗茶淡饭，衣服破了补了又补。有一次，同僚来拜访他，看到桌子上放着稀粥和咸菜，笑赠雅号：“稀饭太守”。他说：稀饭为清心，咸菜不忘自己是苦根。后来，平反夏侯胜案有方，官至丞相，封建成侯，平时在家，依旧穿着补丁的衣服。


袁式在晋时任武陵王咨参军，司徒崔浩每有草稿作出，经常拜访求救。见其居住的是土砖茅庐，柴门透风，屋顶漏雨，很是过意不去。每欲替他另盖新房，均被婉言谢绝。其廉洁奉公，保持本色，当时人都很敬重他。


宋淳佑年间，福建人缪旭在黄陂做县丞，平夷了匪患，客死在任上，无钱安葬，同僚们与乡绅纷纷捐款。当地农民主动请缨，扶棂让其魂归故土，一时让人感激零涕。


据盘龙城《刘氏宗谱》，明洪武二年 ，江西吉水人刘拱宸以贤才荐黄陂知县。在任七年，性廉洁，家无储蓄，以老乞退，贫不能归，遂安家于黄陂县西南。他便成了盘龙城地区刘氏宗亲始祖，刘老湾有一副对联：“吉水状元府，陂城知县家”。土民纪其善政，罗列了十二条，刻在石头上，以志不忘。


刘拱宸的五世孙刘璨，在天顺年间，由庠生膺荐为陕西督盐正史，这是富得流油的美差。可廉洁不名一钱。正德年间奏勘灾荒，以劳瘁卒，客葬在庆阳北门，可谓：“一门廉吏，五代清风”。


把守清贫需要讨出代价，包括家人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不乏这样的典型案例，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正是这样的少数，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与脊梁。走出去的黄陂仕，走进来的外籍官员，成为黄陂古今的烫金名片，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与标杆。



二、看淡金钱是做人的本色，做官的底线


自古以来君子远财货，重义轻利，也是入仕的根本。用道德的良知来约束自己，用二程夫子的话说“絕人欲”在而自律。在金钱面前，考验着人性。如何战胜欲望与贪婪，需要有超常的自律和高尚的自我修养。做清官的同时，也需要贤内助的奉献与牺牲，成就丈夫的辉煌，家庭的荣耀。


刘拱宸担任黄陂县令期间，乡民郭俊英犁地意外获得了一大缸黄金，便以三斤十二两上进给他，却被正色谢绝。郭劝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冥冥中笑纳何妨”？刘说：“收你一文，我不值一文；收之片刻，却抱憾终生”。他的妻子知道，即行跪拜礼，以示祝贺。


据《黄陂县志》记载，周恒祺任漕运总督，督署主管财务的道员以30万两白银例行馈赠，他拒收，嘱存入库中，备作国用。他说：做官多年，官囊已够生活。财产愈多，愈易助长子孙墮落，有害无益。


黄陂蔡榨人徐国彬，在民国元年，曾任荆江堤工局经理，他力革旧习，改变堤瘦官肥的现象。十二年间，他拒收各种贿赂，拒领名类补贴，尽可能节省开支。做到款不虚糜，工归实用，堤身日臻巩固。从民国元年至民国四年，，他往返217里长堤达130次以上。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对险象环生的万城大堤，深入查勘，细心咨访。每届伏秋汛涨，没日没夜在大堤检查是否存在隐患，督促抢险。常常自掏腰包，招待工程技术人员。时人在二郎门与七里庙险要地段，为之立碑纪念，以后彰其负责，实现年年安澜的业绩。民国政府曾授予六等嘉禾章、二等河工奖章。


盘龙城人刘凤章为人正直，对钻营升官发财者深意痛绝。常谓此坏风俗、恶习惯，根深蒂固于人心，实为国家最可悲哀之事。他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黎元洪任民国总统聘为总统府咨议，恳辞不就。总统府照例每月发给薪俸300元大洋，亦坚持不收。这在今天很多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正是贤人与凡人不同之处。贤者不受嗟来之食，也是精神情操优劣的分水岭。


抗日战争时期，研子杨保易湾走出的杨学诚，担任鄂中边区特委书记，押解两麻袋银元到边区。途径故里，回家看望母亲。当时农村正值春荒。弟弟见他回来，一触麻袋，大喜过望。他说“一个银元也不能动”，到屋里拜过母亲，说明情况。老娘深明大义，让他赶快走，等湾里人挖野菜回来，人多嘴杂，就麻烦了。他只得就地一拜，噙着泪水而去。


在金钱面前不动心，在巨额资金面前不动摇，超然物外，才算得真正的清官。唯有眼睛明、心灵清的人才能做到。文官不爱钱这个基本点守住，才能为百姓办事，逐步迈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



三、关心黎民疾苦，热心公益事业的官德


孟子的“民为上，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为官入仕的信念。忘我工作，献身于公职，热爱投身于公益事业，付诸行动，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芒。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黄陂这片土地上，树立了一座无形的丰碑。


前面所说的洪武二年黄陂陂知县刘拱宸，在当时文庙坍塌的时候，即率先捐出薪俸，同僚广文、周贤等人也相继合力襄助修复。在二程坊得其裔孙叫祖川的人，令其守护。作为一项惯了例，从自己的薪俸中拿出一部分办学堂，训课仕子，一时人文蔚起。


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人邵大业，在雍正癸丑中举为进士，出任黄陂知县。乾隆二年，黄陂大水冲堤，东寺畈、理林等处一片汪洋，民居大半被淹。邵大业登城四望，沉痛不已。他一面组织人抢救被淹的百姓，一面捐出自己的薪俸赈济灾民，使受灾地区重现生机。未雨绸缪，他还捐款修筑毛清河等堤1138丈，预防水灾袭击。当地老百姓为纪念邵大业，称为“邵公堤”，并立碑纪其功德。在黄陂任上，每积政德，乾隆皇帝曾称赞他“洁己爱民”。邵大业在黄陂任职期间，生有两个儿子 ，分别叫“大小黄陂”，可见他对黄陂有深厚的感情，将黄陂作为他的第二故乡。


浙江平湖（今钱塘县）人韩惟庸，嘉庆甲戊进士，任黄陂知县，主持修文庙，建立考棚。辛卯壬辰二年大水，灾民无家可归。韩即捐出薪俸，专设粥厂，按时分点，不让饿死人。因政绩累累，擢升武昌通判。子季海、季德协助父亲关心民瘼，多有建树，分别擢汉阳府经历、德安府通判。


黄陂人蔡完，嘉靖年间进士，初任兰溪令，以贤能体恤弱势群体而感人。他经常访贫问苦，深入农家，了解民情，倾听下面的声音。他总抱着一个怜悯，接济困难家庭。他有一个耆好，倡导捐资助学，用自己的薪俸，扶持农家子弟读书。每逢佳节，他送上慰问金到孤寡老人手上。调任时百姓请留，朝廷朝为御史，赫然闻名遐迩。死后家庭无积蓄，仅存匹绢，幸得同官相助，始得以入土为安。


以功勋卓著，被同治封为“振威将军”的山东总兵王正起，发迹后热爱家乡。他仗义疏财，慷慨解囊，捐田100担，成立“香芹局”，专为贫苦的仕子生员提供进州府、省城考试费用，还经常资助寒门学子攻读搏取功名。


辛亥首义元勋、曾担任过黄陂县长的潘正道，经常走访贫困山区，用家庭的祖业接济无依无靠的老人，送米送柴送油，让人感动不已。对那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乡绅恶霸，给予严厉打击。让普通入能够扬眉吐气，有尊严的生活，传为美谈，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曾在黄陂担任过县长的先贤们，他们深深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在先一个百姓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及时解除了脸上的愁云惨淡。这种古道热肠，得到的是人民的称赞，让后人高山仰止，比起那些贪官是天壤之别。



四、毛泽东时代的民主监督 严惩腐败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民主是反腐败倡廉的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的这一观点，体现了辩证统一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时期内，黄陂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精神，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整肃吏治，严禁干部贪污受贿，雷厉风行力度空前未有。


建国初期，特别注重防渐杜微。一经发现，严惩不贷，黄陂某粮库负责人因私挪用了760斤粮食被检举，查账属实，判处死刑，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这件事，在干部中震动很大。


严肃财经纪律、制度，堵塞个人情感关系漏洞。商业局有位女出纳，未经批准，私自借人400元，查出问题，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这类案件，闹得满城风雨，让人不寒而栗。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驻队，在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按规定每餐付一角五分钱，四两粮票。桌子上不得有鸡蛋、鱼肉、豆腐之类的美味佳肴，否则，按价补偿，并通报批评。


在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化肥都得凭票供应。群众找点关系达到自己的要求，便送点鸡蛋之类的物品表示谢意，办事者诚惶诚恐的付款。干部接受群众请吃，往往都要按餐饮标准悉数退赔。


小事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笔者听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位局级干部因带一袋红苕，搭乘汽车站便车，结果受到降级处分。有一位领导干部在食堂吃饭，炊事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多打了几片肉，他连忙说：“做不得，做不得”！赶紧退去。


时代列车的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辜胜祖，回到黄陂老家，村委会热情接待，他照例付给了160多元的招待费。


出于爱护，不让大家栽跟头。频繁的运动，把干部整怕了。一旦检举出来，将面临灭顶之灾，人人如履薄冰，谁敢越雷池半步？



五、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地标所诠释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执政党在三年自然灾害战胜困难的精神，在于艰苦奋斗、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增加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夯实与人民群众的基础，在关键时刻，患难见真情。1954年12月，朔风凛洌，一次降雪达80毫米，气温降至零下十二度。黄陂县党政领导连夜紧急动员，抽调干部276人，组成62个小组，分赴农村送粮、送柴、送衣被到村湾。组织应急建筑队、医疗队，帮助修房补漏，免费为农民巡回治病，安全过冬。这一年，没有冻死1人，没有饿死1人，使人民看到共产党执政的新气象。


共产党的干部，在危险时刻冲锋在前，率先垂范。1954年的特大洪水，县委委员、县人武部长王金昌，带领4000多名县区干部和群众，日夜鏖战在民生大堤。8月28日，外湖水位涨到29.56米，6级南风推波助澜。一个浪头袭来，堤坝多处立见一个大垱。300多米的长堤严重脱坡，堤身在颤抖，情况十分危急。王金昌不顾个人安危，首先跳下水中，干部与群众跟着跃入，肩并肩、手挽手，筑成一道道人墙。经过长时间拼搏，大堤转危为安。


洪涝约伴，竟然接踵而至。1955年6月下旬，特大山洪突袭，长轩岭水位达36.22米。王家河区委副书记李金焱没日没夜，顾不上吃饭，带领干部抢救落水群众。在抢救过程中，他头顶小孩，腰背老人，在齐腰深的水中转移受灾民。长时间的劳累，精疲力尽，当他救出最后一个人时，倒在水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塑造了共产党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尾期，黄陂的干部，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经常驻队。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普通干部头戴凉帽壳，脚穿解放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晒得一身黑。长年累月在农村，了解社员生产生活情况，倾听农民呼声，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那时候，公社干部有一辆旧自行车公用，都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就连县委班子成员，也只有一、两辆老式的吉普车，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剂。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田灌溉工程，是艰难岁月的代表作。1977年秋冬，在滠水西堤改造中，年近半百的县委书记李玉山，把行李搬到工地上，住在草棚中。率领干部群众披星载月、餐风宿露，日夜奋战达100余天。按设计标准完成了主体工程任务。创造了黄陂水利工程的奇迹，也创造了黄陂干部艰苦奋斗的天方夜谭！


从汉代的黄霸、唐代的木兰到宋代的二程，在黄陂这片这片人杰地灵的山川上，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刘拱宸、刘璨、周恒祺、徐国彬记录了本土人的清廉，树立了黄陂官场风清气正的典范；邵大业、韩惟庸、李玉山等虽非黄陂人，却在黄陂留下了“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囗碑”。


各代的《黄陂县志》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课，激励后人对照一下镜子，不留遗憾，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继承先辈们的光荣传统，红色印记的足迹，在道义与欲望的选择中，不要迷失自己。


爱黄陂土地，塑黄陂形象！翻过履历，未曾愧对祖先、愧对儿孙、愧对自己！就是平头百姓，烂泥糊不上墙，让人戮背脊骨还有迟到的忏悔吗？


（本文曾录入2011年12月中共黄陂区纪委、黄陂区监察局《廉政文化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选编》，2021年12月31日搬家时发现，在手机上重抄过程中，作了若干修改）




潘安兴，(自号木兰山樵)，1949年10月11日生。湖北黄陂人。当年老三届，经历知青上山下乡，招工进厂，下岗打工，招聘到政府部门工作。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黄陂辞赋学会会长。著有《中华大家庭赋》全书182万字待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