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友谊关外的难忘岁月（二）

马成坪

7．拦车记

生病时，连队要车把我们送到卫生队或者师医院，但出院回连队时就没有车接送了，只有各显神通，靠自己抓车回去，于是平时从来没有机会出来的我们便在越南搞了几次“旅游”。

第一次从卫生队出院时，我先抓车来到几公里开外的北宁市，便在北宁街上逛了逛。说是市，其实北宁很小，就一个丁字形的街道。何况市里面到处残垣断壁，荒凉不堪，百市萧条，一片战争气氛。在公路上我拦下了一辆越南人民军的军车，我说的话司机不懂，司机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在车行到公路和铁路的平交道口时，我乘车速慢，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使劲便爬上了车。上车后我大吃一惊：原来车上装载了一车炮弹，怪不得司机不让我上车呢。后来车开进了一座仓库，我才找个机会下车，又热又饿，走了半天才找回到连队。

从师医院回连队，路程更远。这次我有经验了，加上同路的还有一位连队的战友，一起就去公路上拦越南军车，虽然不知道车到哪里，但知道它是南去的，方向不错就行。到了北江以后，车子要转向东边往海防去了。司机停车要我们下车。当时同路的战友张行金提议我们不下车，乘此机会溜到海防去游玩一趟，并说以前也有老兵这样干过。

我问：“后来回来怎么样了？”

他说：“受处分了。”

我说：“那我不敢去，要去你一个人去吧！”

最后他也不敢去了，两个人拦下了一辆中国高炮部队的车回到了市求。

我们连队还有一个1968年参军的沔阳籍战士，他也是在卫生队住院后一个人拦车返回连队。在途经市求大桥工地时，意外捡到几颗没有爆炸的美国钢珠弹。钢珠弹的形状和乒乓球差不多，内外两层，夹层之间装满了豌豆大小的钢珠。在一个巨大的母弹钢壳之中，装有几百枚钢珠弹，投下来后，母弹在半空中爆炸，钢珠弹洒落一地，落地后再度爆炸，钢珠如飞花四溅，对人的杀伤性极大。这位老兄文化革命在家时是敢死队队长，颇有不怕死的精神。他把这几颗钢珠弹装进了挎包带回了连队，准备作为纪念品收藏。幸好几天后他忍不住拿出来向战友炫耀，被老兵发现，全部给他扔进了一口废弃的深井里，才避免了一场事故。设想一下，如果这位老兄自己私下拆卸这颗钢珠弹引起爆炸，不但他自己性命不保，恐怕还要危及多人的生命。连长朱德华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集合全连战士，向大家宣讲了部队中因为拆卸波罗弹、钢珠弹造成惨重事故的血的教训。

马成坪和朱德华连长家人合影

8．连队来了医疗小分队

从师医院回连队后，我被调到勤杂班，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成了一名司号员。这段时间，抢修任务逐渐减少，政治学习越来越多。除了学习，还要搞“三忠于”活动，在营区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建毛泽东思想宣传橱窗……

司号员马成坪

一转眼就入越一年了，这一年来，我们远离祖国，远离亲人，不知何时才能班师回国。特别在1969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想到不能与远在祖国的亲人团聚，心绪难平，恨不得能马上回到祖国，回到他们的身旁。部队发现了战士们的思乡情绪，马上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大家建立长期服役，长期援越抗美的思想。

春节后，连队发生了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大家的情绪立即有了好转。

原来，广州军区向我们援越抗美部队派出了医疗小分队，深入到连队为部队防病治病。我们九分队也来了一个小分队。这个小分队共有3个人，都是女兵，来自广东乐昌某解放军医院：一位医生，一位护士，一位干事。医生姓陈，约40多岁，是个主任，我们都称她陈主任。陈主任身上有一本红色封皮的袖珍毛主席语录。那时我们每人都有好几本这样的“红宝书”，不稀奇，但是她的“红宝书”内记录着三次在北京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间，这让我们每一个战士都对她肃然起敬。

医疗队的到来——应该说是年轻女军官的到来，让我们战士尤其兴奋。长期生活在一个和尚的世界中，又不准和外面异性接触，现在突然来了几位女同志，战士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在这段时间内，原来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一下子病多了起来，每天都有大量战士前来找医生、护士检查身体。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毛病，只是想找个借口来与她们在一起呆呆，找点话讲讲而已。

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她们并没有不高兴，而是主动下到班、排去，巡视营房周边的卫生，解答战士们的健康咨询，让战士们倍感亲切。看到我们用水不便，吃饭前不注意洗手，她们还帮助我们建起了洗手装置。即在高处安装一个大桶，我们打上来的井水先倒在大桶里，再用竹子当管道，把水引下来，让我们吃饭前洗手。洗手装置建好后，她们每天都要监督我们饭前洗手，直到班、排的战士们开了饭，看着他们洗了手，她们才回连部吃饭。那时部队开饭前都要列队唱毛主席语录歌。虽然只剩她们三人，也坚持要列队唱歌。三个人的小合唱就成了我们连部的一道风景线。

9．珍宝岛事件和中越关系

1969年3月2日，在我国东北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都坚持认为，位于黑龙江江中的珍宝岛属于自己的领土，两国军队在岛上引发了军事冲突。中苏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

这件事情在越南也有强烈的反应。

事实上，中越两国之间早就有了政治裂痕。这是因为我们提出反帝反修的口号，他们对此颇有微词。他们一方面接受我国人力和物资上的援助，一方面又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反对帝国主义可以，提修正主义就不行了。只不过大家都在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在连部前面的宣传栏里张贴了一些宣传资料，如珍宝岛地形图及事件真相等，其目的一是为了向越南老百姓宣传我们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集越方对这件事情的舆论和反应。大部分越南老百姓都不敢到宣传栏来看我们的资料，因为现场就是一个复杂的情报人员的战场。其中有不少穿着制服的越南公安人员，也有身穿便衣的暗探，他们在监视着老百姓，阻止他们与我们接触，同时也监视着我方的情报人员。因为我们也有不少懂越语的情报人员混杂其中，收集老百姓对此事的议论。据说老百姓基本都倾向于苏联，说什么珍宝岛是苏联的领土啊，是中国人侵略，开了第一枪啊……

一天到了吃饭时间，我大声招呼一位翻译，说：

“X翻译，吃饭了！”

事后，翻译严肃地批评了我，说越南便衣也能听得懂华语，这样喊，暴露了他的身份。

以后，越南人民军还向我方提出：一个战场，两支军队，两种生活标准，对他们的战士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当时我们的出国队生活标准很高，比国内部队好，比起越南人民军更是好得多。为此，后来越南当地政府停止了对我们部队的蔬菜供应，我们的生活标准也自动降下来了。

10．紧急集合号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我们出国部队虽然远在异国，也和国内军民一样，要在第一时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越南使用的是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要晚一个小时。那天晚上9点前，指导员师成名突然把我叫到面前，命令我吹响紧急集合号，让我大吃一惊。虽然我们部队身处战场，但是还从来没有吹过紧急集合号，这可是出国几年来的第一次啊！

当时我们连队三个排的住处，以连部为中心，处于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相互之间隔得较远，不管哪个排的战士到连部，都有将近10分钟的路程。那天晚上，他们与往常一样正在自由活动，突然紧急集合号急促地响了起来，他们还以为美军从天而降，在惊异之中立即行动，用了不到4分钟就全部在连部门前的空场上集结完毕。当听说是要收听九大的广播后，战士们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坐下来认真收听来自北京的消息。

11．会战24公里

4月底，我们中队接到命令，转移到一号公路78公里处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战士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暗自高兴：这样一来，我们离祖国越来越近了。

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市求，乘车北撤，一路经过北江、克夫、朗那，到达新的驻地同模。具体的施工工地在距同模镇几公里的一个山沟里。那里是越北山区，山高坡陡，一段河友铁路的线路在此形成了一段又陡又急的弯道，每当火车从此处通过，都要前面用机车拉，后面用机车顶，两个车头用足劲，推拉起来都还觉得吃力，成了河友铁路上的一个瓶颈。为此越南政府要求我们为他们改造这段24公里长的线路。我们一支队将几个团调到此地，集中兵力在此进行一次大会战。因此我们把这次战斗任务称为24公里大会战。

进入工地，完全是一派轰轰烈烈的会战景象：数不清的施工机械在此挖掘土方，拉出了一条又平又直的新路基；面对一座拦路的山峰，我们还要开凿一条1300多米长的大隧道，这在当时堪称是东南亚最长的隧道了。当然，一路上还有不少新修的桥、隧、洞，由于我们只能在这个山沟里施工，对其他地方的工程项目不能一一道来。

我们连队负责修筑一段路基下面的涵洞，要求10月底一定要完成任务。时值盛夏，战士们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日夜施工，其辛苦程度可以想象。更难以忍受的是，我们的驻地就紧邻弯急坡陡的铁路边，火车从此经过，“哼哧哼哧”的声音一夜数次将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搅得大家整夜无法睡觉，直到过了很久大家才习惯了。我因为是司号员，平时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任务是保障工地上战友们的喝开水问题。

在此期间，9月2日是越南的国庆，那一天，越北军区文工团来到我们工地慰问我们，并带来了精彩的，具有越南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可是过了一天，也就是9月3日，我们突然获悉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同志不幸逝世。其实，胡志明逝世的准确日期是在9月2日，为了不和2日的国庆节犯忌，向全世界公布这一消息时，就把他逝世的日期改为3日。为了缅怀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在营区还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

涵洞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去参加修建同模车站的大会战。同模车站经历了美机无数次狂轰滥炸，早已是百孔千疮，现在站里仅有两条铁轨供车辆经停或通过，无法满足运输的需要。在这次改造工程中，车站要扩大规模，增加七八条轨道，并且还要在山洞里建设一个崭新的机务段。工程完成后，24公里新线从这里连接上原先的河友铁路，这里将成为一个崭新的交通枢纽。

我们为越南铁路改造的三条轨铁路

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二营的全体官兵在此施工。但工程规模很大，把我们加进来，施工期也要半年。此时上级向我们传达了命令，力争两个月完成车站的施工任务，保证年底前回国。

来到越南近两年，天天都在盼望早日完成援越抗美任务，早日回到我们的祖国。这段时间，小道消息一直不断，一下子说我们就要回国了，要到北京修地铁；一下子又说要到坦桑尼亚去修坦赞铁路。最让人羡慕的是，一下子说XX支队要回国了，一下子又说XX支队已经回国了。让人心花缭乱，思绪万千。现在一下子有了就要回国的官方消息，我们顿时士气大振，干劲倍增，团结战斗，配合默契，机务段完工了，车站完工了，配套工程完工了……一时捷报频传，居然两个月不到就拿下了整个工程。

回国前夕，我国驻越大使馆王幼平大使及武官来到部队，亲切接见参加同模施工任务的我全体官兵，表彰了我们吃苦耐劳，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的大无畏精神，夸奖我们无愧于五个伟大代表的名称。这让我们全体官兵倍受鼓舞！

12．胜利凯旋

我们六团的工程任务终于完成了，回国，这件让人盼望的事也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1969年12月28日，我们九分队全体官兵来到位于凉佳的烈士陵园，最后祭扫埋葬在这里的战友。这样的烈士陵园在越南有好多处，每一处都安葬着数十上百为了援越抗美而牺牲在越南的中国士兵。他们为了越南人民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从此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不能与亲人相见。我们在临行前，来向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战友说一声再见，告慰这些烈士，援越抗美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越南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

在以后的年代中，两国之间发生了很多让人痛心的事，他们一直默默地躺在地下，与祖国、与家人完全隔绝，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迎来了来自祖国的第一批亲人祭扫团，但是时光已经流逝过去了30多年。不过，就是在两国最交恶的年代，这些烈士墓都一直得到越南老百姓的照料。

12月31日，我们二大队（二师六团）胜利完成了在越南的全部任务，凯旋，返回祖国。当时整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七团和九团留下来继续施工，直到1970年7月才最后撤离越南。他们是最后一批撤出越南的中国部队。那一天我们乘坐的军列（也是闷罐车）驶近中越边境时，我们的内心无比激动，我们饱含着热泪，从心底默默呼喊：祖国啊，我们回来了，你的儿女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不一会，军列通过了边关，已经行驶在自己的国土上。边境上，祖国人民搭好了凯旋门，准备好了横幅标语和彩旗，欢迎祖国的英雄儿女胜利归来。在夏石车站，我们全体官兵又重新穿上绿军装，佩戴上红帽徽红领章。我们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面貌出现在祖国人民面前。车到南宁车站，广西人民政府在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凯旋班师的英雄军队。

越南有关人员在边境欢送我军回国

当车到长沙时，当地市民看到了一支奇怪的部队：所有的官兵都身穿崭新的绿军装，佩戴崭新的领章帽徽，像是一车新兵。但是他们的脸又晒得黝黑，脚上穿的解放鞋也洗得发了白。他们真是弄不清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在湖北，我们休整学习了三个月，又引军北上，投入到新的三线建设之中。

作者简介：马成坪，1968年从湖北仙桃参军，铁道兵二师六团战士。1968年4月新训结束后，在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大队九分队服役，参加了援越抗美战争。1970年部队回国后到陕西紫阳，参加了襄渝铁路的修建。1971年初退伍，分配到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在武汉居住。

槛外人 202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