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星-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宣统二年（1910年），他考取官费留学，在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史识与考论功力，为国内外学界所推重。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解放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的研究。

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是季羡林的老师、王国维的知己、梁启超自比不如的学者

1932年夏，清华大学校园内“流言四起”，同学之间，因为一道题目而争论不休。

就在刚刚结束的新生入学考试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因为这道题而交了白卷。

这次的入学考试只有两道题目，一是以《梦游清华园记》为题，完成一篇作文；二是以上联“孙行者”为题，对出下联。

正是简单的“孙行者”三个字，成为了这次考试的“拦路虎”。

谁也没想到，经历了白话运动的洗礼，作为学术界最“时髦”的清华大学竟然出了一道对联题，学生们纷纷吐槽题目的食古不化，甚至连报纸都对此举进行了批评。

而这次考试的“始作俑者”正是陈寅恪。

最终，这场“风波”由陈寅恪亲自发文解释，才得以平息。

说起陈寅恪，他是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的老师；是王国维至死的知己；

是梁启超自比不如的学者；

是牛津大学建校三百多年来，首次聘请的中国专职教授。

他的学问，更是被傅斯年称赞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样一位学问渊博的人物，身上却有着一个个让人疑惑不解的谜团，海外游学13年却无学历，在晚年竟然花10年的时间，为一名青楼女子作书立传。陈寅恪是不一样的“大师”。

1899年，正值陈寅恪9岁之时，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因拥护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一起被牵连的还有儿子陈三立，也就是陈寅恪的父亲。

在此之前，陈宝箴是湖南巡抚，曾辅佐曾国藩，儿子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饱读诗书，中过进士，曾身居朝廷要职，后自愿回乡辅佐父亲陈宝箴。

在当时，陈家可谓是真正的名门世家，陈寅恪也因此被称为“公子的公子”。

然而，突来的变化让陈家境况急转直下，陈宝箴暴毙，陈三立下定决心从此远离政治，并一再叮嘱儿子要不以“应科举，求功名”为目的读书。

在父亲的教导下，陈寅恪饱读经典，12岁那年，踏上了远去日本的渡船，开启了海外求学之路。

转眼二十几载过去，1925年，梁启超兴致匆匆地走进清华校长曹云祥的办公室，此行，他的目的是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加入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团”。

此时清华国学院已有三位导师“坐镇”，分别是德高望重、曾是溥仪老师的著名学者王国维；

声名远播、《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梁启超；

留学归来、哈佛毕业的语言学家赵元任。

在这样厚实的导师团背景下，曹云祥问，“他有博士学位吗？”，梁启超摇了摇头。

曹云祥紧接着又问，“他有著作吗？”，梁启超又摇了摇头。

既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这可让曹校长犯了难，最后，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作用。

梁启超说到：“我也没有博士学位，虽然著作有不少，但还不如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正是这一句话，让曹云祥下定决心聘请这位“无学历、无著作、无声望”的“三无”导师。

按理说，陈寅恪在海外游学多年，没有著作和声望尚可理解，但“混”个文凭总不是难事吧？然而，他唯一的一张文凭却来自于上海复旦公学，仅相当于高中学历。

对此，陈寅恪的解释是，获得学位并不难，与其两三年内被一个学位专题所束缚，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其他知识，他宁愿选择不要学位。

13年的游学之路，哪里有藏书、哪里有好的老师，陈寅恪就到哪里去，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学府都曾有过他的足迹。

陈寅恪就是这样心无旁骛，一心求学，世俗的学分、学历皆不在眼里，学海无涯，唯学为真。

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的到来，终究掀起了清华新的篇章。

虽然，陈寅恪只有高中文凭，又是四大导师中声名最弱的，但他的到来，很快就让清华大学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每当上课铃响起，陈寅恪的教室里总是人头攒动。这些人不仅来自清华，还有外校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甚至还有吴宓、朱自清这样的教授，因而，人们形象地称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

成为清华教授已实属不易，成为教授之教授，更是难上加难，没有几把刷子，是不行的。

铃声响起，陈寅恪身着长袍布衣，脚瞪棉鞋，手拿包袱，稳步走进课堂。

当他站上讲台，这位看着土里土气的老师，经史子集，上下五千年，纵横捭阖，出口成章，那真是字字珠玑，让人印象深刻。

陈寅恪还有个让普通教授闻之胆怯的教学原则，“四不讲”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以前讲过的我也不讲，我只讲从未有人讲过的。

真是牛气哄哄！

陈寅恪敢如此“夸下海口”，只因他的博学强识。

从学术来讲，陈寅恪从西方回来，却带回了真正的东方学，他不仅对宗教学、敦煌学、藏学、突厥学研究颇深，还精通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语、西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

苏联学者曾在蒙古挖掘出三块突厥碑文，遍访众人无一能解，最后，辗转找到陈寅恪后，才得以将其译解出来。

曾有人向陈寅恪的妻子唐筼求证，陈寅恪是否真的像外传一样懂三十多种文字，唐筼笑着说：“也就十七种而已。”

凡尔赛文学的鼻祖，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而陈寅恪的博学，不仅体现在课堂上对中西方学术的侃侃而谈，甚至连同学们下课时，闲聊起的葡萄酒，他都能将其发源和流传过程讲述得头头是道。

所以，师生间不论谁有文史方面的疑问，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请教，他也因此被称为“活字典”。

如此牛气的老师，自然少不了牛气的学生，朱自清、蒋天枢、季羡林、周一良等大师都曾是他的门生，正所谓师之大者，桃李天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失守，陈寅恪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经85岁的父亲陈三立爱国心切，义愤绝食5天后，溘然长逝。

陈寅恪悲痛不已，为父守灵49天，而此时，陈寅恪因高度近视，加之长期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

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尽早做手术，但战事越发紧张，清华大学已准备南迁，如果动手术的话，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休养。

于是，陈寅恪决定放弃治疗。

他只能带着失明的右眼，和家人一起匆忙逃离沦陷区，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而这个过程中，最让陈寅恪心痛的不是失明的右眼，而是在战火中焚毁的藏书。

如果问，陈寅恪一生中最爱做的事是什么，那非读书莫属。

早年求学之时，陈寅恪家境殷实，所到之处必先寻其典藏之书，用其研读，豪购之举令人诧异。

而在柏林上学的时候，手头就已不再宽裕，他每天仅靠一顿少量的面包果腹后，就一整天“泡”在图书馆里。

当年，赵元任夫妇曾与陈寅恪在柏林相处过一段时光，那时，陈寅恪总吃炒腰花。后来，他们在清华重聚，赵元任的妻子特意让人做了炒腰花，但陈寅恪却一口没吃。

在赵元任妻子不断追问下，陈寅恪才无奈地说，“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啊”。

虽然，那段时间陈寅恪过得并不富裕，但每每遇到好书，他还是会再勒紧点腰带，省出钱把爱书买回来。

因此，在离开北平前，他最先打点好自己的藏书，将其妥善寄往长沙。

但遗憾的是，还没等书运到，陈寅恪就又要随清华大学南迁昆明。

等这些藏书运到长沙时，因无人接应，最终全都焚毁在战火中，而他随身携带的书籍，等到达昆明时，也已被盗走大半。

对于一个“书痴”而言，这是何等的痛心疾首啊。

就这样，在乱世中颠簸了两年，陈寅恪却意外收到一封聘书。

英国的牛津大学聘请他为该校汉学教授，并在信中明确写道，陈寅恪是牛津大学建校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

这无疑是对陈寅恪的最高评价，但身处战火之中，他又如何能随心而行呢？只能暂且将其搁浅。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此时，战事让生活变得更加艰苦，加之右眼失明，陈寅恪的内心备受煎熬，但是他没有停下做学问的脚步。

逃亡时，记录着学术见解的藏书都已焚毁，陈寅恪只能靠着惊人的记忆，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著作。

那时，陈寅恪的工作环境十分简陋，茅草房内闷热难忍，一个大箱子，一个小板凳就是他仅有的办公桌椅。

写着写着，他就会突然大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但是发泄完，就又拿起笔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书写。

长此以往，左眼的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到了1944年，《元白诗笺证稿》终于完成了，但陈寅恪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不久后，二战结束，陈寅恪决定前往牛津大学任教，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治疗眼疾。

遗憾的是，手术并没有成功，最终被诊断为双目失明已成定局。

双目失明，对于任何人来讲，无疑都是巨大的打击，更何况是一位以书为伴的学者。

抱着绝望的心情，陈寅恪辞去了教职，毅然回国。

失明后的陈寅恪，漫步在熟悉的清华大学校园内，却感到如此陌生与不适，但他很快就又投入到教书匠的生活中，平淡且充实。

然而，陈寅恪的生活好似注定不能一帆风顺，没多久，他就两次被动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其一，解放前夕，胡适派专机接“教授名单”上的人，陈寅恪正在名单之中，他先是随飞机到了南京，后又辗转到了广州。正是这一举动，成为了他人生中巨大的一个“争议点”。

但是，他最终却拒绝了随大部队前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广州的岭南大学教书。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再次被邀请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职务。

这次，他又拒绝了，甚至不惜与往日最疼惜的学生“翻脸”。

有官不做，这是为何呢？

在陈寅恪心中，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而纯粹的学术成果，需要保持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才能打破桎梏，心无旁骛。

正如他为王国维所写碑文一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对往昔知己的赞扬，也是他一生践行的信仰。

十年作书立传

拒绝了官场的邀约，陈寅恪的晚年，都是在岭南大学度过的。

虽然，他暂时得到了陶铸的庇护，却过得并不算好。

那时，他不仅双眼失明，还因意外滑倒 导致长期卧床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却决定为明代烟花女子柳如是作书立传，震惊了众人。

而这个过程之繁琐，也是非常人能想象。

因为失明，陈寅恪无法亲自翻阅史料做笔记，只能在助手的协助下，先查找整合史料，然后在心中组织好文字口述给助手，再由其记录下来。

有时在傍晚时分，陈寅恪突然想到文章中有需要改动的地方，他就整晚不敢睡，生怕第二天遗忘，直等到清早助手赶到后做了更改，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地。

就这样删改无数遍，《柳如是别传》终于完成，历时10年，所著85万字。

许多人对于陈寅恪花费如此力气为一个青楼女子作书立传，表示无法理解。

然而，真正懂陈寅恪的人却给予了他热烈的掌声。

柳如是虽为烟花女子，在明清两朝交替之时，却不卑不亢，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这又何尝不是站在时代交叉口的陈寅恪的处境呢？

历时十年完成《柳如是别传》，又何尝不是陈寅恪对自我坚持理想的一种无声地呐喊呢？

带着世俗的不理解，1969年10月7日，一代大师陈寅恪在高音喇叭的恐吓声中去世了。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的离开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直到2003年，他的骨灰才与夫人合葬在江西庐山植物园内，墓碑旁赫然镌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个大字。

寥寥几笔，却蕴含了一代国学大师终身恪守的信仰和真理，留给后人的，却是对一位真正的学者的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