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7.5.15时，我们一行如约而至，来到了头天下午在贵阳一中相见相约的《华之鸿读书处》。

早已在此等候的蓝毅老人，带领我们一行6人到了他8楼的住处……只见书柜众多，书柜依楼梯而立，装满了各种书藉……

我已年届望八，作为母亲的小儿子，至今对母亲还有一笔未了的心债，那就是写一篇缅怀她老人家的文章。之所以迟迟不下笔，并非写不出来，而是回顾往事手中的笔异常沉重，因为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家庭和个人的遭遇，更有对历史的反思。何况，仅家世而言，我还惊奇地发现，母亲早年的人生经历，居然也在我兄妹的早年重现，所不同仅仅是场景与角色的变化而已。

总体而言，可能是宿命的关系，上苍早注定我们几代人的命运。虽然悲剧对母亲不公，但她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在时代缝隙中的那种生存智慧，回想起来至今还感慨万千。大概是母亲命硬、八字了得所致，使我们兄妹躲过了风雨，最终看到了彩虹。毫不疑义，我们一家几代人的人生拐点，都有着与母亲割不断的关联。

前不久，我一位年近九旬的孃孃在与我聊天时，说了一句对母亲不逊的话，我毫不客气地责问道：“你这个‘小妹子’有什么资格评述？我母亲那样的人生经历你过得出来吗？”她自知不妥，立刻说了一些恭维的话。那已于事无补，因为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不容他人任意诋毁的。

母亲生于1913年，今年恰值她冥诞110周年。之所以我在标题里使用的是“诞辰”？因为她永远活在我们家人的心中。1997年，一生坚强的母亲没有迈过命运的第二道坎，魂归天国，终年84岁。

感恩母亲

说起母亲的家世，毫不夸张的说，她含着金钥匙降临人世，但随后的人生经历却是九死一生的磨难。接踵而至的命运安排，犹如坐过山车一样，母亲经历了一生的跌宕起伏，却在别人眼里成了“传奇”般的存在。这绝不是幽默，而是现实与命运的错位，是时代对命运的嘲弄。

外公蓝泽煕，字子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是贵州乡试第十二名，两年后科举废除，被派云南为官，结识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云南个旧任矿业公司襄理的贵定人戴戡，两人成了公交私谊的朋友。民国肇造，戴戡出任贵州巡按使（省长），不久奉调入京。

1915年底，袁世凯背叛民国，恢复帝制，开历史倒车，使普天之下人神共愤。于是梁启超、蔡锷、戴戡、蹇念益、王伯群、王国祥、汤觉顿等七人在津门擘划，掀起护国运动；随后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兴。戴戡作为护国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成了贵州的领军人物。

当时外公正为母丁忧，辞官在家，经戴戡邀请投入护国大军之中，任北路军（由松坎入四川）总指挥戴戡部军法处长、军需处长（东路军由王文华率领，出兵湖南）。这场历时半年的护国战争，以袁世凯的去世而结束。

不幸的是，由护国的初衷始，结果却变质为川滇黔刘存厚、罗佩金、戴戡对成果的争夺，最终在刘戴之争的“成都之战”中，黔军虎头蛇尾煞羽而归。身为北路军司令的戴戡兵败自杀，外公在突围时殉职，年仅36岁。

母亲那年仅三岁，还未来得及看清“金钥匙”的模样，曾辉煌一时的父亲就骤然而去。外婆出自书香门第，是享誉贵阳的王家千金小姐。在王氏家族中，舅公辈王蔬农、王仲肃、王佩芬、王景渊最为著名。外婆从小耳濡目染，琴棋书画都有一定造诣。她与外公感情甚笃，外公身亡后忧郁成疾，遂萌生殉情之念，但放不下这个年幼的独生女儿。

一天，母亲随着外婆去外公的四弟（外公是七兄弟中的大哥）蓝平辅家串门。临走时，外婆称自己近来身体欠佳，烦请四弟代为照看小女几天。嫂子的所托，宅心仁厚的四弟自然应承。不久就传来了外婆自杀身亡的信息，四外公这才反应过来，我外婆生前的拜访是托孤之举。从此年仅五岁的母亲，就一直由四外公抚育，叔叔则变为了养父。

好在母亲天资聪慧，学习优秀，顽劣之中有些许不同常人的特点。他与两个异母同父的姐姐同读一个学校，因她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喜爱，故常对两位姐姐出言挑衅，甚至回家时张开手把住门不让两位姐姐进家。她胆大，特别热爱体育运动。多年后常听亲友们说，母亲会游泳，会骑马。我似信非信，因为从未听到母亲提及。但令我相信的是，当我们兄妹从小在河里折腾之时，她连一句注意安全的话都没说过，大概在她心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比之社会牵制淘汰还略公平。

1937年贵州省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支女子篮球队，母亲即是其成员之一。那是发生在之前的往事。当时贵阳女师一班思想进步而新潮的同学，在校长周步瑛的支持下，自发成立了一支女子篮球队，取名为飞鹰队，大有冲破世俗理念展翅高飞之意。球队成立后，苦于没有对手，于是她们就走出校门，找其他学校的男队比赛。无论球技如何，此举在相对封闭的贵阳城，毕竟是石破天惊之举，一时成为街谈巷的新闻。

队员之中，有校长周步瑛的侄女周馥（其父周步理），有秦延珍（安顺首富帅灿章的儿媳），还有姐妹花唐明英与唐明星，孙德芬和孙授先，刘家瑞、刘家祥、刘家福姐妹。学生时代的队友进入社会之后，命运各异。其中最顺畅的当属秦元珍，她曾任贵阳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等职务；唐明英嫁给当时贵阳警备司令马守援。孙德芬的妹妹孙授先嫁给当时贵州军统站站长陈世贤的弟弟陈世哲；周馥嫁给了国军将领郑仲坚；母亲嫁给了抗战归来的父亲万徐如，这一批女篮明星式的群体，不仅开贵州体育先河，而且还兴起一股军人追捧洋学生为时尚的社会风气。当时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学生太太，此风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期。每到星期六，贵阳女师的门口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一些年轻军官的身影和停在一旁的小车。

据周馥的儿子回忆，他母亲个子高，在球队里负责打嘎（英语译词，意为封堵）和抢篮板球；我母亲个子不高，但灵活果敢，常担任中锋的角色。可能是时髦之故，打球术语常用英语，如投篮（削）传球（扒十）封杀（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年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母亲回顾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不无感慨，还不时念叨当年球队队员的姓名、风貌，伤感地说：有的去了外省，有的已去世多年。她不仅哀叹世事无常，人的命运各异；还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当年的理想付之东流。

退休之后，母亲为此事还应市体委《贵阳体育志》负责人之邀，写了一篇资料。遗憾的是资料中竟没有一张飞鹰队的真实照片。爱关注史料的我也看到了一张民国时期女生的照片，吹哨的是一位身穿戎装的国军军官。但文字表述语言不详，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1938年，母亲升入了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风头虽然没有在女师足，但依然是一位令男女同学及老师难以忘怀的人物。记得有一天，我看一本外国小说《俊友》时，她随口而出，说翻译此书的李青崖是她大学时的中文教师，以翻译法国小说著名。母亲毕业后和李老师还有书信往来（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迁回了上海），后来就断了联系。说起大学时代，讲到师友情缘，她总是神情凝重，倍感沮丧，毕竟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是一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改革开放初期，母亲在家宴请从美国回国省亲的大夏大学同学刘克庄先生时，在座的众多校友作陪。阔别多年，当年的青春少年，历经劫波，已一个个变成花甲老人。但这次重聚，仿佛重新点燃激情，把他们拉回到那远逝的风华岁月。提及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逸闻趣事，笑语欢声，其乐融融，全然不在意满桌的美味佳肴。而母亲则是其中笑声最响、兴致最高的中心人物。记得刘克庄先生站起来，感慨地对母亲说，我在国外听说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今天你霸气依然不减，豪气仍在。在一旁的我闻听此言，心中一股酸楚之情涌上心头。刘叔叔，这是母亲多年的压抑憋屈，得以释放，无意间回复了好强自负而又坦荡的本性。刘叔叔可曾知道，自从我的父亲死于非命后，母亲在涅槃重生的日子，身心遭受了多少难以名状的煎熬？

1942年母亲毕业于大夏大学社会学系，担任贵阳师院图书厅主任，兼文通书局编辑。这一时期，她认识了刚从抗日前线归来的父亲。在父亲的执着追求下，万蓝两家喜结秦晋，有了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在电台街，与四外公一墙之隔，经父亲构筑，形成了当年被称为“万公馆”的两层小楼，并一个庭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能与母亲的四叔（养父）相邻而居是有历史渊源的。电台街北端，由华家阁楼始，紧接着就是两座花园式的别墅，即蓝家花园和“万公馆”，三栋建筑占了这条小街的三分之一。华氏企业的二代掌门人华之鸿，当年在电台街修建了华家阁楼（大觉精舍），之后，把相邻的一块地划给他的二女婿蓝平辅，建了一座占地三亩的平房别墅。待他养女蓝淑华要成家之时，华家又将与蓝家相邻的菜地划在我母亲名下，修建了“万公馆”。华家、蓝家、万家三家，不仅是姻亲相连，而且地缘也紧密相连，无意间成了电台街的一则佳话。后来父亲拓宽这一段小街，以便街邻出行，乃至于形成现在格局。

华家一向以发展社会事业为宗旨、为社会发展不吝啬投入。父亲头顶着台儿庄抗战英雄的殊荣，又喜逢与蓝家小姐成婚。华家成人之美也在情理之中。

1944年，父母婚后不久，父亲重返战场，任第八军副军参谋长兼任八十二师副师长，在云南松山与日军血战。在战火纷飞中的父亲，得知我大哥降生后，欣然将其小名取名为“松生”，以纪念这场残酷而又持久的战争。第二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退役还乡。远离硝烟，家人团聚，五年间二哥、我以及小妹相继出生。同母亲出生一样，我们兄妹也似乎都是含着金钥匙降临人世的。

1948年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谷正伦主政贵州，奉命构筑大西南防线，以挽回失败的局面。于是大量启用闲散在家的前军政人员，1949年6月父亲正式被任命为“贵州省特货稽征处”处长。所谓“特货”，是对鸦片的称谓，目的是处理原省长杨森所查处的鸦片，为解决财政问题而设立的部门。该处人员从省府各机关单位抽调组成，其中也有情报处的少量人员参与，但绝非特务机构。不意，父亲的就职，蹚了一道浑水，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1949年12月9日，云南卢汉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以何朝宗为首的贵州流亡政府成员，参加了这一重大的政治行动，父亲也参与了签名。不料祸从天降，父亲于1951年11月，死于镇反。那一年我的母亲仅三十几岁。

坊间历来就有人生最大的三苦之说，那就是幼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母亲四十不到，经历了两重苦难。第三苦似乎还没有出现。因为四个子女都还嗷嗷待哺，任何一个去世都会使她肝肠寸断，痛彻心扉，因为她知道他们都是父亲留在世间最后的血脉。天塌下来的家庭剧变，母亲痛不欲生，但命运还有一条绳拽在手里时，她绝不轻言放弃。于是母亲做了一件有悖常理的事，登报与父亲划清界限，重新做人，由于有激进言辞。以致一位父亲的袍泽好友把此事记在自己的日记，并留下“蓝淑华怎么能这样做”的愤慨之言。十多年后，他们再次相遇，他才明白了母亲的苦衷。不仅为这位“嫂子”的聪明才智所感动，还主动伸出援手，后来还帮助母亲进入服务站工作。

母亲在报上的惊人之举，换回了一家人的生存空间，她被政府安排到黔东南的中学任教。然而还有四个幼儿无人照管，眼看军管会限令搬离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母亲费尽心思，才陆续将四个子女分别寄养在亲友家。最惨的就是我这个幺儿。

收养我的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城市贫民，他曾经是二哥的奶妈，现在靠熬更守夜做酸菜、小豆汤为生，白天走街串巷叫卖，何时卖完何时再回家中煮中饭。一句话，我的童年是社会底层当野孩子长大的。

临到了入学的年龄，母亲才把我们陆续接到她身处的镇远中学。身为教师的她更关注的自然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当我离散多年的一家人才刚刚感受到一点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时，一场空前的劫难又降临在母亲身上。

1957年，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一场新的运动悄然席卷全国。运动之初，母亲作为黔东南的优秀教师，正在省城参与教材编写，工作还未结束就接到了学校电话，叫立即返校参加政治学习。

当时是根据文件精神，校领导三番五次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起初大家对1953年的梁漱溟，1955年的胡风事件，心有余悸。但耐不住领导一再劝说和保证。酸儒们一个个逞口舌之快，提了个人意见。这里仅仅讲一下母亲获得右派殊荣的反动言论。母亲的工作无可挑剔，但发言却犯了忌讳。他仅仅说了一句：“我丈夫已经起义，为什么还要将他枪决？”

想不到《人民日报》一篇叫《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发表，形势逆转。酸儒们所提意见，性质变质为反党言论。帮党整风，变质为反党。一切都是借人民的名义大加鞭挞，顷刻之间一个个灰头土脑的给自己上纲上线，以图过关。所幸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知何故，学校十几名右派中，只有我母亲与原教导处副主任黄荣琪被降职、降薪、戴帽留用。给母亲定罪的结论是“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妄图翻案。” 从此母亲远离了她视为生命的讲台，被发配到校图书室管理图书。

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一人独自承受着无形而巨大的政治压力。生活上，一家五口靠区区20余元为生。孩子都在上小学，不说一个个还不合时宜的一天天长大，更折磨母亲的是，在唯成分论的年代，连中学都不让读。何况父亲的问题未完，母亲又雪上加霜。

二哥毕业后，已经辍学在家。我与妹妹也将接踵而至。那时寝食难安的母亲，常常夜间靠在床头，自言自语。在举目无亲的异乡，连个商量或倾诉的人都没有，母亲的苦楚只有自己独自承受。她一句：“跟你父亲生活六年，我却付出了一生！” 这直戳心灵的感慨，叫我如何敢忘，至今想起还会泪目。

母亲毕竟受过家庭教育，每临大事有静气，困局之时总能焕发出她超乎寻常的睿智和有眼光。在一位学生的帮助下，她奇迹般的以生活困难为由，申请自动离职，将我们一家五口带回贵阳。说是奇迹，并不夸张。在那特殊的年代，一位戴帽留用、监督改造的人员，能申请离职回乡，我不敢说唯一，但绝对是少有的事。

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母亲带回家乡的不仅是她的儿女，同时还有那顶右派分子的桂冠。按有关规定，退职的待遇是一年按一个月计算退职费用，由于母亲已被降薪，十几个月的退职费，仅仅有200余元。人是回来了，但巨大的生活压力更将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四个孩子都在上中学的阶段，她不愿意看到谁辍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由于成分之故，进校读书是一道难过的坎。

贵阳毕竟是省城，又有蓝氏家族的余荫，在众亲友的帮助下及母亲不懈的奔走下，我们四兄妹总算跨进了中学校门。

随之而来一日三餐、学费从何而来？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得靠钱支撑！母亲为了全家的生存，不计劳苦、不顾往昔的身份，不计自己工作能否胜任，只要能挣到钱，就凭自己柔弱的身体，迎难而上。她跟街道上的伯妈们一起，到燕子岩砸过铺路的碎石；从未带过小孩的她竟然去给别人带小孩。在街道服务站，（当时的一种低收入人员，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一些简单生活用品加工的经济自救的生产机构，大都是小作坊规模）做过工，因有文化、人缘广之故，也干过业务，跑过材料销售。最终在友人的劝说和支持下，通过“邀会”的方式买了一台缝纫机学习做衣服，在普陀路开了一个缝纫店为生。

母亲孤身一人被下放到农村时，全凭这台缝纫机维持生存。社员们那都没有现钱付费。全凭他们自己的情况用食物抵钱，一下子仿佛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时代。但母亲毕竟不用去干农活，也不参加社员们劳累一天晚饭后还得集中到队长家，凭什么一天仅几毛钱的工分。好在时间不长，全社会伤筋动骨且轰轰烈烈的疏散下放运动走到尽头，下放人员在悄无声息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动作下，回流进城，真正做到了“哪里来哪里去”。 

母亲在环北服务站工作期间，因表现突出，不仅得到表彰，更重要的是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由右派变为了摘帽右派。在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类不伦不类、文理不通的称谓流行一时，什么历史反革命，摘帽地主，摘帽右派，劳改释放犯等等。明是宽容了他人，但又依然给别人留下有辱人格的历史印记。

无论怎样，久受压抑的母亲，总算看到一线希望，临近崩溃的神经也有所舒缓。那一年，记不清是“五一”或是“国庆”，办事处召集服务站全体员工聚餐，那天晚上母亲将烂醉如泥，是几个姨妈（服务站的通行称谓）将她扶回家的。

在生活极度窘迫的日子里，虽然有亲友的帮助，四个上中学的孩子不合时宜地一年年长大，生活所需也一年年增加。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将亲友送的旧衣服改了以后，吩咐我去买染料，将衣服染后给我们权做新衣穿。没钱买不起好的水果，就不时买一些水果店处理的“水眼”（将坏处挖去的）水果回家，给我们解馋，补充维生素。当然作为半大的子女，我们也不忍母亲独自承担生活的艰辛。每到寒暑假，母亲也会领回大批半成品的纸盒，在二哥的带动下，我们糊纸盒筹措学费。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那阶级斗争盛行的岁月里，母亲居然能让街道办事处为我们出证明去学校申领助学金。

我清楚记得，当时助学金分为三等，分别是8元、6元、4元，尽管我与妹妹得到的是丙等各四元，但八元钱在当时的作用，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因为在镇远长期的劳动锻炼，我们较城里长大的孩子更能吃苦耐劳。我与二哥也给亲友们送过煤粑，母亲看我机灵，原想叫我上街叫卖冰棍，后来不知何故，弃了这个打算。尽管生活再困难，在吃饭的问题上，母亲尽可能的做到美味可口。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未有过霉豆腐当菜、酱油拌饭的现象，当然这样困苦的生活并不值得留念。

1966年，又一个不寻常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空前绝后的劫难，每个人在其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上演了一场令世界震惊，使国人丧失理智。这疯狂的十年，将永远是以文明古国自诩的中华民族史上耻辱的标志。

这疯狂的十年，相对于我们这样明码标价、浓墨重彩的家庭背景，所遭受的磨难还算幸运。母亲的情况，老街坊和办事处一清二楚。但当时革命群众或者办事处工作人员都没有人将母亲作为革命对象，连大字报都没有一张，更遑论什么剃阴阳头、游街批斗。

至于后来母亲被疏散下放到农村，成为千千万万难民中的一员，母亲再聪明也不可能预知。未来的形势。当时的文件精神，母亲可以下放依靠早已在1965年就下乡务农的我的妹妹。历史这时又给母亲开了一个玩笑。期间，妹妹正和她的男友双双被批斗，成了轰动一时的“马兰事件”的主角。当时驻贵阳花溪孟关公社的一位姓邱的军代表，他在与女知青接近时行为不检点，时任团小组长的马某某为此在学习时对他提出意见，邱某某怀恨在心，利用职权，罗织了他什么什么收听敌台、对411骨干陈某贤提供食宿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两人进行批斗。

敏感的母亲感觉到小妹许久没有回家了，便叫我利用大礼拜（工地在外县的单位当时实行的一种休假方式，一个月4个礼拜天仅仅在工地休一天，另三天集中回贵阳休息这么一种方式），去小妹下乡处看一下情况。我一到知青点，只见晒谷场旁边，知青住房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中的主角就是马某某和小妹。我惊诧之余，也概略的看了一下大字报列举的罪行内容。大都是一些似是而非或莫须有或可大可小的事情，更多的，则是知青间为符合当时所谓批判，表现自我立场和态度的命题作文。但小妹的知青战友发挥过度也闹了不少笑话，他们也知道我母亲有下放到小妹落户地方的意向，于是有人称母亲为“反革命家属地主婆”，说母亲的目的是要躲在小妹的知青点当做自己的“安乐窝”。

我家成分高，但几代人中没有一个地主。因此当时觉得：你们自己生存尚且成问题，何来的安乐窝？不待我继续拜读革命群众的大作，已有人报告了相关领导。因为我和妹妹同校，我的同学中留级的就成了妹妹的同学，所以他们都认识我。在那里我没见到妹妹，反而被人带到了一位军代表的办公室。我见他和我一般瘦小的个子，打官腔都显得中气不足。他得知我是国营单位职工，对我说了一些貌似关于立场和政治的空话，我爱理不理。既不跟他的话，也不顶撞他半句。当时我觉得他不管是文化或者政治水平都还不如我。后来得知他姓邱，是磊庄机场驻军的一个地勤兵，似乎是海南人。

下放前，饱经磨难的母亲似乎也对人生有些心灰意冷，她唯恐自己会客死乡间，于是将我与妹妹带到了好些年都不曾上过的蓝家坟山上。那时只见坟山上茅草过人，但荒草中坟塚依稀可辨。母亲将我们带到一座老祖宗的坟墓旁，指着左侧无限感伤的告诉我们一个从未知晓的惊天秘密。母亲说：“你们父亲的骨灰就埋在这里。是用一个花钵装的。”说完之后大家再无一句话。不用说母亲似乎在交代后事，而我与妹妹一下子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好在苍天有眼，怜悯众生，母亲没有被逼上绝路。

几年后，苦难生活出现了转机，迎来了阳光普照，理性回归的朗朗乾坤。下放人员都先后回到贵阳，大体上原有单位的回原单位工作，没有固定工作的，兴办个体经济自谋出路，为改革开放起到一种探索性的尝试。在政治领域，对传统的思想理念进行了重大调整，对长时间在阶级斗争中存在和遗留的历史问题，以及相关事项进行了梳理和改正，为构建和谐社会、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母亲从大学毕业就从事教育事业，不甘心在这大好形势下置身，于是以当年从镇远中学自动申请离职是生活所迫为由，向有关部门提出诉求，要求重返教育系统任职。在大家的支持下，母亲四处奔走，终于有人指点迷津叫她返回镇远中学，找当时的领导人出具证明，于是如愿以偿。

母亲重返他阔别近二十年的教育系统，先在位于马王庙的贵阳师专任职，后来调到贵州科学院，直至以副研究员退休。母亲重返教育部门之前，因父亲的缘故，长期担任省民革成员，为两岸和平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82年元月，政府颁布了一个对近万名在历次运动中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理进行甄别改正的文件。母亲在亲友及父亲当年的袍泽和朋友的支持下，将1957年的旧话重提，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经过法院的慎重复查和执行相关文件精神，最终于1984年由贵阳中院作出裁定，父亲得以平反昭雪。随后，她又向有关部门申请归还当年被没收的两栋房产。为此事，母亲还找了刚到任的省委胡书记，并得到接见。经过母亲将近两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家终于回到了离别35年的家。虽然房子已有改观，但这毕竟是我们兄妹的出生地，父母曾经的家。

自从父亲平反后，我们家总算告别过去，一路向好，每个人都在社会找到个人位置。二哥还当上了公司副经理，并带队前往埃及援建，后来顺应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成立了自己的房开公司。当公司蒸蒸日上时，二哥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回报社会。在母亲的提议和敦促下，他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成立了一个以父亲的名义、以自己公司出资，联合民政局及劳改局，对那些因触犯法律服刑后，家中子女失学或生活有困难的特殊群体给予资助帮扶的项目，而且当他们的父母刑满之后又发给一笔就业启动金，让他们回归社会，正常开启新的人生。

母亲一生以教育为志职，又对子女失学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她受过磨难，因此对这样家庭的孩子有天然的怜悯之心。她知道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不能让他们因不是个人原因，而承担不是自己的责任。母亲是社会学高才生，自然关注社会，当然知道社会和谐对国家的发展意义，故她能以德报怨回馈社会。母亲不仅支持二哥回馈社会，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在她曾经工作过的贵阳师专，为鼓励青年教师提高知识水平，她先后赞助了不止一人。

母亲去世后，遵照她的遗嘱，将存折上的2万元款项无偿捐赠给了她曾经工作过的贵阳师专，作为对贫困学生的一点心意。这笔钱是由我亲自送到学校的，钱虽不多，却是母亲节俭下来的，当看到母亲存折上的存取款记录每次大多在十元或20元之间时，我感受到惊奇。

母亲调到贵州省科学院后，在图书馆及图书情报室工作。她认真负责，颇受好评，在评定职称时，有人对母亲曾经长时间脱离过工作有看法，但是在几位评委的支持下，她被评为了副研究员。期间有一年带队到北京出差，得到了原贵州省长、北大书记周林的宴请。

母亲去世后，在她的追悼会上，省科学院领导称她为“蓝淑华先生”，她的成就收录于《中国图书馆名人词典》。作为子女，我们觉得母亲能享此称谓。

1997年，母亲自知不久人世，于是写下遗嘱，要求在家停放七天，不准收礼，要埋葬在高坡哨的父母墓地身边，将存折上的钱捐给贵阳师专做资助贫困学生用。

在家停放七天，为何？当时我们都不懂，事后才悟到，母亲当年被赶出家门，带着孩子颠沛流离，一去就是三十五年；如今再没有人赶了，又不得不离去，这是命数。因此想在家多留几天，安享儿孙绕膝。但按传统，七是女人的极数，这才让我们读出母亲的内心密码，那就是尽人事知天命，凡有一点机会绝不轻言放弃，我们一家能起死回生，战胜困难，这就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母亲的后事由我担任主管。七天中，悼念者络绎不绝，省民革、科学院、师院等单位送来花圈，来宾中有来自数百里远，镇远中学母亲生前好友及亲属、后代多人和众多学生。那个七天，小雨连绵。出殡当天，天空放晴，电台街北侧近百米的小街，两旁摆满了花圈，接灵车来后，组成庞大的送殡队伍。前有三辆三轮摩托开道，灵车之后，是三辆装满花圈和送殡的亲友，绵延三里地。

令母亲在九泉之下欣慰的并不是在隆重的追悼会和出殡。而是无所不能的上苍，用他那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历史久远的王家坟山，在高处远望，远处就是母亲重返教育系统之初的工作单位——贵阳师专学校所在地。更绝的是坟山脚下还迁建有一所学校，这对一生挚爱教育，关爱学生的母亲而言，在无限长眠的日月里，既能魂依父母，更能时常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似乎才是她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