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党的生日，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该以红心当寿桃，祝母亲万岁的同时，回忆我的成长过程，感念党的浩荡鸿恩。

         我八岁入学读书，那是刚解放时。我是第一代红领巾。大队辅导员倪凯，中队辅导员鲍禄清，班主任吳素君，三老师教导我：现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正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少先队当时叫中国少年儿童队，队的呼号是：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红领巾的象征意义是，它是国旗一角，烈士鲜血染红，胸前长巾表示共青团，短巾表示少先队，纥繨表示团结，脑后三角巾表示共产党。敬队礼用右手，五指并拢表示团结；五指表示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后改为爱社会主义）；掌心向外表示坦诚，高举头上表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队员之间可以互称同志，在街道马路见了互相敬队礼致意。我入队前几个月就对着镜子学队礼，毅然决然卸掉神佑平安的红缰绳，向老师提出加入少先队的口头申请。并且努力做到“上课铃儿叮当响，赶快坐到座位上，手背后，坐端正，用心听讲不乱动。”我在学会唱《东方红》的同时，还学会了至今未忘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建设祖国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党通过学校教育，埋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种子。标志是胸前的红领巾。从此，我一看见红领巾就觉得格外亲。此后半个多世纪，我已耄耋之年，去朝鲜、老挝旅游，只和戴红领巾孩子合影，视为共产主义小同志。

        我申请加入共青团，是在台湾海峡彼岸疯狂叫嚣“反攻大陸”的1960年，大陸上有敌人遥相呼应，说反攻大陸后要实行“先杀党，后杀团，积极分子全杀完”。我就在这时随团学习，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团总支书记是萧鸿儒老师，团支部书记是李占余同学，介绍人是朱金水和徐孝兰两位同学。其中徐孝兰是同班同学，对我更了解。她在村业余剧团唱《铡美案》当皇姑，唱腔和扮相皆优。所以，在我的成长史上，有《皇姑介绍我入团》的历史细节。

         1961年，党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农为荣，以农为乐”，我响应号召，写申请提前毕业，仲刚校长未批准，让我安心复习应考，让祖国挑选。我在周记本上写诗言志：

吃米不忘种谷人，

溪边饮水要思源。

是党培养我成长，

对党要说至诚言。

终生革命是目的，

升学务农都一般。

（《樵仙居综艺》273页）

那年，全校250人，仅8人升学，我就回乡躬耕学稼当农民。

        我回避“洋楼（学生发型）不落，制服（学生装）不脱，见把（镢锄镰柄）不捉，意见（不滿）蛮多”的窠臼，有意识地说粗话，讨论群众关心的事，把制服穿在棉衣底下，甚至勒稻草腰带，混同于庄稼汉。

         我从无字句处读生活这本书，上山砍柴，过岭掮扫帚，过河担稻子，进城拉土方。拜农民父兄为师，我担任团支部、民兵连、生产队小领导和水稻棉花农技员。党通过基层组织和群众对我再教育。在社教中犯有“四不清”，文革中又涉嫌“反革命”、“黑作家”，我经受了灵魂拷问和洗礼，平反后，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光荣地踏上政治生命第三个台阶，197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委书记是张家谋，党支部书记是王振升，介绍人是毋克前、毋锁堂，那天晚上，大队办公室没有桌椅，只横着几根木头，党支部会议在这里做出决议，吸收我入党。做人应该有信仰，入队入团又入党。而且要又红又专。

        我此后被选派《西安日报》社学习，师从郭树兴老师，编《延风》文艺副刊。五个月期满，我返回小峪水库，任一营四连副指导员，参加过定向爆破前运装炸药的战斗。东山运土抢高程时，我因眼睛近视，也因工作需要，我应聘当民办教师，一进校园就受重用，教初中语文，当教研组长，甚至当毕业班班主任，任团总支副书记、书记等。党支部书记、校长王步藩，教育主任李来喜。二十多年后又转王莽中学，教初中语文，任党支部委员、工会组长、年级组长等，仍受器重。党支部书记、校长田养义，组织委员、教育主任寇友林。我转正以后评为中学高级职称，同时参加省作家协会。我的入会介绍人是陈忠实、贾平凹。我被选为县政协八、九、十届委员，此前后一直任政协文史员。我在业务方面的成长，还得力于省市县文化馆和报社的培养。

       退休后，我又任长安县关工委委员，街道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可见党对我的器重。

       共产党人不言老，回眸总嫌贡献少，党恩浩荡似朝晖，微薄努力如寸草。借我党母亲诞辰之际，回忆党培养我的过程：我50多年党龄，60多年团龄，70多年队龄，我是永不褪色的红领巾。敬祝母亲——中国共产党万岁！

            2023-6-30-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