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现在中国的新诗，一直在摸索自己发展的道路，近年新诗界有的人甚至想从西方现代主义那里去寻求出路, 写出一些越更脱离自己的民族文化，越更脱离人民的新诗，使自己的路愈走愈窄。与此同时，他们之中有的人很看不起传统诗词，贬斥之意溢于言表，直把传统诗词目为“棺材艺术”。而传统诗词虽然近年颇为兴盛，然而诗词界却没有努力抓住这个有利的势头，锐意图新，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改革，使传统诗词更能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更能为人民所接受，如像天安门诗抄那样。相反的从目前发展的某些情况来看，不难发现有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少图改革，得过且过的情况。这不能不引起有些人的忧虑，害怕传统诗词创作热闹一阵，复归于沉寂。我以为这并非杞人之虑，我们必须考察一下传统诗词发展到现在，到底有些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并且想一想为传统诗词开拓前路的办法。

        我写诗词纯粹是业余的，对诗词创作情况很少研究，不过我还是愿意抛砖引玉，说出自己的几点感想，或者叫几点忧虑，供同道参考。

        一忧格调过于高雅。我翻看一下近年寄给我的各种诗刊诗集诗选包括《年鉴》在内，其中虽不乏佳作，但有相当一部分大概是高人雅士之作，格调过于高古，那命意造境，遣辞用字，都是恪守千年前的古调，连那思想感情都似乎在和古人同游同息，隔现代人的生活似乎太远一点，更说不上表现现实中人民的感情了。其中有的诗写的相当好，那纤浓的感情，那淡泊的哀愁，那林泉的雅致，那逸民的高蹈，令人神移心摇，简直可以乱真，疑是古诗新抄。然而模拟得怎么高妙，终归是古人的诗词，去我们千年了，很难为现代人所接受。我们做的虽是传统诗词，描写的是现代生活，为现代人服务的。

        二忧作品过俗过烂。现在写传统诗词的人日益增多，这是好事，许多从政多年息影市井的人，也以写诗词自娱，这本来也好。甚至还有本来与翰墨无缘的人，也喜风雅，写起诗词来，他们过去忙于政务事务，吟哦诗词有限，韵味格律更少研究，写起诗来，殊少诗味，格律也多不讲究，其实不过是写的顺口溜，未免过俗。然而他们中有的有种种优越条件，登上报刊，出版诗集，出的多了，未免过烂。把传统诗词作为装潢或消遣之具，这对于提高传统诗词水平，未必有效。还有一些诗人喜作应景和应酬诗，红白喜事，游山玩水，其实没有什么真情实感，却要写诗自娱，还想发表出来，以博众赏。更有趋时附势的迎合之作，那种高腔干号，令人掬然悚然。这和古代帝王的宸游和大臣应制之作，意思差不多，而水平则等而下之。这种诗词用词俗气, 口号太多, 且不大守格律, 难以传世，自不待言的了，让读者看多了，对于传统诗词的声誉，未必有利。

        三忧格律难以改进。格律本是传统诗词创作规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应该遵守的。而且古来名家往往不以格律为桎梏，反因格律而增美，那是炉火纯青，自然得之。但是大多数的作者，特别是现在的初学写作的青年，却总因格律限制，不能任情抒发，颇有如戴起枷锁跳舞，浑身不自在。那些格律，比如拿平水韵来说，因年深月久，又地域广阔，语音畸变很多，汉字的韵部声调，早已不合当时声韵。以古人的声韵来规范现代人的诗词创作，实在是削足适履。而且现代语言，早已从古人以单音节双音节为主发展为多音节的词语，用现代人的词语来作传统诗词，和过去的格律也有不适应之处。我不是对格律的全盘否定，而是以为格律应随历史发展而发展，应该对格律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对原来的某些规定作些灵活的变通。这件事在全国有许多诗人呼吁过，中华诗词学会也说一定要办，可是直到现在，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四忧词语难以出新。传统诗词也是为现代人服务的，以现代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因此不能拒绝以现代词语入诗，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是看一看现在发表的诗词，虽然有以现代生活词语入诗，并且写得十分自然的，比如聂绀弩的诗，蔡若虹的旧体新诗和吴丈蜀的竹枝词。但可以说大多数还是习用古代诗词的词语为多。甚至环境、景象、器物、习惯以及典章制度等等早已变了，还在以古人习用成语入诗，甚至连感情也袭用古人的。这就未免有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之讥，脱离现实太远了。更令人注意的是，在传统诗词的创作中，有的人使用僻典，叫人读了不知所云，这未必可取。传统诗词使用大家熟知的成语典故是可以的，但以少用为好。以僻典入诗词，下决心叫人看不懂，我想不会是诗人的本意。

        五忧后继乏人。虽然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是一般看来，现在正从事传统诗词创作的人，文史知识比较多而年龄却都比较大，如果不赶紧培植新人，随着自然规律的演变，迟早要出现后继乏人的结果。其实据我所知，现在中小学开始提倡读点传统诗词，已引起一些青年对传统诗词的爱好，从《唐诗三百首》印了不知几百万册，一些诗词鉴赏辞典一印就是二三十万册的情况，可见端倪。随着整个社会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喜欢欣赏和创作传统诗词的青年一定会增加。但是不能听其自然，必须有意识地作工作。我们都感到高兴的是，四川诗词学会和岷峨诗社，在这方面不逾余力地做了一些颇见成效的工作。从《岷峨诗稿》上经常发一些青年的作品，而且颇有可观，就是明证。而且还有热心人如锺树梁、章润瑞等同志为青年开设诗词讲座，辅导创作，这实在是功德无量。看来只要把中华诗词的创作繁荣，真当一回事来办，而不只是以挂头衔为荣，中华诗词创作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四川已经可以看出苗头来了。当然我知道，摆在这些热心人面前的问题是不少的，很需要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六忧阵地岌岌可危。中华诗词的阵地就是全国的中华诗词学会和各地的诗词学会以及他们联系和领导的各种刊物，以及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诗社。看来十分兴旺，其实都面临严峻的问题。编制，经费，人员，挂靠单位，大概都没有着落，连中华诗词学会似乎也正为此而呼吁奋斗，尚无眉目，下面的就更不消说了。阵地中最要紧的就是办刊物出书，可是这些刊物虽然露过脸的不少，能坚持定期出版的却不多，出诗集也处于游击状态。根本问题在于经费无着。在国家出钱办的报刊上，新体诗多有立足之地，而传统诗词却还没有引起重视，占有一席之地，只发过少数名人做的诗词，其中可观的并不多。现在光靠一些热心人来支持，是难以持久的，说不定一场风雨，就偃旗息鼓，烟消云散。我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现实的问题。四川是作得比较好的，听说眼前也面临困难，活动困难，维持刊物更困难。这是一个办得比较出色的诗词阵地，希望一定要坚持住。

        随便这么列举出“六忧”，还有没有七忧八忧？有的。比如对诗词创作的评论和研究，还做的太少，不要说诗人专论，连创作泛论也很少见于报刊。要想编一套诗词专集，也大费踌躇。我还想说另外一忧，一件应办而目前看来不好办的事，那就是传统诗词和新体诗的合作与交流。

        我以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中，对于诗歌采取全盘西化，移入西方诗歌形式，而把传统诗词当作古董，采取和孔老二一起打倒的偏颇作法，未必是明智的。从那以后，传统诗词在中国诗坛上消声匿迹，而苟延残喘于少数士大夫的吟哦酬唱中，或学者专家的案头。文学革命初期，写新诗的人还有传统诗词的根底，于他们的作品中，还往往得见传统诗词的立意造境，用辞遣字的痕迹和精炼的形式，有些也还能朗朗上口，如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发展下来，新诗人对传统诗词大半缺乏常识，大概只使用白话文以西方诗式来创作，传统诗词和丰富的民歌不见影响了。老实说，新体诗不是它的内容不好，也不是新诗人缺乏才气，没有感情和想象，也不是不会造境和没有辞藻，而是因为使用的形式脱离了中国的诗词传统和民歌形式，缺乏中国的风格，语言和味道。然而文学总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更以精致的民族语言为载体，形式对于诗歌更有决定的意义。一个民族的任何一种文学，如果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完全寄托于外来形式以至感情，没有不衰颓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大力提倡过大众化，诗歌和民歌结合，出现一些为老百姓传唱的新诗歌，如《王贵与李香香》。可惜入城后把这些都忘记了。然而有些新诗人不悟及于此，而想用更为西方化的现代派诗歌形式和更为脱离人民的诗歌内容，来解救新诗之困，为中国新诗开启新路。热闹了几年，弄得不要说一般读者，连新诗界似乎也不大赏识。诗歌越是脱离传统，越是脱离人民，其短命是不可避免的。我决无意于反对新诗歌，而且承认新诗是诗歌的主流这个现实，正因为这样，我们寄希望于新诗歌的繁荣昌盛，才疾首于全盘西化之非策，才提出新诗应该继承传统诗词，推陈出新，并向民歌吸取养料，去芜存菁，这样才能使新诗走上发展的正途。不然就是讨论一百年，也是找不到新诗的出路的。

        同样的我以为我们作传统诗词的也应该向新诗学习，克服某些故步自封，不图改革的倾向。我有一个想法，对于传统诗词比较熟悉又有创作锻练的吟友，特别是青年吟友，何妨也学写一些比较注意继承传统诗词的新诗呢？我也希望对于传统诗词较有兴趣也熟悉创作规律的新诗诗人也学写一些传统诗词。我曾经读到过这种新诗与传统诗合流后出现的新诗和传统诗，就感到高兴。我发现现在有些新歌曲的歌词，因为要吟唱，有的注意了继承传统诗词，学习造境和运句功夫。甚至台港的新歌曲中也累见传统诗与新诗杂揉的现象。这都透露一个信息，传统诗与新诗的合流和交融，创造新调，是音乐中不可避免的趋向。即使在创作传统诗词和创作新诗的诗人的眼中看来有些非驴非马，不愿赏识，也不要紧。长期发展下去，不断吟唱，传之民间，也许能走出一条中国诗歌发展的光明大道。我们再回顾一下传统诗词突然出现生机的过程，不也是由于天安门诗抄那些使用了不一定合于格律的传统诗词形式，然而反映了人民心声，以至广为流传，促进了传统诗词的振兴吗？这就说明传统诗词不仅要立新意，而且在形式上也要作些改革才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的确是传统诗词在国内颇为兴盛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好诗词，出现了好多出色的诗人。然而这就是中兴之局已成定论的证明吗？不，我不以然。我倒感到一种潜伏的危机，一种“夕阳无限好”的征兆。如果我们不急起改革，也许真会错过了中兴之机，终于把中华诗词送进了棺材，而且就在我们这一代。

        我以为我们现在无妨搞一点小的改革试验，比如要求诗词创作应该紧贴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反对复古倾向和无病呻吟；比如要求诗词创作多向民间采风，多用现代的和民间的语言入诗；比如韵脚的适当放宽和改变，平仄的随时代而变异，格律的某些通融，口语入诗的试验等等。关于诗词的形式都有进行改革尝试的必要。诗词是一种艺术形式，形式对于诗歌是十分重要的。传统诗词的形式和相伴的种种格律，对于诗词的美化是至关重要的，前人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但未必适合于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当然改革应该慎重地进行，做到约定俗成，鼓励大家试验，不能弄到放任自流，以至一人一体，到再无一体，到再无格律。而且必须容许诗人仍然用原来的格律和语言作诗，不能受到限制，其实也不可能限制。诗，总是有格律的，就是自由体，就是西方的frank verse，就是马雅柯夫斯基的楼梯诗，也是有其内在的韵拍和格律的。没有格律不成其为诗，也不具有诗的美。当然不要使格律成为诗的桎梏，就如妇女手上和颈上戴的不是枷锁和手铐，而是增美的装饰一样。

        我说了这么多，我的口袋里并没有一个改革方案，大家的口袋里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们的吟长、学者、专家，都来出主意，想办法，找出我们前进的道路来。希望有的诗刊和学刊能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并且出现勇敢的创作实践。如果我们能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们将不会把传统诗词送进棺材里去，我相信。甚至我们能和新体诗人联合起来，找出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来，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