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心里的石头

            文/杜浩荡

1980年， 我20刚出头，二弟十七岁，三弟十五岁，四弟十二岁。 我家原来的庄基只有一间半宽，就那么几间厦房，四个小伙子一个跟着一个，往后怎么成家立业，着实是压在父母心里的一块石头。

这一年，大队小学一个老师考上了公办，一个女教师因丈夫为工程师符合带家条件，去了省城。 小学里教师就有两个空缺， 我也有当民办教师的意愿。父亲当时在大队片石场，先当了一年炊事员， 后来又当了企业办的出纳， 跟大队干部接触的也多了，也能说上话，他为我也没少费神，跑了不少路，做了大量工作，加之我和小学里校长主任也熟悉，我的情况他们都了解。九月份我就进入了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学校领导给我安排了毕业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课程。

我也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一定要兢兢业业，不能误人子弟。

当时的民办教师大队给记工分儿，一天一个工。 大队里有企业，也有收入， 一个工分儿代值是5毛钱还是1块钱给生产队，然后参加生产队的决分分红。

当民办教师比停在农村还能强点儿，干的是一顺顺活，夏天不晒太阳，冬季有火炉，还干净些， 每个月县教育局给8块5毛钱的补助，这挺让一些同龄人 羡慕。

当民办教师，也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也想以此为跳板，考公办哩！

前几年的小学毕业班在社中的统考中不怎么理想。 现在让我教毕业班，我心里还是有压力的，能不能教得有些起色？ 能不能搞出点名堂？ 我有这个决心。既然带上了这毕业班，我就想尽千方百计教好他们， 甩掉落户的帽子， 让人刮目相看。

 学生的基础很不扎实，我就从基础入手， 学生交上来的生字本，我逐字往过看，错字必须更正。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我都用红笔把正确的字写在错别字的旁边，学生必须在作文本上更正5遍。

本来按要求作文是两周做一次，可我让他们一学期作文没少于30次，平均每周两次。

在语文教学上， 按照教学要求， 从严落实， 一点都不能马户。

数学老师和我一样， 备好课上好课，对学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经过我们两人一学年的艰苦努力， 到1981年7月的小学升初中考试，我们的学生平均成绩名列公社第一，录取人数也是第一。 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一致好评。落后的帽子甩掉了，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也慷慨，把学校原来的小门换了大铁门。

父亲也知道我的教学成绩，觉得我没有给他丢脸。 

1981年我二弟也经过体检，政审 光荣入伍，到北京当了兵，开汽车。他也和我一样，有自已的理想，不想当上两年就复员。 他也在勤奋，在努力，在拼搏。

 父亲也感到欣慰，希望我们俩要更有出息。

鞭打快牛。 第二年又让我带毕业班， 当班主任，带语文课。

数学老师换了，换成了李老师，我俩联手，这一班学生在升初中考试中还是公社第一名。

我连带了两年毕业班都考了公社的第一，这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了。各村人不得不承认小伙儿不是靠后门进来的，还确实有点本事。

第三年我提出不带毕业班了，校长主任也知道该让我歇一下了，就让我教了四年级， 可是语数全包。 我带五年级这两年，四年级是两个人，一个人带数学，一个人带语文。 轮到我带四年级，咋就成了一个人？

一个人就一个人吧，带四年级毕竟比在五年级压力小点儿。 我得好好的给自己充充电，多看看书 为考公办做点儿准备。

到了83年的上半年，机会来了，有教育局正式颁发的任用证，且教龄够三年，就可以报考 蒲城师范的民师班。

这俩条件我具备，只考语数两科。 考试结束后，我认为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我复习过的。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以县革委会的红头文件发到各公社， 公社的马主任批文是：传教育组，并迅速通知到本人。

我到教育组看到这份儿文件我的成绩是145.3， 有的人的成绩还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我从教育组长口中得初录线是126.2。

我觉得我这次的成绩是比较把稳的， 若体检合格， 我的胜算还是相当大的。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 考试这块儿阵地是公平公正的， 谁要是在这方面儿想做点儿手脚的话处理是非常严厉的。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陕西广播电台播送的一则新闻，陕南南郑县有个什么干部窃取了中专还是大学的考试题，星夜赶回家透露给了自己的孩子， 结果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那时的考试题装在信封密封的， 拆封后由监考老师出在黑板上的)。所以招生工作这一块，有权的也都非常敬畏！

只要公平公正我就不害怕。 经过体检之后，我被蒲城师范正式录取， 上学不要学费，还补助给生活费， 而且转了户口，办了粮油迁移手续。 其实我们并没有到蒲城师范去上学，而是在本县教师进修学校上了两年，我就成了公办教师了， 端上铁饭碗儿了。

 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临潼县由渭南划归西安市管辖，我们的学籍也由蒲城师范转到了长安师范。

1984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二弟突然从北京回来了，他带回了好消息，他参加了部队院校的考试，考上了解放军汽车管理学校， 回来待几天，从家里直接去安徽上学。这也就意味着毕业后，他就成了军官。

父母亲真是太高兴了，老大老二都考上了， 这以后媳妇儿就不难问了， 原来他们还真为这事儿头疼呢！ 老大，老二的事解决了，到老三，老四跟前压力就小了。

消息传的很快，我舅我姑我姨知道了我俩考上学了这个消息也都纷纷的来到家里祝贺。

……

 我家在土改的时候定的成份是“经营”成份， 就相当于上中农， 那说什么也算不到剥削阶级的阵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补定成了地主，因为成份问题1975年 我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没上成。 那时，真是升学无望，当兵没门儿。 这口黑锅我背了12年， 直到了1978年才给我们平了反， 恢复了原来的成份，才在政治上平等了。 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提过成份了。

我四弟高中毕业之后，当时大学的录取比例也很小，没考上大学，当了兵， 在部队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解放军经济学院， 让父母又高兴了一次。

他也成了军官， 在部队搞后勤工作，当过司务长 还有别的啥 我知道他干到了副营级……。

人们都 羡慕我们弟兄四个，三个都成了公家人， 端上了铁饭碗。

 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父母的教诲和严格的要求。 父母认为，上不了学，在家里可以自学，多读点儿书，总没有坏处。 做人要稳，待人要和气，帮人要舍力。教育我们任何坏事都不能干。 别看有人的坏样子， 人家偷了队里一笼杏， 都可能没事儿；你若偷了二斤， 就不得了，别人偷的也就成了你偷的了。 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

父亲去世已经十个年头儿了，母亲也离开我们五年了。后天就是父亲节了，写了以上的文字，权当是感恩父母亲对我们的教诲。

（作者介绍：杜浩荡，1959年生，1980年至今从事语文教学工作近40年，闲暇时写点生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