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担当，也是承诺
因为爷爷早亡，身为长子的父亲，17岁就成为我们家的顶梁柱，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又因为他12岁出道，早已是当地有名的唢呐吹奏艺人，便接管了柳家班，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班主。
父亲一辈子挣的钱不少，但都为别人花了。有的穷苦同行终老在了戏班，无亲无故，他就会张罗着给人家出钱买义地，再买棺材和殓服将其安葬。
还有的人虽然在戏班混了多年，但始终不懂五音六律，什么乐器也不会，只会装模作样地敲敲鼓，或是两手捧着笙“滥竽充数”。行内话叫“苦哈哈”。他们平时挣不了几个钱，一旦家里人有了灾病，尤其是家里老了人，办不了事儿，就会到我家磕个头报丧。父亲问来人，你估摸着大概多少钱才能把事办了呢？还没等来人答复，他便一手掀起炕席，一手去摸钱。
幼时，我依稀记得，一过了腊月初八，父亲就会把玉奶奶和兰柱姐姐请到家里过年。玉奶奶是小脚，满头白发，一天至少抽一包烟，豪爽而乐观。兰柱姐姐是她的孙女，比我大11岁。
母亲对玉奶奶非常敬重，每逢吃饭时母亲都会让她坐在最里边，将最好吃的白面馍馍递给她。等到了初一早晨，饺子端上桌，父母亲便会极恭敬的给玉奶奶拜年，而后父亲一挥手说：“孩子们，快过来，给你们玉奶奶磕头。”这个时候的玉奶奶看上去慈祥而幸福，笑眯眯地瞅着我们弟兄几个，仿佛就是他的亲孙子一样。便伸手掏出手巾包，给我们弟兄几个分发她早就准备好了的压岁钱，而且是5毛一张的新票。
后来我才知道，玉奶奶的儿子叫张恒信（小名狗儿）。1943年，16岁的狗儿叔与17岁的父亲结拜为异姓兄弟，他们俩之间到底立过什么誓言，我没问过，父亲也从未提及过。
父亲或许是怕玉奶奶伤心，从未在她面前提起过狗儿叔。可我最爱寻根刨底儿，一次趁玉奶奶不在家，便问父亲：“狗儿叔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音讯？”
父亲点着烟，沉默了好一会儿，眼睛有些湿润，声音哽咽地说：“那是1947年的冬天，你狗儿叔说是去大营赶集。没想到，那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派了好几拨人去集市上打听，最后确认是被抓了壮丁。那年，你兰柱姐姐才出生6个月。”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也没有狗儿叔的消息；有说他死了，也有说他被裹挟去了台湾。
开始，乡亲们经常看到狗儿婶子抱着兰柱姐姐走向街口，向远处眺望，久了，有泪水从她的脸颊大滴大滴滚落下来。后来，她的娘家人强硬地把她接走了。听说，她临走的时侯紧紧地搂抱着兰柱姐姐，撕心裂肺地大哭了一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考虑到玉奶奶年岁大了，怕她带不好孩子，就让我母亲把兰柱姐姐抱回了家。原本母亲的奶水就不多，当时8个月的大哥自个儿都吃不饱，有时甚至饿得直哭。实在没办法，母亲就将麦子面放进锅里炒了，然后用热水搅拌成糊糊喂他俩吃。半年后，邻居们说，两个孩子都长胖了。
1952年春天，玉奶奶见母亲又怀了我二哥，便将兰柱姐姐领回了家，他们俩相依为命，但吃的用的一切应用之物，都一直由父亲提供。
上世纪60年代，小戏班的生意一度中断。父亲没有了收入，生活变得拮据。幸亏有母亲在院子里养的十几只母鸡，每天能捡七八个鸡蛋，等凑够了50个，母亲就让二哥用篮子提着去供销社卖。父亲自己早已舍不得抽纸烟了，但每个月依然保证给玉奶奶买4条烟，半斤花茶。第二年，父亲便在村东边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了一大片旱烟。
也许，就在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对玉奶奶和兰柱姐姐是在尽一个儿子和父亲的责任。
父亲一生有很多朋友，但只有狗儿叔这一个结义兄弟。乡邻说，狗儿叔他们家4代单传，是玉奶奶看好了父亲兄妹7人，人丁兴旺，巴望着让狗儿叔和父亲结拜后能给他们家带来福音，后代子孙满堂。
可是，直到今天，我们也始终不知道狗儿叔究竟葬于何处。父亲在他尚壮硕、清醒的盛年，一直在尽力寻找，竟也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当年的一切，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而后来，了解狗儿叔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狗儿叔的下落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玉奶奶于1968年秋天去世，享年81岁。当时我已经在县文工团担任唢呐独奏演员，父亲捎信给我，让我务必回去陪灵。
玉奶奶身边没有其他亲人，后事都是由父亲出钱料理。棺材和殓服都让买最好的，最贵的。
出殡那天，能通知的亲戚都通知到了。我所有的表哥、表姐们，就连居住在祖籍景县东柳高堡村的叔叔、姑姑以及他们的孩子也都来了。
只见我的父亲披麻戴孝，走在最前头，数十人穿白戴孝的送葬队伍，从家里一直延绵到了大街上。路人见了，知道是为一位有福的老人出殡。猜想，这该是怎样一个人丁兴旺、儿孙满堂的大家族啊！
1970年，兰柱姐姐嫁给了本村的黑哥，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
父亲按照当时陪嫁女儿的标准，从朋友处借了200元钱，为兰柱姐姐买了两个坐柜，一个迎门橱。
我想，父亲和狗儿叔不可能有“建国立业展雄才”的理想和志向，但是，“有难同当，忠肝义胆，生死不改”这样的誓言，我的父亲做到了。也许，他只是践行了当初的一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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