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父-李端棻》
《中国天津近代教育之父-严修》。
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是贵州贵阳人。
严修是李端棻推荐给国家的栋梁之才。
严修是清朝翰林，受李端棻影响，却钟情于新式教育。
很多人知道他创建了著名的南开学校
被誉为南开校父，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还是中国新式教育的总设计师
他资助周恩来到欧洲留学
即便知道了周恩来的共产党身份也未曾中断
周恩来一生感恩与他，他就是严修。
严修对天津的文化建设，乃至中国近代教育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1894年他任贵州学政，推广新学，选拔人才，历时四载，开启黔省一代文风，被当地誉为“经师兼人师”。
1897年严修任满北返，时值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后，政治窳败，外侮日亟，国势危殆。先生忧国忧民，他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他又认为：“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
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
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1913年周恩来考人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
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
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人南开大学文科。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
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1922年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李端棻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父
《京师大学堂》首倡者
《戌戍变法》总策划
堪比庐陵的教育家
贵州新学创始人。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后并入贵阳市）人，清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光绪年间礼部尚书、戊戌变法领袖。首倡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高举教育救国大旗，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致力培养新式应用型人才，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要了解李端棻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首先要借助历史文献资料，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谈起。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是清末“百日维新”的重要成果，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的近代大学。
北京大学酝酿与筹建的起点，公认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
这份奏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以建立新式学堂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方案，在北京大学校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先河。
该折开宗明义，提出上奏之由，在于“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厉人才，而资御侮”。
李端棻在奏折中指出，虽然同文馆、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等已开办20余年，但收效甚微，是因为这些洋务教育具有“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等弊端。奏折认为，要改变目前“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的教育困境，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学制进行改革，首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普设新式学堂，同时在州县、省城、京都自下而上构建三级教育机构的设想。
京师大学，其课程设置“一如省学”，但学生重于钻研，“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又提出“相须而成”，有效推广学校的具体举措，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奏折最后饱含希望的指出，若传统的教育体制能够切实施行变革，十年之后，必能培养出大批国家急需的“奇才异能之士”“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教育改革在救亡图存的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仁人志士甚至将其上升到“教育救国”的高度。自李端棻递上《请推广学校折》并得到清廷同意后，兴办新式学堂之风，在南北各地逐渐兴起。1905年4月，京师大学堂落成后不久，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两天共完成了32个项目的比赛。
到场观摩的不仅有王公大臣、学务大臣，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大批记者，以及数千名普通观众。大学堂的各科学生报名参加了运动会，甚至连一向学究气十足的国学进士馆、仕学馆的“老夫子”们，也都报名参加比赛，给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都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本次运动会还给优胜者颁发了奖章。
1912年，京师大学堂于改名为北京大学。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革职发配新疆，两年后赦还故里，受聘主讲贵阳经世学堂，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兴办学校，谆谆以开通风气、引导后进，以兴学育人为己任，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今贵阳一中）、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并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
1906年，李端棻、陈夔龙与华之鸿等贵州名仕，在贵阳府中学堂的基础上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之后依次易名为私立南明中学、省立第二中学、省立高级中学、省立贵阳高级中学，1950年称贵阳市第一中学至今。
1908年，李端棻创立贵阳公立师范学堂。
1911年，改名为贵州两级师范学堂。
1912年，改名为国立师范学校。
贵阳解放后，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于1950年并入该校。
1957年，该校定名为贵阳市师范学校。
2009年并入贵阳学院，成立贵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有待考证的是：清朝末年广东省台山市还创办了一所“端芬中学”。
2018年，为纪念对中国近代教育和贵州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贤李端棻，贵州双龙航空港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贵阳第一中学共同创办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不管是100多年前的京师大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还是今天的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都蕴含着相似的文化传承。
“中国近代教育先驱”张百熙
从长沙往东，驱车长平公路，很快就进入湖南长沙县春华镇洞田村境内，遇村民一问、一指，你很快就能寻到张百熙的墓园。这里叫泉井冲，青山萦绕，绿树滴翠，溪水潺潺，山谷幽静……沿高山蜿蜒而下的台阶，从山脚拾级而上，迎面看到的是长沙市政府所立的墓碑，碑文恭书：
“张百熙（1847——1907），同治进士，曾任清廷六部尚书及政务大臣，在任管学大臣时，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各府均设中学堂，各县均设小学堂，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其碑文寥寥数语，却囊括了他的历史功绩。
放眼眼前的墓园，青山环抱，墓址开阔。墓基占地约100平方米，墓前立一石祭台，墓后立碑三通，圆形墓冢，三合土封顶。蓦听树稍上一声鸟鸣，却在寂静的山谷里久久回荡……
伫立墓前，沐着拂拂春风，不禁叹喟：这座深山古墓，今天应极少有人涉迹；这位已眠百余年的长者，今天亦少有人知名；若说起其的生平业绩，就连走访其这里的本村老家的若干年尊长辈，也难说出一二……呵呵，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如多的光环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的为官清廉，他的力废科举，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大举革新的贡献，将彪炳史册，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张百熙，字秋，亦作治秋。1847年出生于这山村乡野。年少时，正值中国多事之秋，他耳闻目睹了各帝国列强在中国疯狂掠夺土地，抢占资源，欺凌、奴役中国人民，而清朝政府却腐败无能，无力抵抗。故早在城南学院读书时，他就立下了读书报国、以雪国耻的远大理想。他30岁时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并一路晋升，官至朝廷高位。当时清朝只有六部尚书，他先后担任刑部、礼部、工部、户部、吏部共五部尚书，最后又补任了邮传部尚书。一人任尽六部尚书者，凡历代政坛罕见。朝廷最后准备拜其宰相，拨款在其故里修建“梅花庄”，庄中有128间房子，两个大花园，屋后有一面大山坡，屋内雕梁画栋，宏伟壮观，时呼“宰相府”。
因其几十年亲勉勤政，抚恤平民，政绩显现，朝野民间呼声甚高，清廷曾赐赏黄马褂，并赐在紫禁城和西苑门内可骑马等殊荣。20世纪四十年代，张百熙的后代，还完整保存着光绪皇帝及西太后在张百熙六十寿辰时，所赐“平和锡福”之巨匾。
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政位显赫，声名远播，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贡献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他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后尊呼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光绪二十八年初，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负责筹办大学堂事宜。正如《清史稿》所记载：“张百熙当时以人望被斯任，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办学兴国正是他多年的夙愿，受命，其即上书：“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如此。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他领先喊出办学要“开拓”创新的口号，并需大刀阔斧，力废封建科举，才能创建新型学制。是年七月，他亲自主持拟定一整套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堂章程，批准后称为《钦定学堂章程》，这是国家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制定的学制。章程包括从蒙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各地各级学堂完整的教育体制。其中有京师大学堂章程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乃至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都作了详细规定。这套章程“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它“兼取其长”，充分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又紧密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其对我国的近现代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他一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创建新型近代教育体制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改革、创建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是张百熙为官倾注心血最多的事业，亦是其平生最大的杰作，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大贡献。早在戊戌变法前，张百熙就极为赞同，并积极支持李端棻、康有为、梁启超“废科举、办学堂”的思想，李端棻与他向朝廷力荐康有为，认为其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能，必须予以重用。李端棻还力荐维新人物数十人。1906年李端棻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
之后，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后，力排众议，大刀阔斧的改革、创建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国家能有全新的教育体制，能有崭新的大学堂，就“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辩强弱。”那时他就把教育视为强国固基之本，教育强国，是他年少时就追求的兴邦之梦。
上任伊始，张百熙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物色人才，抗击非议，大举改革教育制度。
于是，就有了那部全新的《钦定学堂章程》向天下颁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制，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推行的完整的学制章程。它科学、详尽、合宜而操作性强。这是一座里程碑，这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始，数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废除，中国翻开教育新纪元。
办好京师大学堂，是张百熙创建新大学的尝试，他深谙办学，人才是成败的关键！他大胆指出，要“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对主持大学的总教习人选，他尤为重视，他毫不犹豫地将美国籍总教习辞去，经多方物色，他选定“桐城派”著名学术领袖吴汝纶担任。而吴始以年事已高为由，不愿出仕。张百熙亲去吴住所，身穿大礼服长跪不起，他恳请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朝廷高官，这样衣冠跪拜，吴深为感动，即应允赴任而去。如此高官，而如此礼贤下士，如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历朝历代，恐也罕见。有此佳话，又有改革、创建京师大学堂之成功，此实乃已开中国现代大学之先河，难怪其时多呼百熙为“大学之父”。
“士为知已者死”，张百熙思想维新，又如此器重人才，当时海内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仁人志士，一时云集京师大学堂，著名翻译家严复、名士屠敬山，王瑶舟、蔡元培等，都先后到大学堂任教。名流荟萃，学风开放，大学办得火红。
1900年，张百熙被派赴英国任头等专使大臣。
其时，此帝国强盛骄捍，如日中天。到英国后，他急于想搞清楚如此小国，怎能船坚炮利，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于是他悉心考察英国的工业、农业、科技等诸方面的情况，他深感中国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差距之大，若要赶上这些国家，非从本源做起不可。他认为这个本源，就是重视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和重视人才的培养。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蓝图在他心中酝酿、描画，并逐渐清晰。回国后，他力推“兴学育才”，极力倡导 “废科举，办学堂”，并亲自改革、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为倡导学习外邦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选派47名学生出国留学，我国各省选派官费留学生留学东、西洋也是从此开始的。在任期间，他还力推办实业、办工厂、办书局、办报馆、办医院，他总思虑着如何使中国能早日从封建落后的社会中走出来，走向文明、先进、发达的强国之路。
由于他推新政，废旧制，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尤其是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他重用大批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引起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疯狂攻击。至光绪三十年初，他在上任两年后，即被朝廷解除管学大臣的职务，使他更大的兴学救国抱负，再也无法实现，遭此变故，其深为悲愤。张百熙是儒官，擅诗工书，功底深厚，其书法为娟秀严谨的馆阁体，墨迹散见于熙和园排云殿，宜芸馆。他著有《退思轩诗集》，多忧国忧时之句，他曾诗云：“乾坤扰扰事未已，风雨潇潇秋可怜，万里不敢忘报国，诸君应用力回天。”
张百熙于1907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
李端棻也于1907年11月在家广东贵阳逝世，享年75岁。
清廷诏谕悼念张百熙，其灵柩回籍时，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以 “用示笃念荩臣至意”。
灵柩由北京长途跋涉运回长沙故里，1908年8月葬于长沙县春华镇洞田村。
斯人已去，后人景仰。张百熙为官一生，俭朴清廉，旷世豁达，尤为礼待书贤，忠厚款人，更传美誉。张百熙的逝世，使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界人士十分悲痛，纷纷撰联悼亡。其时仍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名士林琴南的挽联中有一句：
“一江湘水动悲风”，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其逝世的悲恸情怀。
张百熙逝世后，其门生痛悼恩师，众助捐七千两银子，拟于京师大学堂为其铸铜像以作纪念，后因见其身后家境清贫，遂将此款存于北京商号“义善源”生息，以养遗属。由此，也足见其为官之清廉。
张百熙长眠故里，其墓园历经百年世纪风雨，静守青山。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到大规模破坏，更令人心痛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张百熙墓又两次被盗。但终于在2005年，长沙市政府将其公布为长沙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长沙县文物局将整个墓园完善、修葺一新，并专托村民保护，照看墓园。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人民不会忘记！您就安息吧，凡对中国历史有贡献的，我们后人会永远纪念。再登张百熙墓园，已是春风荡漾……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原名文硙，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安徽歙县人，民主革命家，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生于一个清苦农家，自幼聪明好学。1906年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陶行知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191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成归国。当时正值国内发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满怀热情地在这场运动中奔走呼号，积极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努力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踏出一条新路。
陶行知深切感到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所以最初他以主要精力从事平民教育。1926年，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筹建乡村师范学校，校址选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原名小庄）。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晓庄师范诞生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同劳动、同生活，共同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他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晓庄师范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开荒，自己建茅屋，做什么事，就读什么书，还走出校门参加村里的农协会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样就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及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才干和创新能力，把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
1932年，陶行知通过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它制定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宗旨，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由儿童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还由儿童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20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于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得不到培养的机会。在周恩来和许多共产党员的支持下，1939年7月他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设在重庆附近，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他们不仅教学生学习文化课，而且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专业基础知识教育和革命的思想教育，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生活教育的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社会大学运动》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波。不久，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陶行知逝世后，全国开展了广泛的悼念活动。陶行知的一生，是在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行知著作宏富，论述精当，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者、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开启一代“学 术”与“自由”之风。
蔡元培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 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
同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20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 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 西文化奠定了基础。他是中国现代教育先驱。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
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父
《京师大学堂》首倡者
《戌戍变法》总策划
堪比庐陵的教育家
贵州新学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