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超对西南的影响之一
《富顺首位新学堂校长》
李端棻(1833-1907):
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
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倡者
戊戌变法主要 推动者 策划者
堪比庐陵的教育家
贵州新学创始人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是李端棻的堂妹夫,为了救亡图存赶走列强,二人成功地引导光绪皇帝发动了“戍戌变法”。
“戍戌变法”虽然夭折,但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爱国运动”。
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政变”成功的慈禧太后扣上“滥保匪人”的罪名发配新疆,梁启超逃亡日本。
为唤醒民众,赶走列强!
梁启超不顾个人安危,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
当时众多有志青年都是受《新民丛报》进步思想的影响,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发配新疆的李端棻被慈禧“特赦”回筑后,不改初心,励志办学……今贵阳一中,贵阳学院……就是铁的佐证!
梁启超为了阻止袁世凯复辟称帝,和弟子蔡锷及蔡锷的学生朱德等一起发动了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扫除了前进中的障碍!
没有帝制的中国,走向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才有今天盛世中国……
珠联璧合的“段志”“宋志”
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需要有自己非同寻常的文化,包括足以传世的种种文献、著作。
富顺有幸,这个以“才子之乡”著称的川南名邦,它有两部县志都是由声名显赫的大才子主持编纂的——其实,有一部便足以流芳百世了。
富顺县志的编纂始于明朝景泰年间,继后在嘉靖、万历、清康熙年间又有增补。乾隆年间,大学者段玉裁到富顺两度担任知县,重新发起志书的编篡事宜。
江苏常州金坛人段玉裁是中国清代著名学者,他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有着极为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学术素养,为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字学做出了重大贡献。段玉裁倾注数十年心血而成的《说文解字注》,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学研究的最高峰。今天的县志,记录下了“乾隆四十二年 (1777年) 段玉裁主修《富顺县志》,公余撰述《诗经小学》及《六书音韵表》”的佳话。段玉裁在富顺的办公地点,就在西湖神龟山 (长期为县公安局所在) 上,山壁如今那棵苍郁的大黄葛树下,民国时期还标示着“段玉裁先生公余读书处”的榜书大字,让人不难想象,就在这开窗可以一览西湖名胜的绝佳之地,段玉裁是如何指点富顺山河,又怎样将它化作一部注定要传之后世的不朽之《志》的。
段玉裁对富顺情有独钟,他亲自拟制凡例,考定事实,加注按语,编成了洋洋洒洒五卷、被誉为“段志”的乾隆版《富顺具志》,这部县志体例简严、材料翔实、文字安雅,被公认为全国地方志的翘楚之作与传世经典。
段玉裁纂修富顺县志的目的是“论古证今,以遗县民”,使“秀者以古处自期,顽者以桀黠为耻”,意在化民易俗。
道光、同治年间,富顺人黄靖图、吕上珍分别补充了段玉裁之后的历史,但崇尚文史的富顺人犹感不足。进入民国。1919 年,富顺县再启名山事业,专门成立修志馆,特地聘请已从北京回到成都的巴蜀维新领袖、四川报业创始人、担任过尊经书院院长的一代大儒、家乡人宋育仁担任监修,主持县志编篡。
历来做事认真的宋育仁志向高远,明确提出民国修志是“踵段志而作”,在此基础上发扬创新。他将段玉裁首创的“建置”列目继续居为第一,同时又把“段志”25 个列目简化为17 个,更与时俱进,在志书中增加了西方式的诸多图表,让读者一目了然,有利实用。
富顺这次修志还有个特点,由于这里文化昌盛、才子多多,所以除了宋育仁以外,人手全部就地选拔,一大批本县知识分子参与进来,由张懋宣、陈伯勖牵头具体工作,光绪二年的举人、自流井炳文书院前山长卢庆家担任总纂。
由于宋育仁常年在成都(1922 年曾经专门回老家居住一段时间料理此事》 ,大方针确定之后,进行中凡遇疑难,张、陈都是事事请示,大的决定全由宋育仁在成都做出,期间来往信函不下数百件。1924 年重修 (民国版)四川通志局成立。宋育仁出任总裁,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到省志上,为了不顾此失彼,富顺在成都成立了专门的县志“驻蓉办”,以便就近请教,及时处理编务中的诸多难题。
历时十年,文稿终于汇齐,成果来之不易。宋育仁花了数月时间审定。定稿后,宋育仁又犯了书生毛病,还打算继续磋磨,臻于至善再行出版。张懋宣却很有头脑,认为再无成书,在家乡父老面前不好交代。宋育仁认可了他的意见,这一部被后学誉为“宋志”的《富顺县志》,终于在 1931 年面世。
县志面世,300 多册的省志却还刚完成初稿。心力交疼的宋育仁于民国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1931年12月5日)遽然病逝。这部《富顺县志》,成为这位中国书生、富顺才子 74 年传奇人生的绝响。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清廷参照日本、欧美教育制度,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癸卯学制”)。
知县陈锡鬯奉谕后,委派士绅陈庆文、郭昌翰在城北十字岭建立富顺县官立中学堂,这就是如今四川省名校富顺第二中学校的初名。曾经赴日留学考察的翰林院检讨、赵化人廖正华被聘为为首任监督 (校长) 。
廖正华 (1842—1921 年) 最让富顺人记住的,不是他曾任武昌知府,位高权重,而是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他极力推崇日本重视国民教育、自强立国的经验。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公务中,他特地写了著名的《劝同乡父老令子弟游学书》。其中写道:“如能远涉重洋,藉资讲习,取彼之长,补我所短,上之强国,下之强家,外而利人,内而利己,均有所裨,数年之后,庶可冀有起色。”廖正华这篇《劝同乡父老令子弟游学书》,是其后富顺年轻学子“留日者甚众”的直接推动力。
“廖翰林”(富顺人语) 就任校长伊始,举新学,并书院,“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以备实用”,深为县人敬重,更为十字岭的百年兴学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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