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与钟海燕》

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北京大学的首倡者，发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绝世才能的人。

让我感觉，他就是“近代欧阳修”，发现了曾巩、苏轼等等人才……

而同是贵州人的李端棻与钟海燕，鮮明的反差，让人们浮想联翩……

贵州女校长钟海燕贪污2.2亿的让人唾弃……

钟海燕是贵阳市实验小学的校长,这个小学可是贵阳当地的重点小学,在当地享有盛名,钟海燕也因此大肆收受贿赂。 不仅如此,但凡学校里有赚钱的项目,她都会掺和,久而久之,竟然贪污了上亿的巨款。

 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师者,钟海燕为何会走上贪污腐败之路?钟海燕又是如何数次逃脱监察人员的目光?

网友曰：满脑子的仇恨教育，蠢货教育，这是误人子弟，上次我在跟一群搞教育的人聊天，我说一群利欲熏心，追名逐利的人却在大谈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在此省略一万字）

同是贵州人的清末礼部尚书李端棻等虽受挫折，确在家乡贵阳义无反顾的创办学校（贵阳一中、贵阳学院）……

李端棻在75岁的临终前，拖着他年老体弱的病体，将自己的全部家当一千多两银子分别捐献给他所创办的学校，包括贵阳一中、贵阳学院……

……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57万，录取110.7万人。今年研究生可谓“大扩招”，多所985高校研究生新生破万。高考报考人数超过1100万人，录取超过660万人。

经济增长变缓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延迟面对就业问题。1998年，也是高校大扩招，高考录取了108万人，研究生考试录取了7.25万人。24年过去了，从量上就能看出质的改变。

公务员考试，那就更不用说了，选择一个铁饭碗，过踏实生活、享有确定性的同时，可以畅想些别的可能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看，公务员队伍里的人普遍多才多艺。

此外，听很多朋友说，各类名校MBA招生非常火爆，席位争夺越来越卷，价格越来越高。高尔夫球场也很火爆，因为大家都在交换内心世界……

人们总是在绝境低谷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知识水平、信息水平等等，当然某些情况下，也显得更迫切。

直、谅、多闻，是人们面对纷繁世界的普遍解决方案。怎么说呢？直——现在反而是大家更真心一点的时期，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傲慢在变少，无知也要尽量变少。谅——只有变得柔和和宽容些，才能跟自己和解，跟世界和解。多闻——明显的感受是，同类型的朋友信息和情绪都会同质化，异类的朋友，往往能传递出更多没见过的世面，让思维被打开另一扇门，不至于过得太狭隘保守，多哀怨多滞留。

你看，从这些方面来看，文化果然都是沉淀下来的东西。文化是沉淀出来的，激流勇进的时候，都没有空沉淀。

人们的精神总是需要寄托的。所以人在酝酿一件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寻求自己的文化、人文精神等等方面的帮助，然后事情过去，也会留下点痕迹、启示、思想、潮流之类的。

比如历史上的改革呢，虽然有些政治经济上的问题停滞，但是文化类的东西总能沉淀下来。比如124年前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兴起于教育领域、人才领域，也沉淀在这个领域中。124年前的这个时候，也让人喜有戚戚。

其实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名人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提及一个贵阳人，叫李端棻。贵阳最近发生很多事，而我刚好在看《李端棻年谱》。

李端棻，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北京大学的首倡者，发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绝世才能的人。让我感觉，他就是“近代欧阳修”，发现了曾巩、苏轼等等人才。

我们从教育说起，然后落到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生活总是可以有机联络起来。

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改革建议，方略是 “一经五纬”：

“一经”即在北京设立官书局和大学堂，并从中央到地方创设新式学堂，引进新思想、新知识；

“五纬”是指开设图书馆（藏书楼）普及知识，创设实验室（仪器院）研究科学，设立译书局引进西学，建立报馆传播时事，选派游历鼓励留学。

李端棻，字苾园，道光十三年（1833年）九月初十生于贵阳。他的父亲李朝显英年早逝，于是，他自幼只能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叔父李朝仪、舅父何亮清对其影响重大。这真的跟欧阳修很像，欧阳修也是“画荻教子”的单亲母亲带大，在叔父的教育下长大。

李端棻于同治二年（1863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同治十一年出任云南学政，在任三年，促进了云南文化发展。另外，李端棻有个特点，那就是从同治六年（1867年）任山西乡试考官以来，曾多次出任地方学政，即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广东乡试考官、光绪十七年（1892年）任四川乡试考官、光绪十八年（1893年）任会试副总裁、 光绪二十年（1895年）任山东乡试考官及顺天武乡试考官、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任武会试考官。

历来，识人者成事，能批量识人者，就在成就历史。欧阳修的“千年龙虎榜”，让宋朝的文化发展走向巅峰。李端棻同样的，对发现新人、新思维，对积极感、向上感、郁郁葱葱的新生机，充满了探索精神。

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这次乡试虽然仍沿袭科举旧制，但考题已有了变化，隐含“经世致用”之意，即欲求国家富强，必兴工务实，颇有策论的性质。

对待难题，一定要有新的方案。当时的李端棻，是想通过他主持的乡试，对科举试行变革，注入新的内容。就如欧阳修想进行古文运动一样，一个求“道”的人，某种程度上会大事小事里都贯彻他的内心真实思想，想要在时空里积累更多可能性。

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题目是：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楼之明，公输子之巧”，以及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 “星” 字。

梁启超写的是第一个题目，文章吸引了李端棻与王仁堪的注意。王仁堪是何人？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殿试状元，据说，中俄条约签署后，作为新科状元的他便与人联名上书反对，也是豪气、正气十足。气概和勇谋这件事，历来都是很稀缺的，所以也会瞬间被铭记。

李王二人都以为梁启超该是一个“饱学宿儒”，没想到竟然是16岁的翩翩少年。李端棻顿生爱才之心，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甚至想“纳为己有”，遂请王仁堪做媒，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梁启超。

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但梁启超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李蕙仙后来办过《女学报》，倡导女性解放，创办上海女子学堂任校长。在梁启超流亡海外的时候，李蕙仙独立保护全家老小周全。

命运的安排，在封建时代简单看起来，多是一些人的个人意志决定了另一个人的命运，好在有心人还能在这种安排式的框架下，舞动自己壮阔的人生，所以人人都是带着命运的绳索跳舞。国人的内心都信奉，人的生存最强的就是可能性、应变性，这是骨子里最闪闪发光的东西。

李端棻的特点就是任主考时，所拔之才皆为当世之名士。后来他还当过工部侍郎、刑部侍郎、仓场侍郎，官至礼部尚书。

变法失败后，慈祥太后以“竞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百陈”的罪名，将李端棻发配新疆。流放途中因病留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恩赦回籍。维新运动失败，但学堂、文化类的东西都保留下来，国人总是会给自己留下一些空间，积累发展的可能性，这大概也是一种自适应吧。

李端棻被特赦回到家乡贵阳后，他仍然致力于维新事业，刚开始是与人开办矿务总局，后倒闭，再与人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州省公立学校；亦曾主讲经世学堂，因遭人诽谤而不再授课。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人有时候，就是为了干他想干成的事情，生命力会极强。这样的人，会让人有压迫感，但是若他的内心有调节和平衡机制，会用心去揣摩生活本身，他会让这样的执着感，内化成自己的精神立柱，而非外显的控制感和压迫感。

李端棻特赦回到贵阳后，有仿渊明之意，所作之诗与陶渊明也有几分相似之处。欧阳修和苏轼，也把陶渊明当成精神偶像。读李端棻让我感觉，中国人的精神依靠，其实是很单薄的，仿佛轮回一样，只能信任儒释道，只能看那么一两个特定的人。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像陶渊明这样的精神傲立方式真的很稀缺。古人治疗精神内耗的第一人，必是陶渊明，可以让人瞬间平和，几天便可入住自己的桃花源。

《苾园诗存》共收录有李端棻147首诗，早年所作甚少，绝大部分为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所作。“生平喜为诗，心有所触，一一托之吟咏”，写诗主要是记录自己的人生感想，不然人生拆解成一天天地过去了，仿佛什么都不曾留下。

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者某种习惯，就是为了留人生痕迹所用的。大块的时候，属于自己，也挺好的。人生沉浮，旁观着看，即便无可奈何，也可清新自然。

他也写过《自题小像》: “花一瓶，钟一座；钟不鸣，花不堕。有人一个，披裘兀坐。茶几有时凭，藤床懒去卧。聊将一卷摊，不求万卷破。”这里有一点躺平的感觉，但内心还是充满了向上感的追求。人生，就是看很多很多的书，见很多很多的人，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这里，静静地守着自己。“缗蛮黄鸟，止于丘隅“，飞着飞着，就知道该在哪里落了。

欧阳修是“一万卷书、一千卷遗闻、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苏东坡是“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而李端棻，是“花一瓶，钟一座，人一个，一卷摊”，其实大家都在守自己的一。

他真的挺爱“花一瓶，钟一座”的，在《秋菊杂咏》里写到：“吾爱吾庐只立锥，种花无地可编篱。秋来也对秋芳饮，全赖亲朋好赠持。铜瓶随插两三枝，人与菊花那暂离。怪我尘缘犹未尽，形神相对不相宜。菊花天气最难晴，傍晚回廊往复行。细数枝头开几朵，蒙蒙月上不分明。一夜潇潇雨未停，深怜盆蕾减芳馨。生来傲骨原无恙，不似春花落满庭。”

网友曰：满脑子的仇恨教育，蠢货教育，这是误人子弟，上次我在跟一群搞教育的人聊天，我说一群利欲熏心，追名逐利的人却在大谈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梁启超认为，国家富强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与民智的提高，因此，呼吁在京师大学堂内设立师范馆：

“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

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便成了北师大的前身，与源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北大同根同源。

在这个高等教育初创的年代，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提出的“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成了它最初的校训，将个体的求学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190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办学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

起步于微末的师范馆，被寄予了成为国家近代化教育标准，像北斗星一样引领教育发展的厚望。

之后，爱国主义与弘文励教成了北师大发展过程中最难以磨灭的两个特色，支撑着学校走过颠沛流离的岁月。

1912年，学校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师范大学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