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之鸿（1871－1934），贵州省杰出的实业家。字延厘（延仪）祖籍江西临川，1871年生于贵阳。

华之鸿1896年由副贡生选授仁怀厅儒学训导。

1902年弃官回到贵阳。

从1905年到1907年，他与唐尔镛、任可澄创办了规模、设备在清末领袖全黔的贵州通省中学堂；

受命与唐等筹款开办了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学堂；

合资、独资创办了团溪两等小学堂及息烽寨底文昌阁小学等校。

1907年又出资参与创办了《黔报》。

同年，被推为商务总会会长。

1909年，宪政预备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且为重要资助人。

辛亥贵州光复后，他由谘议局议员被推为新政权的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

1912年，唐继尧入主黔政，任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兼官钱局总理。1913年，任财政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

1917年以后，退出政界，专门经营商业。

1909年他秉承父志毅然投资白银20万两，由日本购进机器设备，于1911年正式创办文通书局于贵阳。它是当时贵州最早使用先进印刷机器的工厂。

1927年，又在文通增设图书部，与京沪各大书局订立合约，将国内各种新旧图书仪器运黔推销。

抗战时期（其子华问渠掌管经营）文通已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1914年，华之鸿又出资白银60余万元由日本购进机器，建永丰纸厂于贵阳城南小团坡，并于1919年正式开工。同时，他还着力投资扩大其家设于茅台的成义酒厂的生产能力（最高年产达3万斤以上）。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成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

此外，为地方经济发展便利起见，1912年，华之鸿与徐屏臣（贵州总商会会长）出资5万两，开凿乌江航通；实行开凿并请人试航。工程得大半，因地方多故，事竟中缀。

华之鸿一生，居官、兴学、办实业。他长于经济，为财政部长、司长时，面时财政无序，支用浩繁，他擘划经营，清理整顿各项税务，编制预算，统一收入，显现出卓越能力；护国反袁时，他带头捐资助饷，甚至不吝以私财5万余元平息挤兑之风，使新政权得以稳定而渡难关，有毁家纾难之节；他出资兴学、办报，且将上百万巨资投入“文化实业”，在那个时代，足见其卓识远见及敬恭桑梓之情。更不说文通的创办开了贵州近代民族工业的先河。此外，他“平素自奉极薄而性好施与”，自清末以迄民国初年，先后为四川、皖北、华洋义赈会、全黔义赈会及各地水旱火灾捐资数十万两；至于乡党亲友之贫困更乐于捐输，足见其仁爱之心。

华之鸿时代，军阀混战。

历届军阀政府当政，注定了民族资本企业发展艰难的命运。

文通、远丰先后遭回禄之灾，永隆裕的被迫停歇，使华之鸿“振兴实业，以济民生”的理想破灭。晚年，他皈依佛门，究心佛事。1934年3月7日病逝家中，终年64岁。

在茅台集团的“中国酒文化城”展厅里，陈列着出版于民国三十六年的贵阳《仁声月刊》杂志的一页，在这一页上，“华茅”（成义烧坊）、“王茅”（荣和烧坊）、“赖茅”（恒兴烧坊）广告齐聚。这三家的厂址都写着同一个地方：茅台村杨柳湾。

是的，不大的杨柳湾就是它们的发源地。镇上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记得；三家酒厂毗邻，占地总共不过四五亩，厂房规模不大，一般的木架瓦房，中有空隙和人行道，成一品字形—荣和居中，成义、恒兴在左右两侧。成义遭火灾后复建时改为砖木结构，还增添了窖坑。

现在茅台酒厂的第一、二生产车间，就是当年“成义”、“恒兴”的老厂址，窖坑也是老窖坑，老厂房有过改造，门面仍保持原貌。制曲车间是昔年“荣和酒厂”的全部厂址，把窖坑填平，在上面建的车间。

1949年时，三家烧坊共有窖坑41个，其中“成义”18个，“荣和”6个，“恒兴”17个。年产茅台酒60000公斤左右。

周梦生（1907-2001），仁怀县地方贤达，贵州省原省长周林长兄，曾任中枢两级小学校长，仁怀县七、八两区区长，遵义团管区司令少校员，军政部中校部员，贵阳市荐任秘书、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历任仁怀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他与华茅、王茅、赖茅的老板和主持厂务的经理们都有过交往。

据周梦生生前回忆，1951年，成义烧坊老板华问渠请托他当介绍人，经买卖双方协议，将该厂的产权以两万元人民币出售与仁怀县人民政府，买方派县税务局长王善斋为代表。办理好一切成交手续时为止，该厂已有八十九年了。

据《茅台酒厂志》载: 是政府征得华问渠“同意”后，成义烧坊以1.3万元（其中1000元是契税和工本费）的价格卖与政府，并更名为“贵州省专卖事业管理局仁怀茅台酒厂”。

随后，仁怀县政府以“通匪罪”处决了荣和烧坊（即王茅）老板王秉乾，仁怀县财经委员会决定将没收的“荣和烧坊”估价500元，并入茅台酒厂。到被接收时，该厂已有七十三年历史。

1953年，仁怀县政府又接管了恒兴烧坊（赖茅）。据《茅台酒厂志》记载，接管理由是“1949年建国后多次得到政府在经济上的扶持，维持了生产，但老板赖永初因采取转移银行金库、掉换借据等手段，盗窃价值人民币46万元的国家黄金被查出，于1952年7月被贵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到被政府接管时，恒兴已开办二十三年。

至此，仁怀县政府总计花费1.2万元，创办了国营的茅台酒厂。

1953年8月，茅台酒厂由贵州省专卖事业管理局划归省工业厅管辖，更名为“贵州省茅台酒厂”。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称：国营茅台酒厂的创设以及华茅王茅赖茅的合并，标志着三百多年来，茅台酒酿造工业企业的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使生产力从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为茅台酒的生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有人坐牢有人饿死还有人被枪毙

“三茅”的后人。

据《茅台酒厂志》、《仁怀县志》等官方资料载: 仁怀县政府通过没收、接管和赎买的方式，将成义（华茅）、荣和（王茅）和恒兴（赖茅）三家茅台镇上规模最大的私营烧坊国有化，成立了贵州茅台酒厂。三家人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作为贵州首富的第三代、民国时代贵州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华问渠的教育、书局、烧坊等各项产业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把他作为统战人士，安排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副厅长。

然而，好景不长。“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华问渠在运动中被打倒。工作没了，在文革的漫长时间里，这位老人独居在茅草房里。1979年去世，享年85岁。

华问渠的儿子华树人是贵阳八中外语教师。一些七八十岁的退休教师还记得，华老师被整得很厉害。

他们对华树人的儿子华效先还有印象，说他胆子很小。

广州一位媒体人士对跟华树人的女儿华林娜交流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什么都要盘问半天，“她说自己是‘在白眼中长大的黑狗崽’，‘吃不饱饭、度日如年、水深火热’……”

“她小时候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太多，感觉性格里特别多仇恨心，所以对陌生人不太客气。”

华问渠父亲华之鸿的曾外孙文嘉禾2012年曾对媒体表示，华家收到的1.2万元是“强迫”自愿卖给国家，他早年听家中老人回忆，那笔收入尚不够“遣散工人”。

开办“荣和烧坊”的石荣霄，其孙子王泽生毕业于贵州省法政学堂，曾任县经费局长、区长。

他1949年死后由儿子王秉乾管理“荣和酒厂”。据《茅台酒厂志》载，王秉乾系贵阳师范学校毕业，任过城乡小学校长，茅台镇镇长，不善经营，不理正事，酒厂事务托副镇长陈厚德代办。

1951年初，王秉乾因“通匪”罪被枪毙，判决书称其为“特务恶霸犯”，去世时年仅38多岁。

王秉乾遭处决时，他的两房妻子赵氏和陈氏均已病故，家中仅留下母亲和两儿一女。“那个时候我才三四岁，啥也不懂。是祖母周善福带着我和哥哥长大。我姐只能跟着我叔，太穷了，没读过书。”68岁的王崇雍告诉长江商报记者说，他们一家人最初住在荣和烧坊里，1952年因为荣和烧坊被政府接收，他们一家人就被迫搬出。1953年经历了一场洪水之后，他们又搬到了中枢镇。

王崇雍的哥哥王崇启也无书可读，当杂工挣钱，后来又去背煤。

1959年到铜仁地区伐木站当伐木工人，1963年转到遵义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11年前因为脑溢血去世了。

王崇雍去了一家集体企业—仁怀县第一建筑公司，跟哥哥一样当建筑工人。没有退休金，自己掏3万元买了社保。他65岁的妻子陈仕莉为广播电视局煮饭，临时工，也是自己买的养老金。现在两人每月总共拿2000多点。2010和2013年，王崇雍夫妻俩先后中风，半身不遂，行动不便。

还有比王崇雍家更惨的。据媒体人帅好的调查，他们的两个长辈—“荣和烧坊”第二代老板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其中，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年后一直在仁怀务农。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恒兴烧坊经营者赖永初曾任贵州银行总经理，不久后被“查出盗窃银行金库里价值46万元的国家黄金”，1952年被贵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了两年左右之后，被平反释放。但这位“不法资本家”被接管的烧坊，再也没有回到自己名下。

此外，席卷而至的政治运动他也躲不掉。

开批斗会、抄家、“疏散下放”……

市中心搭着大台子，台上一边是走资派，一边是资本家，人人胸前都挂着大铁牌、大木牌。“开完会，接着扫大街，通常一扫就是一天。”赖永初的儿子赖世强说，“各种名目的组织都来过我家，红卫兵、工先队、派出所、居委会……家里被抄了至少七八次。”

年近古稀的赖永初和解放后与他生活的三房太太，1970年还被下放到铜仁地区一个生产队务农， 直到文革结束。在偏僻的山坳里，赖永初也不能逃过政治风暴，“一搞运动，生产队就会拿他去斗，说这是贵阳下来的资本家”。

文革后，经贵州省政协常委会协商，决定赖永初为贵州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但赖永初没有活到任期结束，就去世了。

据传，远古时赤水河的土著居民~濮人，已善于酿酒，时间上比杜康还早。

而更为确切的是在《遵义府志》载：

枸酱，酒之始也。公元前135年，自汉武帝饮而“甘美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仁怀已有了“枸酱酒”，可以说是茅台酒的雏形。

至唐、宋朝，仁怀已成酒乡，酿酒之风遍及民间。茅台酿制的优质大曲酒“风曲法酒”盛行于市。

据清代《旧遵义府志》所载，道光年间，“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

”茅台烧、茅台春、 茅台烧春、茅春等酒名声鹊起，1843年，清代诗人郑珍咏赞茅台“酒冠黔人国”。

光绪二年，商业新兴，酒业随之发展，华家在毁于兵灾十多年的“茅台烧房”的废墟上，重建酒房，取名“成义酒房”，生产的“茅台烧”即“华茅”。2、华茅历史——茅台酒原本是华家酒　贵州仁怀茅台自古出烧酒。

1860年（清咸丰末年），华家在茅台镇始创成义烧房，酿造华家酒。起初年产茅台酒1750公斤，名叫“回沙茅酒”，华联辉之子华之鸿接办之初仍只是附带业务，直至华茅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之后才引起华氏的重视，年产扩大到8500一9000公斤。

1936年，川黔、湘黔、滇黔公路相继通车，给华茅酒的外销创造了良好条件。1944年，华联辉之孙华问渠扩大经营规模，窖坑增加到18个，年产量高达21000公斤，其酒俗称“华茅”。1951年，华家成义烧房被收为国有，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营贵州茅台酒厂。华家酒传人华效先开始让“华家酒”慢慢地又出现在人们视线中了。

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行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早在1905年“南洋劝业会”上，”华茅“和”王茅“均获有奖项，早已被列入农商部征集参展目录，因此，在万国博览会筹展之初，贵州省长公署按农商部目录要求”华茅“、”王茅“选送佳酿参展。两家应征送去了自己的茅台酒。

农商部官员受到参展样酒后发现两家茅台酒均产自一地，均用黄褐色土陶为酒瓶，除“华”、“王”一字之别外，名称相同，包装一样，且两家均冠有”茅台烧房出品”字样，这与国际惯例极不协调，于是将两家茅台酒作为一个产品，以“茅台造酒公司”为出产厂家送展。

当时参展的茅台烧，装在深褐色的陶罐中，不仅包装简陋、土气，而且陈列在农业馆，夹杂在棉、麻、大豆、食油等产品中，根本一点也不起眼，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被参展各方及评委瞧不起，无端的被排斥于评比行列之外。

当时我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急中生智，故意把一瓶酒打落在地。陶罐一破，香气四溢，芬芳无比。于是又有代表灵机一动，取一瓶酒，分置于数个空酒瓶中，去掉盖子，敞开酒瓶，任其酒香四溢；旁边再放上几只酒杯，随专业人士品尝。此举果然凑效，博览会各处参观者纷纷寻香而来，争相斟酒品尝，继而交口叫绝。

贵州茅酒由于展期的轰动效应，跨越了评审团的评比，直接由高级评审委员会授予最高“荣誉勋章”。紧接着在”巴拿马加利福尼亚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金奖“，并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并列为世界三大（蒸馏）名酒。

获奖后，“荣和”、“成义”两家烧坊对于国际金奖的所属争执不下，县商会难于裁决，呈文到省，乃与民国七年（1918年），有贵州省公署下文调处，该国际金奖由“华茅”、“王茅”共有，奖状、奖牌由仁怀县商会保存，两家烧坊所产的茅台酒均可在商标上标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字样，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华茅”便在中国酿酒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