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与子的诗性关系与对话

——读刘国安组诗《十指连心》 

文/陈啊妮  

刘国安是个诗人中的孝子，是孝子里的诗人，这么说并非仅仅因为读了他的《十指连心》组诗，诗人写母亲，从来都是不衰的主题，只是一般的诗人写母亲，会写得更光润讨巧，但刘国安的这一组诗，从头至尾都给我一种“憨笨”感，呈现了儿子在母亲面前永远的那种“听话”或“懂事”，又不那么“聪慧”及“精明”。这正是我要找到的那种感觉，也是人间最好的那种母子关系——母亲“诲子不倦”，儿子“顺母不疲”。在这一组诗中，无论何处，母亲对儿子都是导师，有时是哲学家，有时是诗人。  

诗人写母亲，其取材及取景，完全来自实材实料般的实景现场，几笔便勾勒出生活中最本质的“筋络”和本真的映像。仔细读了刘国安的《十指连心》后，我发现他几乎“放弃”了抒情，而是结结实实用细节编织诗章，更多的发生在母子之间的对话，皆涉及命运这个主题。而日常百姓间有关命运的讨论，无关乎玄虚的哲学，只有直接的对笼罩于身体的光晕的穿刺，在某个瞬间，形成诗性的生命感知。如《母子语法》中，“又是草木葳蕤的季节/我将采摘的香蒿/使劲地揉出青涩之味/加些许腊肉翻炒/将米磨成的粉子掺在一起/调和的是温水/母亲在灶堂里添柴/我把蒿子粑粑贴在锅边”，在具体生活中，他们这种在既定规则的边缘的“倒腾”，是对命运的接受，是尽最大可能对清贫日子苦味的调和及焕散，也是小小的“挣脱”，尽管这内设的改变现状的原动力是那么微弱或仅仅的一念乍现。母亲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心态上所呈现的不同状的“一实一虚”，从中也许能悟出更多东西，在此诗人没有就语义上潜意识形态的“艰涩”作过多渲染或诠释，他留给了读者。所谓的“母子语法”，也就是母子二人承接生活风雨时，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一种心态，而诗人禀持这一心态，同时面对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母亲，及仪态万千的人世命运。  

《手摇压水器》中的母亲仍不自觉地充当了哲学家的角色：“压水之前/母亲交代/要用一瓢引水/这是做人的道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手摇臂的伸展/亦步亦趋/如同老母亲佝偻的背影”，也可以说这是母亲的“人生观”。这首诗充分说明了诗人日常生活观察的辨识力，不是停留在表皮的物象上，而是深入其里的观照，力求更深刻的表达，具体落实到文字上，又是借“母亲”不经意地流淌出来的，即诗意的形成和诗性的闪烁，诗人没有做刻意的安排，通过质朴的叙事，达到了“没有抒情的抒情，没有讲理的讲理”的效果，或者，刘国安在写作此类诗歌时，已然把叙事和抒情作了深度融合，让读者感到他在朴实地讲述一件有关母亲的事，而把情绪的汹涌深藏于内在，细读之后，其情感的肌理才愈加毕现。同样，在《母亲的双手，是一场宏大的叙事》这首诗中，诗人在故事情节推演及细节铺陈中，把激越的情感处理得如此“风轻云淡”，可见诗人控制情绪的意志力非凡。他和通常可见的有关母亲的诗不同，能够自始至始“摁住”情绪喷发的“漏点”，读者也可能隐约感到一种跃动，如纸面下卷动的风，但又没有实据说明诗人“破防”了。这首诗真切地令我感受到刘国安“亲情诗”平静的力量，如一个脱口秀明星，在观众不住地捧腹大笑时，他始终如一的那副认乎其真的表情。  

让我进一步加强了刘国安的诗歌“控制力”印象的，是《屋梁上的那截时光》。诗人写到“大集体时代”，这一称喟也让我们更逼近现场，显然那是一个苦难岁月，但诗人一系列细节的罗列，仍保持了“就事论事”式的叙述，丝毫没有受到情绪起伏的干扰：“大集体年代/物质奇缺/布票粮票总嫌不够/为姊妹五人添置新衣/是母亲年末岁尾的操劳/一些寿布叫染工染上颜色/也能成为过年的新衣”，在读到这几句时，我甚至看到诗人脸上轻扬的笑意：对儿时虽困苦但温暖时光的回忆。读者也能从这首诗中，读到坚强而乐观的母亲，为了生活，没有怨天尤人，即便搞到一些“寿布”，也要染上彩色，仿佛一种“向死而生”。那个年代的人民，无数个“母亲”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她们也有那个年代的笑声，精神和希冀：“待到儿女们一个个张开羽翼/母亲/像紫燕一般/在屋梁上/留下/一截时光”。诗人在此，实现了从平凡中建立神奇之效，仅仅用寿布染色这一点，就让这首诗立住了。通过这首诗，我从内心悄然校正了对苦难的认识，对世纪灾难的判定，对厄运的态度。  

正如本文起始我就判定刘国安为“孝子”，《锁定戏曲频道》给我提供了又一佐证。读了几行我就不禁流泪了。我相信诗中描述的是真实的事。我为何如此激动？这让我想起更多的母亲，在儿女“出息”后，却由于巨大的生活习惯的差别，而难以享受儿女的“荫庇”，从而成为事实上的空巢老人而孤独终老。母亲对子女的要求，其实也等于没要求，就是能让她随心随意一点，比如诗中的母亲，她的唯一爱好就是听戏，再多再高端的物质条件都不如与她骨头里血性一样顽强的追求：“我把电视锁定在央视戏曲频道/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爱好/一边看着电视节目/一边剥着苕藤梗子”，如果进一步，就是：“母亲与我们解说着剧情/眼角和眉梢露出的都是笑意/一改往常早睡的习惯/母亲与我们拉起了日常/乡村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也就是不厌其烦的倾听和恰到好处的回应——这就是一个含辛茹苦一辈子的母亲仅存的念想？这首诗无形中树立了“孝子”的形象，不禁令人起敬。如同诗人不着痕迹的抒情，他对母亲的爱和照顾，也是不经意间“风轻云淡”般进行的，仿佛自然界的“反哺”现象，源自于天性。于淡泊和朴实中建立的母子情深，恐怕唯有用“真”这个字能诠释。  

《抱鸡母》的形象恐怕是最贴切的母亲的代言形象了。诗人在诗中写的“抱鸡母”，正是他儿时的记忆，这一段文字异常生动形象，又撼人心魄。我们都是在那两张颤栗但温暖的羽翼下长大的娃，读者读的是“抱鸡母”，但脑子中不断闪现的图像可能就是一个母亲的身影——甚至是自己的母亲。这首诗让我读到了纯粹，一种纯棉般的精神姿态和书写格局，如“抱鸡母”般的纯厚、坚执，关键时刻的奋不顾身或及至“疯狂”。这首诗对抱鸡母的书写，也可认为不属个人想象力的范畴，是对自己母亲的“临摹”，更不是诗人隐秘的私人关联和精神成长，它是天下最为“大白”的真相。同样这首诗不能算作诗人对儿时生活感情脆弱的怀旧，诗人实际向那个年代致敬，因为母爱疯狂播撒的岁月，什么样的故事都该是甜的，温馨的：“恰逢端午节/兄弟姊妹相约回到老屋/母亲一大早开始忙活起来/一缕炊烟在屋顶升腾/佝偻的背影与灶膛火光形成映射/此时的母亲/像极了那只/饱经风霜的抱鸡母”，至此，诗人既完成了对母亲的颂赞，也完成了对生活的颂歌——我更多从刘国安这里，收获了“努力快乐活下去”的立意。  

与前述纯然写实的诗歌略见不同，《炒剩饭》和《烤红薯》这两首诗是诗人在现实场景外，幻化过的意象。这里的“剩饭”多了一层喻示，是母亲从小到大一直响亮在诗人耳边的“唠叨”，所以我以为《炒剩饭》写得很巧妙，尤其是叙述的切入口，和十分贴切的比喻：“像一版老式的磁带/母亲的话题穿越岁月的尘埃/经常倒带或者重复”。《烤红薯》则完全把“红薯”拟人化，成为母亲养大的一个“孩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类比也可以源自母亲复杂的情感世界，一种因思念在城里生活打拼的子女，而寄托于一筐要进城的红薯上，或许只有一个母亲的胸怀才能产生这样的联想。日子越“烤”越甜，但火烤的过程还是让母亲揪心的，所以这首诗，从另个侧面，或母亲的内心，折射了母亲的心思。  

刘国安大胆的想象力和比喻，在《创口贴》这首诗中得到体现。他说：“长期匍匐在地球的胸口/母亲的背部折叠成了九十度/一生的辛勤劳作/母亲的身体/急需一枚/创口贴”，说实话，第一眼读到，我甚至感到有点不妥，来回读了三遍，突然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老汉粗糙的手指上缠着的那块创口贴！至此，创口贴一点点放大，我们的父辈积劳成疾的身体，所能享受的修复，岂不就是一副“创口贴”么？创口贴是对伤口的抚慰，但也是一种隐藏；既是一种生理疼痛的缓解，对心理的疗理有多大作用呢？罗中立《父亲》手指上的创口贴一直贴在人心上，而刘国安的创口贴，是扩散和延展开来的巨大意象，是献给天下所有母亲的。在此，我还得说，刘国安是孝子，作为诗人的他，是所有母亲的孝子。  

作者简介：

陈啊妮，笔名叶子，居西安，长期关注现代汉语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在多家平台发表诗歌评论和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