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她不大肯喊父亲。岁月承平，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青春的叛逆全投到身边至爱的人身上。跟家里人说话，老有种气鼓鼓的味道，动不动还顶他们一两句。一次为什么事，迫不得已要去父亲办公室找他。脚步踩在木地板上，激起巨大回声，她噤声不敢动。有人过来问她找谁，她一时混乱不堪，“我……”是该说“我爸”还是父亲的名字？就噎住了。

有父亲的同事过来，是她该喊叔叔的，却死撑着只当不曾看见。那人道，“胡老师在呀，你喊一声。”喊？像小孩一样大叫“爸爸”？在这安静严肃的成人世界？太羞人了。

忘了是什么事这么着急，不能再等下去，她只得小声小气叫一声，“爸……”声音像飞不起来的鸟，到半途就折翼跌落，连隔壁办公室的人也没回过头来。

脚步却匆匆响起，父亲从上一层楼急急跑下来。

时光是冷酷的跷跷板。她一天一天走向生命之巅，也就是父母缓慢地退场，她一直天真、糊涂、不大谙世事，父亲总说她长不大，说她到八十岁，还会是父母眼里的小孩。她却没想到，自己没那福分。

一昼夜的仓促，已足够决定生死了。

早上7点，刚吃完早餐的父亲突然呕吐；8点，他独自到医院打针；上午10点，她去医院看父亲，一眼看见殷红的血，正一点一滴输入父亲血管；中午，父亲转入危重病房；下午，她和姐妹们，把隐瞒已久的父亲病情向母亲和盘托出；傍晚，身为医生的二姐，听完主治医生的最后陈述，极力克制，尽量冷静地说：“是，我们选择不手术。是，我来签字。”———早在三个月前，已经知道手术的徒劳。

而仍然一无所知的父亲，还在病房里，打听她北京的新居，絮絮叮嘱细节。父亲周身插满管子，每一根里面都是一个生的希望。他只觉不耐，说这针怎么总也打不完，屡屡想要调快点甚至拔下来。她连忙安抚父亲：“房子装修好了，你和妈去住一段时间吧。”父亲想一想：“等明年春天吧。”

夜深了，父亲渐渐睡过去。她宁愿相信这是睡，而不是时断时续的昏迷。第二天凌晨7点，父亲恍惚地醒一下，嘟哝几句，口齿已经很不清了，却都听得懂，是让在他身边守了彻夜的女儿们去休息。

8点，医生过来，喊父亲“胡老师”，父亲眼皮动一动，是残存的一点意识；8点半，再喊他“胡老师”，没反应，喊名字，也没反应。

她倾身上前，轻轻叫一声：“爸，爸，你听见了吗？”

父亲的头，微微向她的方向动一下，嘴里含混地“唔”一声。

这是父亲给世界留下的最后声音。而血压计上的指数，一格一格跌落……8点53分，医生关掉了所有仪器。

痛与恨紧密相连。她自此不信鬼神，诸天神佛都瞎了眼；每一位桑榆暮年的老者，她都看着不顺眼，为什么人人都比父亲多了些时光。

深冬时节，她上班。看见门外有灰灰的微光———终此一生，她都是无父的人了，天气与心态，一定悲凉。出门才看清是落雪，已经来不及，踩在雪后成冰的台阶上，一跤滑倒，“哎呀”一声。分明是叫天天不应，她却听见耳侧有低微的一声“唔”，跟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声完全一样。又一次，在遥远地方的父亲，回答了她的呼唤。

刹那间，她跪在冰冷脏污的雪地里，泪如雨下。

这一生，风来雨去，俯里仰外，她都会听见父亲最后那微弱的一应。

她只做了父亲三十年的女儿，而父亲的疼爱和宠眷，却要长长久久地，伴她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