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日报 2023-05-12 第07版：文化）

民国《贵州通志》铅印本及手稿本。

清●道光《遵义府志》补刻本。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地方志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是一种让人望而却步的读物。自从我开始做贵州文化报道，我对地方志的感觉就像《魔鬼辞典》对“世界名著”的解释：“一种总希望自己已经读过，又总是没开始读的东西。”

  而这次我找到了解决之道——一边阅读方志，一边行走地方。其一，对于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只有对东游西逛的热爱能让我克服畏难情绪，和古籍以及生僻读物来一场“死磕”；其二，编纂志书这件事太专业太艰巨，我既然没实力也来不及参与，那就用我的方式，书写我所走过的贵州各地，用亲眼所见印证方志所述，并比较二者如何大相径庭、若即若离抑或一脉相承。这将是一次又一次旅途和一场又一场阅读，更是读书与行路的水乳交融和交相辉映——路途种种，其实就是在阅读脚下土地；书卷之中，也都是走不到头的万水千山。

  贵州的各种志书，已知的源头在宋大观年间，《遵义军图经》是贵州第一部志书。到明弘治以前，贵州编纂了约60部志书，可惜如今已全部散失。留存至今的贵州最早的志书是明代弘治年间编纂的《贵州图经新志》，它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官修的第一部省志，堪称介绍贵州省情的第一部“百科全书”。此后，贵州编修地方志蔚然成风，见于记载的明代志书有46部，现在存世的尚有8部。清代编纂的贵州志书有184部，虽有一些佚失，许多重要的志书仍然存留——谢天谢地，时间一去不回，历史诸多悬念。假如过往是出悬疑剧，那志书里的密密文字，就都是重要的破案线索。

  即使在全国层面做个古代地方志海选，贵州也有一骑绝尘的佳作。清道光年间，由“西南巨儒”郑珍和莫友芝合编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第一府志”。张之洞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将《遵义府志》与《汾州府志》《嘉兴府志》并称为三部优秀府志。丰富的内容、严谨的考证、新颖的体例、典雅的文笔，以及对经济的重视和对民生的关怀等等，是《遵义府志》博得盛名的原因。但当我因为这本府志，去到山清水秀的沙滩村，寻访郑珍、莫友芝等的足迹，我又更看重有情怀又有实力的优秀主编对志书品质的作用，看重一个地方和一群人、一种文化现象之间深刻的关联。

  成书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大定府志》，也很值得说道。该志书共计60卷70万言，所志地域包括彼时的威宁州、平远州（今织金）、黔西州、毕节县、水城厅，加上府治所在地（今大方），时间跨越两千多年。编纂该志的邹汉勋是晚清著名学者，更是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他在贵州先后主纂或参纂《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本本都是叫得响的名志，他自己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方志名家”。

  另一个赋予《大定府志》“名人光环”的是林则徐，他研究全国地方志，却只为《大定府志》撰写序言——写序还不够，他又盛赞《大定府志》的价值并不只在被书写的地方，其精神与思想实有利于天下后世之治。还有一个给这本志书作序的是翁同书，清代帝师翁同龢的兄长——这么一细数，《大定府志》从编纂者到“助阵嘉宾”，已经算得上“豪华阵容”。

  跟着这些著名，以及那些非著名却自有路数的方志，我将如何行走贵州？我请教《贵州历史笔记》作者、贵州著名历史学家范同寿先生，他建议我“从黔北走起”，因为“贵州文化在黔北”，中原文化自汉代起就在遵义传播；我又请教我的忘年交、著名作家、书法家戴明贤先生，他说近年出版并在业界引发热议的《安顺城记》值得关注，并建议我采访即将来黔休养的主编钱理群先生；我再去问也闲书局主理人秋蚂蚱，他带我走到一排高大的书架前，指着一本本相关书籍说，也许能从中找到被人忽略的贵州秘境；我还约了《旮旮角角贵州史》一书的作者、专栏作家周胜先生聊天，想知道他用怎样的方法从古籍之中淘“八卦”……栏目启动前的这些请教和交流，最终变成了一场“情绪热身”，让地方志及其所链接的广阔天地与生动趣味，已先行将我的好奇和向往点亮。了解一个地方，从书本阅读到实地行走，都是路径；然而从这个地方有情怀有学养有才有趣的人身上获得智慧、体会温度，更是不可或缺。

  时间不停，地方志的续写也不会止步。志书对地方的书写，就像衣裳之于发育期的孩子，即尺码永远跟不上生长速度。在拜访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之前，我的眼光只在贵州古代和民国旧志上，了解之后才知道贵州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同样成绩斐然——率先出版全国首部减贫专志《贵州省减贫志》；与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和改革委于2021年共同编纂出版《贵州桥梁志》；此外还有《六盘水三线建设志》《黔东南州斗牛文化志》《侗族大歌志》《赤水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志》等等。进入中国名镇志和名村志丛书的8本志书，直接就可以作为我写作“读方志·行贵州”栏目的详细教材。而我并不需要背着厚重的志书上路，2020年12月全国首个省级方志云——贵州省方志云正式上线运行，我只需要带上手机，拨拉屏幕，就能以时尚的阅读方式，跟着志书游地方。

  杜鹃花盛开的季节，我去到《大定府志》所志地域之一的黔西。酒店房间几乎每天被南来北往的客人塞满，只因附近声名远播的百里杜鹃正漫山遍野开得如火如荼。“黄坪十里杜鹃”，这是《大定府志》里的记载，指的就是如今百里杜鹃中心花区普底乡的花季盛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黔西县志办成立，在编写《黔西县志·地理志》时，这片烂漫山花再次被发现、重视并通过媒体广为传播——我是多么喜欢这些故事，喜欢在古与今、书页与现实的延续和呼应中，体会一方土地的生生不息。

  大约160年前，从“黄坪十里杜鹃”所在的大方普底走出，在福建永春州任州同知7年的黄思永退休返乡。为官清廉的他临行前为筹集路费就花了不少精力，加之彼时贵州境内兵事纷起，道路阻断，只能绕远路而行。路途艰险，各种祸患，导致他从福建永春到贵州大方，竟然走了整整半年。好在路途之中，他几乎逐地写下诗句。今天的我们读到这些文字，就如同听见从160年前传来的“路况播报”，获得一份真实了解贵州当日交通状况的宝贵史料——曾经这样一个贵州人，历尽艰辛回归故里，一路留下传世诗行；而今我们“读方志，行贵州”，在文字和脚步间勾连史实与现实，缝合过往与今天，岂不也是在穿山越水，回到故乡。

  （学术支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