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我们文章中经常会提到“某某某”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比如近期《谈谈夏曦》（点蓝字阅读）中的夏曦，还有我们熟知的王明、王稼祥、陈昌浩等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提法是怎么来的？他们都有哪些人？他们在中共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

其实,说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不能不提到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曾十分注重从国外寻求支持与援助。但后期他逐渐对西方列强感到失望，转而把希望和热情投向新生的苏俄政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当即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表示热烈祝贺。

在西方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封锁打压的氛围下，孙中山先生的贺电无疑让苏俄政府感到振奋与喜悦，进而对国民府也予以了热情支持。

1923年，苏联派遣鲍罗廷将军到广州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顾问。孙中山先生创立黄埔军校时，苏联政府更是给予了武器、资金及人员等方面的支持。

1924年,孙中山先生还委派张太雷等对苏联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一大批精英人才。

1925年10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成，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因此中共也获准派人去中山大学学习。从1925年冬至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国共双方先后共派出近千名精英人才赴中山大学学习。

毫无疑问,国共双方向中山大学派出的都是自己最优秀的人选，这些人归国以后许多都成了军政高官或一方显要。

如共产党方面的邓小平、林伯渠、杨尚昆、左权、王明等；国民党方面的蒋经国、屈武、郑介民、邵力子、谷正刚、谷正伦等。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政工人才。学制为两年，开设有7门课程：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

此外，中山大学还因材施教，在学校开设过语言班、理论班、特别班、预备班等。

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权交恶，国民府发出通告，禁止自己的党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人，很多也被苏联政府流放或遣送回国。这样一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成了主要为中共培养军政人才的学校。

1927年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展开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斯大林一怒之下解除了拉狄克的校长职务。

因学校副校长米夫此时去了中国，暂由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阿古尔为了捞到校长这一职位，以小恩小惠争取了几个很有政治势力的学生的支持，如周达明、俞秀松等。

依靠这几个人，阿古尔身边很快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成了学校的太上皇，根本不把学校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

谢德尼可夫不甘示弱，反过来把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领导人拉到了自己身边，利用这些人，他成功地拉拢了一些在学校也很有影响的学生。

于是,在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阵营~教务派和支部派，两派之间相互敌视、攻击。

而学校里的很多学生对这场权力斗争十分厌烦，不参加任何一派。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方势力。

1927年7月，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从中国回来，发现学校此时已被派系斗争搞得四分五裂。

陪同米夫一同去中国又一起回来的王明，为给米夫争取到校长的职位，建议米夫争取校内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的第三方势力，联合支部派搞垮教务派。

结果米夫大获全胜，很快搞垮了教务派，如愿当上了校长。而王明从此也成了米夫的心腹。

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刚刚结束，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又随之而起。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全城游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中山大学的教职员工也参加了游行。

当学校队伍游行至列宁墓时，中山大学的一些托派学生当着检阅队伍的斯大林等领导人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

斯大林十分恼怒，指令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随即，在红场列宁墓高喊亲托洛茨基口号的学生有的被驱逐回国，有的被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但随后米夫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托派分子并不是他们要对付的唯一的反对派。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让中山大学的一些学生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对斯大林、联共和共产国际的的领导表示出不满。

在中山大学学校当局开展反对托派斗争的同时，他们结成了自己独立的力量，来反对中山大学支部当局和米夫。这些人后来奉行的路线被称为“第二条路线”。

拥护“第二条路线”的学生由三派构成，即教务派的残余分子、中国共青团的“先锋派”和工人反对派。

教务派虽然被打败了，阿古尔也被撤职离校，但这一派系的核心人物俞秀松等还在，他们密切注视着学校的每一个新动向，跃跃欲试，力求一逞；中山大学的共青团支部领导同情托洛茨基分子，公开鼓动和党支部对着干；而工人反对派是“第二条路线”的主力。

1928年后,中山大学工农出身的学生增加了很多，由于这些劳苦出身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中山大学中党的组织和学生团体很多重要职务都是由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担任的。

这引起了工农出身学生们的普遍不满，他们在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的支持下，组织起来，对抗米夫及其支持者。

面对“第二条路线”的挑战，校长米夫和党支部当局集结了以王明、等二十多个在学校很有影响的学生为核心的一批支持者，对“第二条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9年夏，中山大学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由于分歧很大，会议最后只好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

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

就是这二十多个学生，被反对派的学生们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只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

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分别是：

王明、秦邦宪(博古)、 张闻天 (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 (凯丰)、 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 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 袁家镛、徐以新。

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中大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了挖苦这些人而叫出来的。

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后来流行的29人名单中的有些人（比如王明）并未参加那次大会。

不过，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名单里了。

由于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支持，在与“第二条路线”的争斗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学校当局占了上风。

教务派的核心人物俞秀松等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学校共青团的领导人西门宗华等被遣送回中国。瞿秋白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也被调回国内。

1929年至1932年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相继回国。

毫无疑问,“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苏联政府精心培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中共改造成为一个忠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党。

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操控和支持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大力推行极左路线，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如夏曦作为中央特派员在洪湖革命根据地大搞清洗，杀害了大批革命同志;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秦邦宪奉行王明“左”倾路线,致使革命根据地损失殆尽，工农红军惨遭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最后，我们说一下这29人的结局：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 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和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

张闻天也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

秦邦宪在"七大"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在领导 《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

杨尚昆、张琴秋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杨尚昆还担任了国家主席 ;

陈昌浩当了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解放后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何克全 ( 凯丰 ) 在遵义会议时仍坚持不改，但最终纠正了错误 ;

徐以新在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文革后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王盛荣曾于1931年当选为中革军委15位成员之一，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等职；

夏曦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被追认为烈士 ；殷鉴则在唐山煤矿时被捕牺牲 ;

沈泽民是茅盾的弟弟，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务。  1933年11月20日，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

陈原道，回国后先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193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

宋潘民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他因不满肃反扩大化，被同为28个半的夏曦作为改组派抓了起来并枪毙；

何子述，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1932年被国民党处决；

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 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人回国后，脱离了革命队伍， 成了中国革命的叛徒 ;

还有一些人，回国后表现平平淡淡，如王保礼、李元杰、肖特甫等人，远不如当年那样"领风气之先";

杜作祥，陈昌浩第一任妻子，1934年被捕后脱党，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

朱自舜与袁家镛后来搞地下工作，解放后分别从事教育与财经工作。

而教条宗派头头王明与其妻孟庆树，对自己的错误始终不思悔改，一错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