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文化的攻守逻辑：理论、历史与当代启示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孙子兵法研究》2023年第2期

随着哥伦布时代的航海革命兴起，海洋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压倒性优势。清朝晚期时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海上入侵的束手无策，这是否说明《武经七书》等来自陆上战略经验的经典过时了？还是说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笔者认为是后者。按照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到19世纪末以后，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闭合、海洋文明的扩张到了极限，而技术革命让陆权大国具备了重新获取主导优势的战略机遇，清王朝完全可以通过战略行为模式的革新实现大陆体系的稳固。然而，清王朝在海上采取消极防御战略，错失了陆权国家崛起的契机。按照反事实推理，清王朝至少有机会延缓或阻止东亚朝贡体系的过早崩溃。我们不应以中国战略文化的经典来贬低西方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等战略家的著述，也不要全盘照搬西方战略理论。这是因为武器技术和经济生产可以迁移，战略文化却很难照搬。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战略文化缔造能力是从高到低，再触底反弹开始回升，这与中国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轨迹类似，都是呈现V字形发展。中国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到近代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战场，地缘战略地位跌到了谷底。进入21世纪，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急剧上升。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战略文化缔造能力则是从低到高，近代西方的全球海上霸权与大陆性扩张以及地缘经济与科技文明的领先，都受到战略文化的先进性影响。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经典的研究，以及中西方战略文化的比较，能够让我们形成较为完整的战略观。

无论文化是否能够决定行动，它都足以影响态度和行为。中国战略文化的精髓是攻守相济，这与西方战略文化传统中的攻守对立有着鲜明的区别。对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取向解读主要是根据一些历史上实际生成的战略行为，然而战略行为可能是国家主动缔造，也可能是受到环境压力被迫实行。对一些进攻性的战略行为我们也无须选择性忽略。历史上可能发生的战争要多于实际发生的战争，考虑到大多数扩张性战争的发起者都具备程度不同的战略理性，一味强调防御意图可能忽略了古代中国已经扩展到了自然地理边界与技术水平的相对极限，进攻性战略文化（霸道）与防御性战略文化（王道）的灵活转换才是大国战略缔造能力较高的体现。当诸侯分裂、逐鹿中原时，进攻性战略文化居于主流地位，而当大一统实现且缺少周边地缘政治威胁时，防御性战略文化开始上升。战略文化的延续性通常大于变革性，这源于战略传统一旦形成，就有某种战略惯性，改变这一惯性的主客观条件通常要比延续这一战略传统需要的条件更为苛刻。

由于历史实践的直接经验是很少的，所以了解历史的间接经验要比直接经验有更大的多样性与广度。因此，以战略文化作为了解历史间接经验的切入视角很有必要。文化变量可以解释结构变化与国家行为改变之间的时间差，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采取的行为与国际体系结构所要求的相反。在结构因素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文化等国内变量可以发挥独立影响。现有战略文化研究缺乏非西方要素，中国外交实践话语需要原创的战略文化理论支撑，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该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概念是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基石。在社会科学中，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总是围绕一整套核心概念才能建立起来。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偏好并非一成不变，国家的攻防取向、陆海偏好可能随着时间与空间条件的变化而出现转型。如何理解战略文化的变与不变？进攻性战略文化与防御性战略文化哪一个代表了中国主体的认知取向？每一个时代的国家战略决策总是受到时间与空间变量的影响而形成。强调超越时空限制的体系理论有助于形成对国际体系层面的宏观思考，注重时空特征的中层理论则能在国别和地区层面解释个案。结合体系与单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探究中国战略文化的动态调整性。战略文化对国家战略的影响主要涉及战略动机、战略意图、战略决心这三个层面，且渐次影响减弱。战略文化对动机的塑造是最为直接的，对意图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而对决心的影响则要通过战略意图的传导，更为弱化。这三个维度可以作为梳理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重要视角。我们需要的战略文化理论是既能描绘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

战略文化涵盖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单元行为体的战略文化有可能外溢为体系文化（当行为体是体系地位较高的大国时），如英国的海洋战略文化、美国的自由主义利维坦、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反过来，体系层次的普遍性战略文化共识也可能影响单元行为体战略文化的缔造，在一个充满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取向的无政府体系中，爱好和平的国家也难免会以类似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略模式行动，从而在外部压力与内部反馈的双重作用下逐渐演变出军国主义的战略文化。战略文化具有演化的性质而非必然进化，还可能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退化。国家在一个复杂的系统环境中，可能学习正面观念，也可能学习负面观念。例如欧洲列强对地缘政治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过度渲染，以及近代日本帝国对文明国家这一主导观念的内化，都确实导致这些国家的战略文化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退化，至少从战略行为与实际出现的效果而言，这些国家都没有面临不进攻就灭亡的绝境，却最终通过全面扩张主义主动塑造了被动局面。

战略文化的物质来源是：地理、气候、自然资源、国际规范、代际变化、技术革命等；它的政治来源包括：历史经验、政治制度、精英信念、军事组织等；战略文化的社会文化来源是：神话和象征、向行动者提供适当战略行动的关键文本。有学者认为战略文化由两部分组成：核心范式与一套先后顺序的战略偏好。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发展，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以及相关对象的分析判断。战略文化在现时战略实践中表现为按照先后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偏好。还有学者指出，具有浓重历史性格的战略文化传统都由表层结构、亚深层结构、深层结构三个部分组成。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除了会产生所谓的理性认知相符外，还有可能使人们将接受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知框架中，致使他们所知觉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预期的东西。战略文化的历史经验积累至关重要。战略文化实质上就是战略主体在历史经验累积的基础上所固有的认知框架，它能够对战略主体所接受的战略信息进行整理，从而影响大战略决策和实施，战略效果的成败会延续或变革原有的战略文化体系。

战略文化经由多种因素作用而成，变化缓慢，它是由地理、资源、生产方式、文化特质、历史经历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长期演化而成的。战略文化是由抽象的意象和象征而非因果假定构成的（尽管最初这些意象形成时期是由因果假定构成，而一旦这些假定被抽象为意象后，意象就会独立发挥作用），因此战略文化的教条性质使其形成后十分稳定。战略文化的稳定性不代表不需要或不会发生变革，因为影响战略文化生成的文明形态、地缘环境和人口构成等要素会发生变化。许多战略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连续性，但新的研究提出了包括外部冲击和内部认知失调在内的潜在变化条件。战略文化的困境可能为外交政策确定新的方向，并促进历史叙事的重建。战略文化对战略思维的孕育很有帮助，一些战略文化不能直接作用的结果可能是通过战略思维转化而成。战略文化对“不变”的周期性历史现象解释力更强，对“变”的特殊性事件则是通过对战略思维的透视，而具有间接的解释力。战略文化通常能解释国家周期性的战略行动（如中国古代的长城防御情结），战略思维则能分析国家应对国际危机、战争等重大事件时的决策个案（如古巴导弹危机）。战略思维对战略行为的塑造是不确定的，因时因事而异，国家间战略互动的结构是复合多元的。

战略文化更多是指能转化为战略思维的内容，即能够对国家在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时的战略决策发挥一定作用的战略文化机理。有学者认为，战略文化可以严格限制战略选择，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主导性的战略偏向，这些偏向根植于国家早期或形成期的经历当中。例如，苏联的地理、民族文化特性以及社会结构和军事制度，造就了苏联强调进攻性的大战略。也有学者彻底否定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承认战略文化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指出战略文化与实际的战略行为存在根本的断裂，战略文化无非是政治精英们模糊或掩饰他们的战略选择的工具。笔者认为，战略文化对战略选择的塑造是宽泛而非严格，也可以在特定时期作为国家政治宣传的工具。从一国战略行为的长期演化趋势来看，本国的战略文化取向不能长期与体系环境的主流文化观念相悖，比如体系环境中主要大国都是军国主义国家，而本国意图贯彻防御意图的维护和平的国家就显然难以实现。

对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适当引用与批判性分析，有助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理论推演。历史总是有周期性的规律，这让战略文化模式的总结富有意义。为什么历史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重大意义呢？这源于并非新近的事物就优于恒久的事物。国际关系学需要超越美国中心主义，同时培育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将自身定位为一门旨在为全球现代性提供新的叙事的“历史社会科学”。但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是源于一个特定的地理文化境域之中，这个境域可以称之为社会理论的自文化体，它塑造了文化体的实践，也规定了社会理论构建的可能条件。社会科学理论有着内在的本土性，从本质上说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产物。对中国的战略文化研究应该秉持多元主义而非一元主义。战略文化的研究方法并不排斥理性本身，理性完全可以作为战略选择的一个要素。它只是拒绝用非历史、非文化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战略选择。文化主义者面临的难题是，怎样解释在文化不同的情况下战略行为的相似性。反过来讲，结构现实主义的难题是，怎样解释在结构条件下大致不变的情况下战略行为的差异性。

对战略文化的形而上研究就注定了它的因果机制无法做到像科学行为主义那种精致和简约。一些政治家确实有意构建了一个逻辑链条，从利益认知到威胁界定，再到对外政策，但却可能是以一种不太系统的方式来实现。无论国家领导人是否寻求制定一个正式的战略文化认知体系，国家都会受到战略文化的影响。所有国家在相互竞争的利益和优先事项之间进行权衡时，都难免会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所有国家都有战略文化，无论它们是否知道它的存在。战略文化作为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概念与思想内核并不会自动以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就让诠释而非解释的方法更加适合这项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分析不同背景中的行动者怎样建构了不同的社会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而不是将一种地缘文化背景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模式机械地移植于甚至强加于其他地缘文化场景。

战略文化也会限定国家的对外战略选项及排序。如果过去和现在可以被解释，就可以用战略文化的概念或风格来预测未来的决策。战略文化制约国家对外部事物认知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战略文化制约国家决策者的对外认知观念。威胁评估不仅和能力与意图有关，还与能力和意图被正确或错误认知的方式有关。战略文化影响国家精英的战略思维方式。战略文化的功能提供对与错的概念，以及各种假设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需要证实和重新审视。实力政治的文化传统已经在西方人中塑造了“经济增长→军事扩张→挑战霸权”的思维模式。战略文化塑造国家对外战略的鲜明风格。文化因素影响国家对体系压力的反应模式。虽然结构变化与单位层次反应并不一致，但从长期看，国际条件最终会带来与之相符的战略调整和文化变化，即军事政治文化在高强度的国际压力下，最终会调整并适应这一状况。

人的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性关系塑造的，这被称为“关系性逻辑”（the logic of relationality）。战略文化的行为体之所以是理性的，首先是因为他们是关系性的，即关系理性。中国战略文化中的“仁”“礼”“攻防”都是情境性的，情境性在中华文化传统中首先就是关系情景。行动者行动是否理性，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规范理性，都取决于自我与特定他者或曰行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性质。由于战略文化很少作为单一变量实现对历史案例的全部解释，战略文化主要塑造决策的动机，对行为者动机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方的决策以及他人对这一决策动机的判断，往往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战略文化的影响考察，不应局限于国家实际的战略行为及其效果，这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单元行为体的战略博弈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一个战略冒险行为可能是偶然性事件导致的非意图性的螺旋冲突模式，风险承担的决策偏好可能由于客观战略与权力形势的限制难以贯彻执行，并非所有的决策偏好都不打折扣地转化为实际的战略行为并获得了预期效果，决策执行还可能产生效果不足或额外效果，一个特定的决策偏好还可能导致战略不作为。本文意在诠释而非解释战略文化的因果机制，战略文化的攻守逻辑包括三个层面：战略原则（塑造动机）→战略环境研判（影响意图和目标设定）→地缘政治风险偏好（强化/弱化决心）。

中西方战略文化的演绎逻辑中都不乏二元论的观点。这里仅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作为例证来探究其二元论观念。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分成“绝对”和真实两类，分别讨论“攻击”和“防御”的独立地位和互动关系；而《孙子》则对“攻守”“奇正”“利害”等相对观念进行了探讨。《战争论》的重点是研究军事学的基本原理，演绎一些原则和法则，而《孙子》只是列出一些基本原则和法则，强调应用是最重要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思想试图对每一事项都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经过逻辑推导，最后得出一个有条理的结论；而孙子以来的中国战略思想力求直截了当地直观指出事物的本质。战略文化限制决策者思考战略问题的领域，西方的战略文化的主题是竞争中的生存，中国战略文化的主题是天下秩序的维持与重建。

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任由将军们去处置。在他看来，绝对的防御与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在绝对防御时将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在战争中的防御也只能是相对的，防御的这个特征只能用于防御的总概念，而不应该扩大到防御的所有部分。防御者占有地利，进攻者占有袭击之利，这在战略范围和战术范围上都是一样的。在战略范围之内，由于空间较大，通常是只有掌握主动权的一方才能进行包围；防御者无法像在战术范围那样，在行动过程中对包围者实行反包围，因为他既没有纵深，也无法隐蔽。真正战争的概念不是随着进攻，而是随着防御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有，而防御则是以斗争为直接目的的，因为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防御只是针对进攻的，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以防御开始和以攻势结束也就成了战争的自然进程。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中的不确定性规律，即甲方的摩擦对乙方构成可供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冒险一战，照孙子的观念来判决，则虽侥幸获胜，也还是“败兵”，实不足取。

无论是从希波战争还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来看，乃至从后续西方2000多年的地缘争霸历史，都是偏向战略进攻。虽然有维持现状或修正主义的战略偏好区别，但维持现状更多是权宜之计而非国家追求的最优选择。西方地缘战略思想具有扩张性特征，尽管思想不能直接作用于国家战略实践，但对近代国际体系变革有重大影响的西方强国，所贯彻的地缘战略思想与战略执行都是进攻和扩张作为主题，即使是防御也通常主要是维持扩张性收益现状，而面对潜在的威胁现状的后起国家，也多以进攻手段进行预防性打压。

表1 近代西方强国的地缘战略思想及其实践背景

西方战略文化思想中的进攻也并非执着于战争手段来实践。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虽然强调扩张对国家生存维系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扩张的方式随着内外战略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区别。扩张的渠道可以分为移民、建立贸易文化集散地、战争等，扩张的目标可以表现为利益范围、势力范围、殖民地等。麦金德的陆权心脏地带理论认为，在后哥伦布时代与陆权革命到来后，海岛国无力单独支撑世界帝国。他的思想揭示了地理与技术变革对国家权力限制条件的变化，强调权力的谨慎原则。世界帝国权势的最大威胁来自大陆国家,只有海洋国家之间的联盟才能延续其海洋世界帝国。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J.Spykman）认为，均势政策包括如下方式：划分国界、战争赔偿、建立联盟、调整干预战争的程度、逐渐从略微偏离中立走向全面参与。他的权力政治与边缘地带思想带有明显的基于地理条件限制的战略克制倾向。荷马•李认为，军事活力和扩张带来霸权，而霸权又使国家变得骄奢淫逸。博弗尔以击剑为比喻，并指出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的作用与反作用。博弗尔的比喻似乎与孙子所云“兵形象水”有相同的意义，击剑者必须能破解对手的剑法并因而出奇制胜，用兵者也必须“因敌变化而取胜”。博弗尔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招式，击剑者都必须保持主动。

一个陆上大国由于其与强大的对手相邻的陆上大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体系压力，因而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消灭对手以获取霸权，从而面对着不可抗拒的结构性压力，被制衡镇压，引起一场场战争，酿成大国政治的悲剧。而海上大国，距离的作用使得攻防平衡向自己的一方倾斜。如英美这样的大国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陆上大国很难攻击他们，正是地缘因素使得他们不需要为了获取安全而成为霸权国家。可见在欧美列强的战略视野中，陆上大国随着实力上升而产生扩张性权力诉求是合乎逻辑的，海上大国则因较少受到安全威胁而降低了称霸的体系制衡压力。因此，无论是海上国家、还是陆上国家，只是扩张的手段和战略节奏有所区别，而战略目标在本质上都是追求地区或全球层面的主导性权力地位。防御只是其进攻实力不足的间歇。

西方的海上战略文化理念尤其强调进攻，无论目标多么严格地遵守防御性原则，实现该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就是通过海上反攻。如果目标是主动的，那么总体计划就必须是进攻性的，国家至少必须以一次真正的进攻行动作为开始；而如果战略目标是被动的，总体计划就必须是防御性的，就必须拖延时间等待反攻。防御是一种积极性受到制约时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消极怠战的状态。防御的真正弱点在于，如果任凭防御行动无休止拖延下去，就有可能削弱己方的进攻精神。防御和进攻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两种手段，所有战争以及每一种战争形态必须既是进攻性也是防御性的。西方认为，国际关系始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国际关系源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说法。这一情结遮盖了他们的视野，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停滞，造成了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偏好、国家中心主义五大弊端。华夏体系的战略文化历史表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制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陆体系与海陆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华夏体系基本上是在一个大陆空间展开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虽然有海洋空间，但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因此，国际体系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的均势理论、权力制衡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华夏体系解体的历史：虽然六国也有过联合抗秦的尝试，也有过短暂的成功，但从根本上说，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所谓均势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的战略文化既不是完全防御性的战略文化，也不是文化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是一种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更不是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语境下的地缘争霸逻辑。中国的战略文化表现出一种克制使用武力的倾向，为了政治需要而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这种倾向根植于中国古代战略家的治国术，以及充满着中国自豪感和优越感的世界观。中国在实现防御性的大战略目标时并不否认进攻型战略文化，甚至为了与对手博弈，会将自身打造成进攻型战略文化的代表，体现了攻守相济的战略灵活性。尽管中国的战略思想传统主要立足东亚大陆经验而相对缺乏海权思考，但系统考察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会发现其高度的适用性。军事的攻守属性与大战略的伸缩都要权衡时空条件的发展：平行四边形的地缘空间拉扯，意味着一个领域或一个地缘方向的进攻要以其他领域或其他方向的防守为前提条件。一定历史时期的核心战略任务不宜过多。中国战略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主要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初步形成、汉唐时期的巩固发展、两宋时期的退化、元明+清朝前期的稳固、清朝后期的变革。

从夏商周开始，中国提倡以谨慎保持、提高德行来实现天下归服的思想。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战略实践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源于当时的攻防平衡的历史背景。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221年之间，古代中国的多国体系经历了一个从防御占优向进攻占优转变的长期过程。当进攻的力量上升时，外交明显变得更为野蛮，而且国际关系也明显充满更多的暴力。战争的结果揭示了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向有利于进攻方面的转变。进攻与防御的变化带来了道德规范的演化，例如郑国面对晋楚两大强权的实用主义策略。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战国时代的战争主要目的在于兼并。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了兼并，而在于兼并在春秋时期被认为是违反了国际规范，而在战国时期则变得普遍和合法。秦国统一六国后，延续了法家治国思想，采用霸道的实力主义来对待周边民族。

西汉初期，汉朝与匈奴并立，相互承认对方权力边界和势力范围的外交格局，似乎较为符合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认知习惯。汉初的怀柔政策却是在汉高祖刘邦出师不利后的无奈选择，以及匈奴的流动性导致缺少恒定的攻击目标。在经过“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时期国力大增，转而采取积极进取的地缘战略，采取联合西域被匈奴所害各民族共同反对匈奴的策略。汉武帝不断发动进攻性战役，汉朝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过去策略性地求和退缩，转变为战略性进攻和进取，追求“全国为上”的孙子兵法理念。汉初形成的两极体系逐渐走向以汉朝为中心的一极朝贡体系转变。每当汉军出击时，匈奴就采取逃跑战略，使汉军不得不在远离供给线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如果汉武帝为了和平而放弃主动进攻的战略，就会导致北部边境长期不得安宁，甚至会产生国人对汉朝统治法理的质疑，陷入没有安全的和平局面。汉代外交思想更强调王霸并用，著名的《盐铁论》就反映了当时汉代以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交互发挥作用的局面。包括文学、贤良的对外怀柔思想，强调安内才能攘外，施行仁义；御使大夫主张对外武力征伐的思想，继承了汉武帝以来积极进取的外交战略，认为安抚四方靠的不是道德教化而是武力威慑，强调攘外才能安内，应保持主动进攻态势，肃清边患。如陈汤攻杀郅支单于，打击了北匈奴势力，并且震慑了西域各国，以一次战役收取战略之功。

孙吴与曹魏、西晋政权的南北对峙，在地理方面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区域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抗衡。三国之间的长期军事对抗并非平均部署兵力来保卫疆界，而是把边防驻军相对集中在若干重要的关塞、城池或区域来进行固守，而且收到良好的效果。冷兵器时代，防御的一方为了减少牺牲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普遍采取固守城池和野战中坚壁清野的方法，能够以寡敌众。三国时期很多城池攻守战，往往是守方以少胜多。对地理枢纽往往会更加偏好进攻，而在非地理枢纽地区则长期维持守势。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一强与两弱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魏国实力强于蜀吴，但在短期内无力消灭两国的情况下，选择离间蜀吴矛盾，军事上一般不介入蜀吴之争，反对任何一方做大。在两弱联盟中，一方感到另一方对自己构成威胁时，便不惜以盟友为敌、以宿敌为友，使自己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诸葛亮执政之后，也采用了“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颇受争议。其实，诸葛亮的用意有以下几点：第一，任何一位贤君都需要“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第二，刘繇与王朗的先例证明了“今岁不战，明年不征”的后果；第三，曹操的例子说明，尽管其善于用兵，但仍然遭遇多次危难，自己尚且不如曹操，又怎么能够安于现状；第四，精锐人员正在消耗，未来预期趋于负面，纯粹的守势就是坐以待毙；第五，资源上，不能以现有的一州之地战略资源对应横扫天下的战略目标。

隋文帝建国初期，面对北面强敌突厥与南部弱敌陈朝，选择了先北后南而不是像宋太祖先南后北的战略，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唐朝兴起时，除了北部匈奴外，唐代邻近地区大多建立了政治组织系统高度发达的国家。先后对唐朝威胁最大的国家为突厥、吐蕃、大食、回纥、南诏、高丽等政权，使唐朝始终面临沉重的国防压力。唐朝作为半草原、半农业特征的陆上国家，对西北内陆地区较为重视，与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中国大一统王朝类似，都是重视在陆上采取攻势、海上仅求守势。唐代忽视南洋事务的重大地缘后果是本来属于中国的交趾郡最终脱离中国。

初唐时期国力无法与突厥正面抗争，更何况国内统一战争尚未结束，国力空虚。但突厥多年来对唐朝求索不已，唐王朝受制于向突厥称臣纳贡的耻辱，李渊下决心与突厥开战。最终双方都没有采取触动对方统治根基的举措。当国内局势和经济恢复后，唐太宗开始有选择地对外征战，他拒绝以修建长城来抵御突厥的建议。守，终归是被动之举，为下策；攻，虽耗费国力，但可以创造大唐地理空间和营造长治久安。古代历来被动的抵御防守方式已经被唐王朝摒弃，转守为攻的模式已经形成。唐朝对业已完成统一的领土设立“都护府”进行行政管辖，纳入军事保护领地，成为中华民族地缘政治的有机统一体。正是唐朝的西进战略，使唐朝对东北地区不得不采取消极维持现状的政策，后来导致东北地区出现了数个逐鹿中原的帝国雏形。唐以后中国的外患，逐渐从西北转向东北。

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都为了统一天下而征伐辽国。宋太宗北伐失败后，宋国被迫将辽国视为平等国家。澶渊之盟是北宋和辽国实力较量后达成的协议，两国都不具备吞灭对方的实力。于是，形成了宋辽百年之久的和平格局，这是两极格局维持友好局面的重要范例。对北宋来说，岁币虽然造成经济损失，但与战争损耗相比成本较低。用财富购买和平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往来时经常使用的策略，这也为后来清王朝对西方列强的妥协提供了某种战略文化延续。但北宋拒绝与辽国和亲，一是认为汉唐时期的和亲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二是传统华夷观的民族偏见，三是宋代理学体系下的文化名节观念。高丽与辽国接壤，北宋认为高丽能够起到牵制辽国的战略作用，北宋与高丽成为地缘盟友。但由于对辽国威胁感知的时间错位，缺乏有效的联盟合作。直到宋金签订海上之盟，宋国的重大战略失误是联合较强的金国来夹击辽国。

面对金国崛起，北宋执行以夷制夷的投机主义外交政策，主动寻求与金国建立海上之盟，约定共同战后瓜分辽国领土。这一政策违背道义，也使宋国面临更加危险的对手。加上后期北宋对金的两次背弃盟约给了金国进攻北宋的口实。绍兴议和期间，北宋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宋高宗担心迎接二圣还朝，国内政治问题压倒解决外部威胁的首要地位。此外，南宋根据地缘形势的需要，形成了重北轻南、御北安南的地缘战略思想，也逐渐采取联弱事强、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联合西夏、高丽和西辽共同抗金。

对北宋而言，辽国对金国的战略牵制不可或缺，辽、金相互抗衡最符合北宋的安全利益。然而，北宋朝廷却放弃成为侧翼制衡国的战略机遇，毁掉了缓冲力量，与金达成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南宋晚期实行联蒙灭金战略，也属于联强攻弱，严重违背地缘政治规律。蒙古已经成为南宋安全的最大威胁，维持金国对蒙古的战略牵制，形成宋、蒙、金三国的新版三国演义，成为两弱一强格局，最有利于南宋安全。但南宋念念不忘靖康之耻，为了民族仇恨放弃了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与蒙古联手灭金。两宋实力不济却不甘于一般国家地位，总以天朝上国的天下意象作为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础。到了北宋时期，由于北方地缘政治压力过大，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都向北倾斜，对南部交趾国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让已经在地缘政治上属于中国一千多年的交趾国独立为外国。

元朝发动的众多陆上战争，许多都采取大迂回、大包抄战略，形成对敌人的合围之势，再在中心方向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征服日本可以从海上侧翼攻击南宋，还可以断绝南宋从海路逃脱的通道，征日战争只是征服南宋系列战争中的一环。由此可见其海外征服战略也是作为陆上战略的补充。元朝第二次远征日本，是为完成第一次远征未完成的战略目标而发动，也是为维护元朝帝王的威望而发动。北宋对大理的外交处理也主要是战略考量，宋太祖不得不在西南地区采取战略收缩政策，这是源于北方敌对势力的威胁。宋朝吸取了唐朝长期经略南诏造成严重损害的教训，避免与大理陷入战争。北宋对大理的外交政策开创了邻国间通过保持相互隔离来获取国家安全的一种外交模式。不过，在蒙古灭宋战争中，也被蒙古帝国万里迂回先灭大理，从西南、南部形成对南宋的进攻侧翼。

明朝由于无法将游牧文明纳入大明统治，中国又重新陷入草原与农耕世界的二元对立格局。明成祖的郑和下西洋继承了元代的海洋视野，是元代“世界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由于明朝认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始终来自陆上游牧民族，所以从明太祖起，关注的外交焦点是北部蒙古部落。明朝建立后，对内采取礼法兼备的治国方略，对外调整了元代的对外黩武主义，提出对外“不征”的思想。不征诸夷之国的名单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白花等十五个国家。明成祖在蒙古各部之间采取积极制衡并配合军事征伐战略，取得对蒙古各部的优势。但五次出征蒙古，军事扩张接近极限，却收效甚微。明成祖没有与蒙古任何政权达成长久军事同盟，也没有稳定的贸易制度安排，缺乏类似宋辽“澶渊之盟”的手段，更无和亲等联姻制度。

明朝长期以来对蒙古各部采取的是对抗性政策，对蒙政策“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这源于明蒙之间的关系并非边境摩擦，而是零和博弈，蒙古被明朝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明朝主要是从战略角度来考虑双边关系的，蒙古族在明代是北部边防的主要威胁，而帖木儿帝国则是牵制蒙古的战略力量。明朝对东北女真缺乏战略防范，导致明末自食恶果。明代前期继承元代以来海、陆全方位战略，明朝出于增强国家威望和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也经常调停、干预、介入南海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但最终北方的地缘安全利益压倒了南海地区的威望和经济利益考虑。

从明末至清朝乾隆末年长达百多年的时期里，正是西方地缘政治变局和为争霸海洋不断进行战争，而无法顾及东方的时期。这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和向外发展的契机。但由于重陆轻海和重农抑商让中国的农耕文明根深蒂固，限制了海洋文明的发展，让中国错失了时间与空间上的战略机遇。这是由于统治者个人的昏庸么？其实不然。自第一代顺治的皇帝至第九代的光绪皇帝，均是夙兴夜寐、勤勉非常之人，可以说没有出过一个昏君。可以简单将错失历史机遇概括为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罪过么？似乎也不是。清代中国并没有限定所有外国都只能在广州通商，只是针对“西洋”诸国而已。清朝同朝鲜、越南、琉球、俄罗斯以及西方诸国商贸往来频繁，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鸦片战争直接改变的，不过是西洋诸国通过获取其余通商口岸来扩大商贸交往的地域而已。清朝当时之所以不认为鸦片战争有多么重要，和其在天朝体制内的宏观看法有密切关系。在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是宗藩体系和条约体系并存的局面，并未对中国传统体系造成根本动摇。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和兼收并蓄的进程之中，只是前半期被后半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很多人忽略了当时中国自身在近代经历的天下观念的巨大转换，及由此在近代外交层面产生的种种连锁的剧变和外在表现。

清朝后期在战略文化上的“地震”和变革，是一种战略缔造能力的不足，或者说是对一些中国历史上战略文化的超越时空条件约束的不恰当应用。亚洲长期以来一直以大陆强国为核心、以周边海上国家为外围，形成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以陆地为主的国内政治惯性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传统决定了中国历代王朝重视治内而忽视海外霸权的国家战略特征。明清时期由于陆上威胁长期存在，在海上的战略收缩与战略防御就成为一种常态。由于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与其内在的政治传统和文化特征有着密切关系，而后者又因具有特殊的稳定性而导致国策的惯性。在构建海上防御体系的思辨中，晚清政治家第一次将长久以来保土安邦的视野延伸到中国陆地之外。

在清朝时期的战略实践并非没有亮点，清朝乾隆时期的中缅战争，虽然清军没有获得决定性大捷，但对中南半岛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遏制住了正在崛起的雍籍牙王朝向中国边境扩张的势头。清代缅甸对中国西南边境的威胁远大于英国，英国殖民者在缅甸的扩张虽然造成中国西南边疆危机，但也化解了缅甸对中国的地缘威胁。力的相互牵制在国家间关系中起到了作用。中国古代长时期的边患，主要来自内陆的西、北两个方向，西南异族力量较弱，东南则有大海屏障。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海上威胁上升，李鸿章主张海防为主，王文韶强调塞防为主，左宗棠认为应海防与塞防并重。最终清政府采取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战略思想。应当说这一战略文化的重塑是正确的，但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没有贯彻足够的战略意志和实力支撑。晚清政府对俄国的战略态度是复杂的，在以俄国为首要威胁和联俄制日的策略选择中出现了战略摇摆，但已失去战略主动权。

在鸦片战争之前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地缘环境和地缘战略地位具有明显的隔绝性、向心性和放射性。中国既有的朝贡体系秩序观在近代遭遇了西方列强的挑战和打压，对待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也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出现了战略调试。1800-1860年的清王朝试图维护它在西方地缘秩序下的孤立主义状态，1861-1894年则在经济技术层面开始主动融入西方秩序中，1895-1939年则在制度与思想观念层面来效仿和汲取西方经验，1940-1948年逐步从效仿到进一步实现本土化与独立倾向，1949-1971年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的时期，1972-1978年是与西方关系的调整与缓和，1979年至21世纪以来，主要是参与西方的国际秩序，并随着实力提升与理念进化逐渐完善和修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从战略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再到否定自身的战略文化、全盘西化，再到寻求战略文化的独立性，进而实现了从排斥西方战略文化到中西方战略文化的对话。

对中国战略文化经典学说的筛选必须至少满足三个条件，即关注战略议题、产生过理论或实践中的交锋互动、曾经在中国历史现实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战略文化经典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尉缭子》《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老子》《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孟子》《淮南子》等中华经典文献中也包含有若干战略概念，它们都成为中国战略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中的攻守逻辑，涉及“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非危不战”“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军事上的“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战略思想。《汉代•艺文志》把军事著作分为兵权谋家（讲究战略战术的运用）、兵形势家（重视作战原则）、兵阴阳家（重视迷信色彩）、兵技巧家（武艺的训练和体育锻炼）。不同时期的战略文化内容有所变化、甚至互相产生理论交锋，例如，孔子提倡王道外交，主张和而不同，以仁义安定天下，强调信义外交。孟子认为，如果实行王道外交会得道多助。荀子主张王霸并用，贵和不寝兵。以法家为首，包括兵家与纵横家的政治哲学与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现实派。其中，法家着重政治领域，兵家专注军事领域，纵横家则擅长外交领域。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主张霸道政治与实力外交。

但在特定地缘政治空间衍生出来的文化观念还是有很多共通性，而差异性不代表一方绝对正确或另一方绝对错误，很可能在一种历史背景下不太适用的战略文化学说却适用于另一种历史背景，考虑到国际体系的战略不确定性特征，体系延续与体系变革并存，所以一国的战略文化缔造也应具有这种高度的灵活性。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兵权谋家和兵形势家的观点。中国战略文化的思想内核，可以从战略原则、战略环境研判、地缘政治风险偏好三个理论维度进行切入。

第一，强调慎战，重视非军事手段的应用。注重战争的道德出发点，强调战争不应过度损耗战略信誉。

吴子认为，战争的起因有五种：一是争名、二是争利、三是积仇、四是内乱、五是饥荒。用兵的性质也有五种：一是义兵、二是强兵、三是刚兵、四是暴兵、五是逆兵。对付这五种不同性质的用兵，各有不同的方法：对义兵必须用道理折服它；对强兵必须用谦让悦服它；对刚兵必须用言辞说服它；对暴兵必须用计谋制服它；对逆兵必须用威力压服它。

吴子指出，圣人用“道”来安抚天下，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民众。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都是发扬了这四项美德，所以才能取得战争胜利。应对外部威胁的战略选项，首先是因势利导，其次是慎用计谋，最后是使用钱财。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攻强必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进攻强敌，一定要怂恿他，使其恃强骄横；放任他，使其猖狂自大。敌人过于强横，必遭折挫；过于狂妄，必致失误。要进攻强大的敌人，必先助长它的强暴；要离间敌人的亲信，必先收买其心腹；要瓦解敌人的军队，必先争取敌国的民心。例如，《左传》对战略的界定强调“礼”“威”“事”“备”四个层次的协调关系。在战争准备与战争进程中重视“礼”，可能与《孙子兵法》等战略兵书的诡道有所差异。但在核威慑时代的潜在战争准备中，结合“礼”的思想，提升大国战略关系中的秩序特征，能够减少战略误判。在《左传》中，已经对战略进攻方面提出了武力使用与武力威慑的并行不悖，强调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资源投入适度原则，“礼”“事”“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降低战争的烈度、实现“威”来服务的。重视人事而非天命意味着强调重视人的战略缔造能力，良好的战略准备能够降低偶然性与不确定性。

《司马法》指出，战争必须师出有名。与西方的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是政治继续的另一种手段的说法、马克思认为战争起源于阶级斗争、卢梭和洛克认为战争起源于财产冲突等观点不同，《司马法》认为战争是由于缺乏仁、义的客观社会效果所致。他强调发动战争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主张“大善用本，其次用末”。

《六韬》提出了“文伐”的概念，用各种非军事手段削弱敌人，在无形之中予以打击。对仁义的理解是：“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尊重自己的民众，团结自己的宗亲。尊重民众就会和睦，团结宗亲就会欢喜。这就是行仁义的准则。不要让人篡夺了你的权力，要根据自己的明察顺应常理去处理事务。对于顺从自己的人，要施予恩惠加以任用；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就动用武力给予消灭。遵循上述原则而毫不迟疑，天下就会和顺而驯服了。

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重要差异是：中国的军队通常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汉民族文化以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为主，贯穿中华文化始终。农耕民族的军事战争特点是非战主义为原则和力求短期内结束战争，尽量通过外交和谋略活动，求得政治上的短时间解决。对农耕民族来说，扩大耕地地域是执着的地缘战略追求，除非在极特殊情况下，通常会把屠杀敌国人口、抢掠金银财产作为第二位的军事目标。中国的军事思想具有农耕民族的特点，它与游牧民族/海洋民族式的军事思想完全不同。“重文轻武”“远交近攻”“以夷制夷”体现了汉民族擅长外交和谋略远远胜过诉诸武力的特点。中国在战略文化上的这种陆上有限进攻与海上守成的战略文化传统，形成了限制中国对外持续扩张和殖民征服的强大战略惯性。

第二，对精神目标的追求至少与物质目标追求等同。

逐鹿中原并非偶然性，而是这种地缘博弈的持续性或一惯性才是研究的焦点。中原最早发明了书写文字并且发展了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占有了中国的历史性，从而形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路径依赖。中原最具特殊性的资源应该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无形资产比地理中心或物质资源更为重要。逐鹿中原最具决定性的动力在于争夺中原精神世界及其传统的分享权，也就是争夺知识生产能力和历史解释权。逐鹿游戏的消长与进攻者或防守者的经济学考虑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在经济和军事能力范围内，竞争各方可承受成本的最大值与收益最大值的比例决定了是否进行军事冒险，进攻或防御都发展到控制了最优资源为止。中原王朝实力明显强于漠北游牧族群时，却并不试图征服草原而满足于威慑漠北草原；漠北草原一旦势力明显强于中原，就必然南下建立自己的中原王朝，因为最优资源在中原。中国历史上存在奇怪的现象，即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原文化和社会，总是被处于落后文化的边缘民族所征服或破坏，以致不断延缓中国社会的发展，阻碍生产力的提高。

逐鹿中原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战略文化高度的关系性特征，关系的指标考察四种类型，亲密并重要、亲密但不重要、不亲密但重要、不亲密且不重要。亲密度表示自我和特定他者怎样界定身份认同。权力和相互依存是表示关系重要性的重要指标。行动者往往将最重要的关系作为一种标尺，以此调整其他关系。中原王朝与游牧文明的亲密度较低、对边疆的核心关切仅限于安全而非经济和文化动因，因此中原王朝对边疆的防御战略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考虑到儒家文明对周边文明的整合与吸纳，可被视为对关系者的转化战略。将亲密度低的关系转化为亲密度高的关系，将重要性强的关系转化为亲密度高的关系。关系圈网既影响到行动者的行为，也建构行动者身份。

第三，在战略攻守的目标取舍上“全”高于“破”，以力造势、以势蓄力。

兵在《孙子》中的本意为“战争”，但也可以包括国防、安全、战略等含义在内。孙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朴素的系统观和运筹思想，讲求效益的综合分析和预测评价，都符合现代系统论和运筹学的基本原则。孙子提倡用“全胜”的策略争胜于天下，这样既不使国力兵力疲惫，又获得了全面胜利的利益，这就是谋攻的法则。“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尉缭子强调力量必须集中，意志必须集中。尉缭子还认为不能全胜，就不能算是战略。

先秦法家商鞅、韩非子等都比较重视“势”在事物发展方向和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重视时机的把握。而权变思想则是重势与知几合乎逻辑的延伸，强调灵活性。战国时期发展的合纵更多表现为防御取向，连横则反映秦国的进攻取向，尤其是后者，与后世提倡的小国“事大主义”相似，小国紧密依赖大国来维护本国生存。合纵连横在本质上就是塑造有利于己方的战略攻势或守势，降低战争的军事攻防成本，以外交和战略局势的塑造来达到良好的战略效果。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有利的战略筹划一经采纳，就要设法造势，来协助在外的军事行动。所谓“势”，这里是指根据实际利害关系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孙子将战争视为寻求比较优势。他认为，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摧毁敌人的军队，不如说是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在他看来，最成功的策略是强调心理学和欺骗。孙子在说明应该“因利制权”以来造势之后，就紧接着指出“兵者，诡道也。”他所谓的“诡道”，即为“因利制权”的方法。换言之，必须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达到造势的目的，而并无一定常规可循。“诡道”并非特定名词，只是表示一种随机应变，毫无常规的形式，欺诈的确也是“诡道”，但“诡道”却非仅限于欺诈。孙子认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孙子》所说的“谋”，其意义就是“计”，所以何守法说：“谋亦计也，攻，击也。”曹注说：“谋攻者，欲攻敌必先谋也。”国家为什么想要主动地投入战争，是因为它想用战争为手段以达到某种目的，而要想达到目的则又必须采取攻势。守势只能阻止对方达到其目的，但并不能使我方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要想达到积极的目的，则必须采取攻击行动欲攻者又必先谋，换言之，行动之前必先有计划。如何计划发动攻击，即所谓“谋攻”。

孙子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追求的是有利的“势”，而不是去苛求士兵，因此能选择人才去利用已形成的“势”。在孙子看来，攻守策略主要取决于实力对比，高明的进攻与防御都需要隐而不现。而对实力对比的评估，一是要估算土地面积、二是要推算物产数量、三是要统计兵员的数量、四是要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五是要得出胜负的判断。吴子认为，“用兵有四个关键：一是掌握士气、二是利用地形、三是运用计谋、四是充实力量”。不必占卜而应避免和敌人作战的情况有六种，“一是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而且留足的；二是上爱其下，恩惠普及的；三是赏罚严明，行动及时的；四是论功叙位，任用贤能的；五是军队众多，装备精良的；六是有四邻帮助，大国支援的。凡是这些条件都不如敌人时，就应避免和它作战而不必迟疑”。

李鸿章主张中国沿海防御力量连接成“势”，推动了三洋海军的建设。通过显示海军实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军事行动，使甲午战争得以推迟发生。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最终日本撤军的主要原因是“痛感军舰之不足，并非全因对中国交涉”。但李鸿章海防思想中，最大的问题是掺杂了较多的消极防御思想。李鸿章明确提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第一，战略环境刺激导致战略反应模式，进而促进战略目标的设定，实行比较典型的远交近攻。

如果不是魏国抢先进攻秦国而是选择在中原地区扩张经营，那么秦国的变法图强和东出战略可能要更晚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320年之后，秦国开始向魏国以外的国家发起进攻。从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56年，正是秦国剧烈进行兼并战争的时期。在战国的全民战争时期，大多数国家都变成了战争机器，它们开凿运河、修建道路、构筑长城。这些国家在当时所达到的组织水平和资源汲取能力在往后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都无法再次企及。秦国主要是以法家治国，而汉武帝在位期间定性的国家形态是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

合纵连横都不含攻势的意义在内，所以不如改成“纵者合众弱以抗一强，横者分众弱以事一强”。“一强”即秦，而“众弱”就是山东诸国。这是两种不同的同盟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威慑，或最多限于防御，即使“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虽然也有诸国其共攻函谷的记录，但那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攻击必须要以要害之地为目标，因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于是行动则易受地方控制。王余佑警告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皆由于谋之不早也。”防御也能像攻击一样，必须根据地理形势来拟定作战计划。所以，“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泛守非难，守而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率使汉资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六国卒并于秦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取韩魏以执天下之枢。其远交也，二十年不加兵与楚，四十年不加兵与齐。其近攻也，今年伐韩，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无宁岁。韩、魏折而入于秦，四国所以相继而亡也。秦取六国，谓之蚕食，盖蚕之食叶自近及远。”由于远交，燕齐等国得以苟安，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反而鼓励他们互相残杀，燕齐、燕赵、齐赵之间都曾发生过战争，这对于秦国可以算是双重获利；一方面消耗那些国家的国力，另一方面帮助其近攻的成功。尉缭子主张推行法家政策，造成政治上必胜的形势，通过法令制度确立军事上的必胜，从战略上建立战斗必胜的形势，从战备上保证必胜的形势。

根据“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外交差序格局，对距离控制中心区越近的地方越倾向于进攻来解决纷争，对相对遥远地区采取防御主导的模式。中国早期扩张方式并非完全采取全面推进方式，有时采取沿水陆交通线的线状推进，导致核心区之外的直接统治区域不是全面覆盖，以致形成一片区域内敌我纵横交错的地理格局。从秦汉时代以来，从秦国东出首先对抗韩赵魏而与齐国相对交好，在到大一统王朝实现后，中央王朝普遍寻求以局部进攻和长城防御的方式相结合，再到更远地区的地缘威胁，则主要是以夷制夷的方式和有限战略威慑作为解决路径。而到了清朝后期，虽然战略文化传统出现了重大变革挑战，但也有惊人的延续性，例如最终将日本和俄国作为中国的首要对手，而将欧美其他列强作为可以拉拢和争取的结盟对象。

第二，重陆轻海，陆攻海守。

从海军与陆军的战略文化角度出发，海军是“为设备而配置人员”，而陆军是“为人员配备装备”。这决定大陆与海洋的战略缔造路径是有重大差异的，中国是大陆主义国家，在陆上的攻防战略灵活性较好，而在清朝首次遭遇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时，海权战略的攻防策略则相对僵化，将陆上作战模式机械的照搬到海上战事。

晚清时期，单纯的战略防御是其海防战略的典型特征，执行的是守势战略，以本土防御为核心目标，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舰队和若干地方海军，将海军在沿海各省分散布置，而不是采取集中的战略，放弃了运用海军机动性进行战略性协同防御的做法。海军防御重视北洋舰队来捍卫北京等政治中心，重北轻南，轻视国家其他部分领土防御的极端保守战略。中日互为假想敌，军备建设是潜在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日本贯彻发展战略进攻型海军的建设目标，中国在1888年后便停止海军建设。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将北洋海军的最主要的战略任务确定为全力保证渤海门户的安全，这是完全消极防御战略的产物。黄海海战后，李鸿章让威力尚存的北洋海军躲在威海军港内“避战保船”，最终在日本海陆两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

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于大河文明，水军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重要军事力量组成部分。周代开始，中国开始出现正式的水军。东周时期，拥有水军的吴、楚、越、齐等国家之间时常发生水上战争。清代海禁政策是长期坚持陆权战略的体现，因为陆权主导型战略在中国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取得了战略效果。汉代远征中亚国家大宛，唐代将陆权力量投射到克什米尔等地。清王朝继承了汉、唐以来注重西北陆权的传统，历经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把大漠南北蒙古、天山以南等地都纳入中华版图，清代兵力远达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腹地。清朝形成的陆基海防体制，在战略上以近海防御为主，战术上重视岸防，形成以陆制海的战略思维，主要依赖岸上火力、战舰规模小且无法远洋作战。

中国之所以重陆轻海，包括地理环境因素（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政治生态因素（帝制）、经济环境因素（小农经济）、技术水平因素（造船技术有限）、整体世界观因素（五服、天下观、以中国大陆为世界中心）、历史和现实的军事威胁因素（历史经验和现实威胁形成了古代中国统治者的一种惯性思维：西、北陆地安全始终处于优先战略地位，东、南海上安全则不予考虑或仅仅在国家战略中占有从属地位）。

当然，该时期中国战略界也出现了变革的呼声，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林则徐在战争初期提出以守为战的海防总体策略，对英军陆战能力估计不足，对清军陆战能力的盲目乐观，以陆地战争为原则，通过诱敌深入、陆地围歼来巩固海防。后来随着战事发展，开始注重制海权。魏源的海防思想涉及军事、商业、海外开拓等方面，将海防战略思想与世界海权竞争的态势相联系。魏源提出内河防御战略，“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仍然没有摆脱海上过于保守的战略取向。在清朝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期间，要不要创办中国近代海军？要不要师夷长技？洋务派和顽固派争论激烈。最终形成了以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的“双战略重心”格局。到1885年第二次海防大筹议时，认识到加强海防是大势所趋，促成了北洋舰队的建立。

李鸿章提出海口防御战略，以陆地为主，致力于沿海炮台的建设。仍然试图构建的是要塞式海军，与马汉的舰队决战有本质区别，制海权意识不明显，本质上是一种防守性的战略，将海军力量看作是消极威慑力量，没有从经济贸易的需要、海权争夺以及树立进攻性海防战略目标的角度来转变思想。张之洞的海防思想在1885年清廷第二次海防筹议时开始系统提出，他明确呼吁海军必须“能海战”的思想，“战守两事，义本相资，故必能海战而后海防乃可恃”。他突破了当时中国普遍遵循的口岸防御思想，认为中国建设海军必须学习西方经验，中体西用，发展海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陈炽不仅关注内海作战，而且重视东海、南洋等地，指出朝鲜半岛战略地位重要，建议清廷扶持朝鲜，重视朝鲜巨文岛的地位，强调海防与塞防思想并重，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隐患仍然主要来自大陆而非海洋。他重视商船的作用，视为国家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防战略思想具有保守性，消极性体现在海军始终被视为配合陆上部队防守口岸的工具。消极海防的思想特征是“战于大洋不如战于沿海，守外港不如守内河；敌国之师长于水，我国之水兵长于陆”，郑观应的观点是：在实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劣势一方主动放弃海上对抗，将军队撤退到海口和内河，充分利用熟悉地理等条件，继续抵抗侵略。这是战时在劣势情况下的一种被迫选择，但这绝不是和平时期放弃海防建设，或者采取消极海防政策的理由。1879年以前。李鸿章的海防主张“水陆兼防”基本限于海口保卫，特别重视陆守的重要性，认为炮艇加炮台就可以在反击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日本吞并琉球事件使李鸿章开始重视机动作战的力量。

在后期，中国也出现类似马汉海权论的主张，具备自主战略文化的革新能力，只是苦于战略环境的极度恶化与发展海军的资源汲取能力和战略动员能力不足受限。严复在接受马汉海权力量的同时反思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形成了建设海权的思想。他将海权与国势联系起来，强调海权兼具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不能偏废陆权，军舰建设与军港建设、海岸炮台建设等系统结合。他认为，中国伸张海权的地理范围包括：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中国海等海域。从东北的白令海、文莱、苏门答腊、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诸国的地理范围，岛屿众多，均可成为中国之外藩，神州之拱卫。姚锡光受到马汉海权思想的影响，重视制海权，认为“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守内者”，对魏源以来专守内海理论进行了否定，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放在战列舰上。张謇提出渔权即海权，超越了纯军事领域范畴。陈绍宽认为，海军的军种性质不同于陆军，“在平常的时候，陆军驻守国内，陆上的治安由他来兼任；海军航泊于国内外的海面，所有海面上的事，就像对于友邦的报聘，对于国际公约的执行，对于本国商船的保护，对于海上一切灾害的防卫，有的关系军务，有的关系海政海防，都算是海军的责任”。

第一，战争是不得已的战略选项，应对战争和危机采用兼容并蓄和实用主义策略。

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吴子的慎战不仅代表儒家的传统，而且与孙子如出一辙。他更指出胜利含有内在的危险，甚至于足以导致亡国的后果。墨家常谈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这些人一心追求自身的利益，道德是功利主义的，墨子的目标是普世主义的，对国家冲突是完全以世界和平和阻止战争为导向的。他的功利主义不像法家那样绝对行为主义，而是对道德的内在来源的抛弃，并没有排斥道德情感发挥作用的空间，兼爱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把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结合起来的纽带。法家的行为主义对于情感漠不关心，法家的直接功利主义目标是提高国家实力。墨子认为战争有“诛”与“攻”之不同，而孙子则似乎从未考虑战争就性质而言，有分类的必要。

在应对重大地缘政治风险时，会出现战争驱动型理性化，即反复发生的非毁灭性战争将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战争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动态的，而不是单向的和静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越频繁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战争就越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以实用目的为导向的效率驱动型文化，首先出现在军事领域，继而扩散到政治、经济及哲学领域。例如，战国后期，国家权力道德化（儒家）、或将国家权力压缩到最小水平甚至完全根除（如道家和墨家），结果，频繁的战争导致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法家强调通过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以富国强兵，纵横家则关心通过国家间的合纵连横以及政治家们的理性决策去改变一个国家在战国格局中的地位。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的兼并策略，要点首先是远交而近攻，孙子兵法讲究的是上兵伐谋，但在秦国要灭亡别国完成统一的历史背景下，伐兵和攻人确是上策。合纵是弱国联合抵御强国的行动，例如公孙衍的合纵攻秦，主要由于三晋遭受秦国的压迫。到齐、秦两大强国对峙的形势形成后，齐、秦两大国就往往利用合纵来作为压倒对方和谋取进一步兼并的工具了。

荀子主张用仁义和王道来完成统一，认为王道可以取天下，霸道只能使一国强盛。韩非主张法、术、势的兼用，认为人性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理论的主张差异不影响君主的灵活兼用。战国时代有些国君和大臣，常常兼采多派学说来适应他们的政治需要。比如魏文侯任用法家李悝为相国主持变法，又尊儒家卜子夏为师；赵烈侯在军事和财政上实行法家主张，又尊敬讲究仁义、王道的儒家牛畜为师。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综合采用儒家、法家、兵家和阴阳家的政治学说，准备用作完成统一的指导思想。秦始皇则以卫鞅、韩非的法家学说为主，而兼采阴阳家和儒家学说为统一事业服务。晚清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属于内部制衡的路径（法家），“以夷制夷”就是外部制衡（纵横家）。

第二，强调战略自主性与主动权，在攻势战略中采取奇正结合，进攻与防御是一体而非分裂的。

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进攻在于出敌不意，防守在于隐蔽部署。必须经常采取积极进取的攻势战略，而不可采取消极无为的守势战略。战势虽不过奇正，但奇正相生，却可有无穷的变化，而这也是致胜的机会。孙膑的警告是：凡是以战争为乐的政府必然会亡国。在孙子看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墨子虽是理想主义者，但并不缺乏现实感，他认为欲阻止大国的进攻，则小国必须善守这也正是现代战略中的“吓阻”观念。若能使侵略者明知其行动得不偿失，即能产生吓阻作用。此种守势战略又非仅限于军事，而且也把外交、内政、经济等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所以实为一种大战略，即“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其所以恃也。”管子强调扩张/进攻和收缩/防御的主次之分最关键的是要适应具体情况的要求。曹操认为，一国要称霸天下，不必交接邻援，不必仰赖机权之计，只要发展自己国家的实力，对敌国施加军事威慑，重视伸张自己国家的利益。诸葛亮也把军事实力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

孙武将“道”（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原则）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把知己知彼看作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集中优势兵力；依据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战法以争取胜利。孙膑发展了孙武所说的“道”，把它看作客观规律，提出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主张必攻不守的战略。他主张以进攻为主，发展了孙武提倡的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思想。此外，孙膑与孙武的重要区别是重视攻城，这是由于兵器和攻城器的进步，为攻城战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即使是晚清时期的海权战略实践，也有成功范例：1899年2月，意大利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参照旅顺、大连湾先例，租借三门湾为军港，同时要求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并将浙江南部列为其势力范围。在意大利的海上开战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展现强硬态度。甲午战争后，中国陆海军第一次动员起来准备打一场国土保卫战。由于中国的强硬，列强纷纷与中意冲突进行切割，而意大利缺少与中国开战的能力，最终妥协。

毛泽东对中国战略的看法，包括冲突的本质、进攻性战略与防御性战略的优劣、战略偏好的序列等。他认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我们的战争应是进攻与防御的交替运用。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面对优势军队的进攻，因为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出现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不如进攻战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提倡积极防御，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第三，军事安全利益要高于经济目标。

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古代的中央王朝对西藏、新疆、蒙古这些边疆地区的需求相对有限，但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央王朝必须有效控制这些边疆地区。在冷兵器时代，连成一片的领土具有压倒一切的战略重要性。促进秦国改革的首要动力是赢得战争，而不是诸如新生地主阶级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等原因。水利工程建设的首要目的是战争运输，而非发挥农业水利等经济功能。汉代与唐代经略西域的主要动机不是经济考量，而是出于军事、政治等战略考量，阻止匈奴的侵犯。至于丝绸之路的贸易叙事，并不能解释汉朝对西域的重视，当时也没有存在大量的贸易。所谓开通东西方贸易最多只是政治目标的副产品。唐朝对中印关系的重视，也是出于战略而非经济目标的考量。天竺北边、西边分别兴起吐蕃、大食两个大国，天竺希望唐帝国的介入能够制衡周边强权对其安全的威胁。唐朝对天竺的关注，也是出于牵制吐蕃、大食力量的考量。唐代中印文化交流背后隐藏着极深的政治与地缘因素。

经济因素之所以在传统中国战略文化的缔造和应用中处于弱势，这里有一个与西方的重要差别：欧洲的城市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讨价还价关系使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而中国商人从国家体制内部获取权力的方式却导致国家与商人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格局。中国的国家集权化逐渐取得压倒性优势，这为其战略文化的孕育中较少考虑经济因素提供了条件。大一统的战略文化，在本质上未必会有利于商人利益，因为统一后的国家能够更为有效地摧毁商人群体的利益。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发起改革时，他的抱负只不过是重建昔日秦穆公的霸业，而不是缔造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只不过各国随着变法改革，逐渐从很多封建危机中摆脱出来，战争的目的从原来的争夺霸权转变为扩张领土。清朝与周边国家建立了松散的联盟，有国家安全的考虑，确立了“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所谓“天子守在四夷”的地缘防御体系。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攻守相济性质，到了清朝后期，却只继承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但不应以清王朝的衰败来否定中国的战略文化精髓。洋务运动时期的海防思想发展具有被动性，海防海军建设和作战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外敌海上入侵对国防安全造成的威胁，是应对外部威胁的应变式反应，而非内部自然发展需求。中国与西方战略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与中西两种文明的不同生存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有密切关系。长期分裂的地缘政治现实，政治地理的多元与政体实体之间的冲突、敌对与征服，是西方历史的一大特征，导致西方战略文化中冲突意识的强化。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格局中发展起来的。在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体系格局中，这种战略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一旦进入以冲突与对抗为主题、以强权政治为实质的世界秩序中，这种战略文化很难短期内作出有效反应，这是导致近代海疆危机和大陆主义文化的战略惯性使然。

关系有多种转化方式。比如，强制是一种关系转化方式，但强制不是唯一方式。强制性改变关系即使在军事斗争的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上策和首选。中国战略文化对进攻与防御的辩证思考一直是基于这种关系性特征，并不简单是西方均势现实主义与霸权现实主义逻辑下的利益永恒论与国强必霸论。“战略误导”已经成为国际谋略的重要内容，一旦国家陷入战略盲动，接受了对方的战略误导，就容易出现苏联被美国军备竞赛拖垮的现象。扎实的、灵活和理性的战略文化能够让国家在重大危机和战争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外部冲击可能从根本上挑战现有信念，破坏过去的历史叙事。在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中，精英们重新审视安全问题。当战略思想的主要原则发生直接冲突时，外交政策行为可能会打破战略文化取向的传统界限。战略文化困境为外交政策指明了新的方向，并要求历史叙事的重建。战略文化分析必须更多地反映导致这些变化的条件。进攻与防御都要充分考虑到战略资源、战略机遇期、战略信誉，如果这三者有重大地缘政治风险时，国家就可能会选择防御性战略取向。对海上战略文化与陆上战略文化的研究如何做到非二元对立又能实现理论创新呢？如何用中国战略文化理论与历史经验对西方历史与当代问题提供有限普适性的解释参考，以及如何实现中国战略文化的进化，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这些都是尚待扩展的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