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狂热到极点似🔥，大有烧焦“世界”之能势。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的条件，陷入高谈阔论、十分极端，偏激到不切实际的空想至狂妄、盲动和冒险、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乃至亡党亡国。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我党历史上曾有两次《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1945年4月，1981年6月。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两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决议》都是反"左"。
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历史问题决议"有过很好的总结: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近乎一份反"左"历史档案，虽然在回顾党的历史时,也提到了右倾错误,但主要的笔墨还是在批判三次"左"的错误，即1928年底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1929年下半年形成的"立三路线"和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决议认为，尤其是这第三次体现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上的全面的"左倾"错误，"曾经给我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造成严重的损失"，将毛泽东主席的权力剥夺排挤至党外，差点开除党籍。决议详细分析了"左倾"错误在各个方面的体现。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前做出的这份历史决议由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起草，一度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它除了有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的作用外,还负有确立毛泽东党内权威的功能，因此，决议在回顾党内错误的同时，也突出了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批判，毛泽东不是以别的而是以"左倾"错误受害者和反对者的形象登上党的最高领导席……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严肃方式,确认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建国后党所犯的历次错误,都属于"左"的性质。
关于建国后的错误(…)有一段话说的最明确最浓缩，"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些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但是'左'的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
由于自共产党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左倾"错误成为革命和建设正常进行的主要干扰，反"左"自然成为文革后思想界的主要任务。而毫无疑问，在文革后的反"左"斗争中，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但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斗争的焦点主要是反"左"。 “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警惕“极左”危害的长期存在。伟人毛泽东生前十分讨厌“极左”路线，最痛恨左倾机会主义，因为身受其害。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相同经历，都是一生几落几起。毛泽东次次遭受左倾机会主义排挤至党外，甚至开除党籍。以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邓红星报主编力荐无权的毛文章批“左”恢复权力……)等老一辈革命家竭尽全力的支持维护毛泽东主席，才得以回归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同样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保护下才免遭“四人帮”排挤陷害。
“极左”路线，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国家危害性极其严重，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死搬硬套，照抄照搬，一成不变。貌似比任何人都革命，唯我独尊。完全脱离国情，机械的一字不漏的、鹦鹉学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总结、完善、补充、修正，理论脱离实际。极大的阻碍影响中国革命、建设和国家的强盛。打着比谁都“革命”，以真革命、正统、左派等自居迷惑人。比明摆着的所谓右派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危害性。中国革命和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是例证。……现在还有吗？
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期，还有类似当年王明等人吗？不堪回首的历史悲惨教训绝不能忘记。
必须高度警惕打着左派，最革命幌子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具有极其危险的危害性……否则，中国无限光明的前程，将断送于害群之马的罪魁祸首……
虚无实有 2017.7.3
注: 胡乔木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