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社交平台上，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小小浮浪人」发布了自己一路打工和求学的经历。13岁时，她被动辍学，借别人的身份证早早地进入社会打工，做过服务员、网吧收银员、电话销售、快递客服、行政打杂等十几份工作。与这条线并行的是，在18岁时，她接触到成人自考，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先获得北京大学心理学学位，之后又申请到香港理工大学读设计专业研究生，目前正在读博士二年级。在这两条线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苦难又破碎的成长经历。小小的父母很早离异，她跟着父亲来北京打工，在工地上，砖堆子是她童年的玩具。到了上学时期，她进入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随着父亲搬家，换过两三所学校，「同学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朋友是短暂的，伙伴是会突然消失的」。读到三四年级，继母进入到她的生活，她没有得到渴望的母爱，反而一点点失掉尊严和自信。与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主人公一样，为了回避痛苦，小小经常躲在空房子里，靠「幻想」才走过灰暗的童年时光。之后，她又遭遇了父亲车祸去世。她抓住自考这条绳索往上爬，进入互联网公司，也在金融行业做过一名白领，之后又继续走向香港理工大学。在学校里，她遇到一些不完美但勇敢自信的女孩，尊重并认可自己的老师，接受到相对公平的教育。这些光亮的部分开始照进她的生命，让她逐渐卸下自卑，「更加肯定自己，去接受自己」。这个春天，小小出现在我们的通话视频里。她留着一头短发，个子小小的，坐在地板上，她讲述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底层生活细节，也丝毫不掩饰她的真实想法——她要向上走。是依靠一种强烈的生命渴望，和碾碎命运的决心，她才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一个女孩如何冲破层层桎梏，摆脱社会的结构性压迫，从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终走到一所顶尖名校？当她抵达更广阔的世界，如何看待与同学的成长差异，如何进行漫长的人生补课？她又如何克服自卑，理解生母的缺席、父亲的死亡，以及曾经看起来灰暗的生命底色？ （程静之）
在外人看来，可能只是简单地了解到，我通过自考改变命运，去香港读博，人生终于有了学历加成，但仔细看，它不完全或者说不确切是这样。2018年，我刚考上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环境一下子发生了改变。班里20多个同学，除了我们国家，还有来自德国、韩国、沙特阿拉伯、印度的同学。我跟每个人都不认识，而且成长路径差异很大，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真正地相处、交流，也找不到任何归属感。香港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记得刚去的时候，认识了班上三个女孩，她们约我一起去逛街，我说好啊，那就去逛逛。去了海港城，她们要买洗发膏，开始逛那些很贵的牌子，什么鱼子酱精华，在那边很认真地讨论要买哪个。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消费水平的参差。在这之前，我的洗发膏都是在沃尔玛超市买的，衣服就逛个优衣库或者无印良品，一两百块钱。虽然不是说买不起品牌，但那不是我的消费观。后来，我感觉没什么意思，就跟她们分开逛了，自己在那儿瞎溜达，之后再没有一起去逛过。你知道在南方，就是一个拖拉板，一条大短裤，看不出来有钱没钱，也可能是我伪装得比较好，别人最初感觉不到差异。有一次，一个关系挺好的同学跟我说，发现有一款包包很适合我，打开官网给我看，品牌是字母C开头的，叫什么我都忘了，一个很小的女士手拿包，大概七八千块。然后我就说，嗯，真的很好看。在班级里，很多同学家里不只是中产，而是「上产」，可以专门买机票去澳洲，就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跟他们在一起，一些话题不知道怎么融入。印象很深的一次，下课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就会聊过去的事。有的同学在国外上学或者旅游，说美国什么样，澳洲什么样，有的说特别喜欢纽约，纽约是一座非常有想象力的城市。我的过往和他们太不一样了，不是说出国，而是在饭店、快递公司、网吧这些地方打工，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对话。这种差异也会表现在对不熟悉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上。比如有一次，三个同学一起讨论宗教，我不信什么宗教，就说宗教只是一种统治工具。一个外国同学开始说，你怎么这么认为，每个宗教背后有多少历史文化，有多么深的信仰在里面，说了一长串，又是英文，给我说懵了，最后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知道怎么反驳，说了个agree to disagree（求同存异），把话给他撂在那，我就离场了。在这个20多人的小团体里，其实用放大镜看，可以看到每个人都不完美，但区别在于，他们有自信去展示不完美。有同学英语讲得比我还烂，说话连不成句，只有单词往外蹦，但不妨碍他在课堂上跟老师argue，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个同学让我非常诧异，上计算机课的时候，老师讲得比较无聊，他突然打断课堂，直接跟老师这样说：你的课我听不懂！比起他们，我从来不敢这样展示自己。同学老开玩笑说，小小太shy了，是一个很害羞的女孩。其实不是害羞，而是我太自卑了。最明显的一点在身高上。我非常介意自己的身高，觉得自己太矮，每天离不开高跟鞋。你可以想象吗，我跟对象去爬山，穿的是10公分的坡跟鞋；到香港这边，有很多上下坡，走路真的很累，但我坚持穿高跟鞋；同学邀请我去家里吃火锅，我脑袋第一件就想，完了，去别人家里面得脱鞋，怎么办，我就自带了鞋套；哪怕回到家里，有对象在，我还是放不下心理防备，就穿厚底的拖鞋。对于很多人来讲，可以根本不在乎身高这件事，但是在我心里，它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黑洞效应，吞噬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有一次，朋友邀请我去船上开生日party，我心里很高兴，感觉他们真没把我当成奇怪的人，是可以一起去玩的，但那种party上要脱鞋，我心理屏障太强，最后只能说，有事不去了。高跟鞋是一个外显的东西。回过头来看，我说自己很自卑，是因为长得矮，但我仔细想想，可能我把所有的不快乐，所有的苦就聚焦在身高缺的10厘米或者是20厘米那儿了。它可能只是一个壳，是我借力打力的一个工具，但并不是我内心真正自卑的那一点。人是很难脱离集体去生存的。从小到大，我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完全靠别人的言语来塑造自己，来看到自己。走在路上，从别人眼光中，我会感觉背了很多个我——曾经被生母抛弃的我，被继母欺负的我，被父亲忽略的我，被老板压榨的我，都是一个个很奇怪的形象。在这些目光里，我没有办法做一个纯粹快乐的人，也看不到自己光彩的一面。我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缺点和不足，就想拼命摆脱过去灰暗的生命底色。所以我一直不断地往前走，往上走，人生准则是，追求更向上的生活，变成更好的自己。但是，当我到了香港那个环境，走到原来理想中的那些人身边，我就意识到，原来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另一些东西就是刻印在我身上，这一辈子是无法改变的。在继母来之前，我的记忆是很破碎的。可能是因为生活环境总在变化，住的地方就换了好几个，身边的人也换了好几波，大脑很难有一个非常强的记忆链，形成一些反复冲刷、反复构建的记忆。也不知道那会儿几岁，最早的一丁点记忆是在河北老家。那时候，父亲和生母还没有离婚，他们经常打架，有时候就把我放在姥姥家。我跟姥姥要钱买本子，拿到钱就去买了一包糖，又跟表哥表弟去地里偷玉米。我在老家上过几天学，印象中背的书包比我人还要大，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爸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我，问我在学校学什么了，我打开田字格的本子给他看，里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我」。父亲和生母离婚，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之后再也没去过姥姥家，爷爷奶奶死得又早，就剩下我和我爸两个人，没别人了。他只好带我出来打工。长大后才知道，到了北京，我们住的地方在丰台区西道口，那地方非常偏僻，离卢沟桥宛平城不远，正对着铁路有一排平房，我爸租了其中特别小的一间，里面就是一个炕，一个灶台，一口烧饭的大锅，还有一个箱柜，再没有其他家具，除了吃和住，也没什么行动空间。院子里住的都是同村人，做的也是同一种生意。那会儿北京房子拆迁特别多，他们专门去捡房子拆剩下的砖瓦片，把多余的水泥削干净，再拿去卖钱。也有人把孩子带过来，帮家里做饭干活。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一个远房表姐，十五六岁出来打工，有时，我爸出去干活，就由她帮忙看着我；有时，我爸也带着我去工地，他在一旁干活，我在边上玩，砖堆子就是我的玩具。印象中，院子里的孩子年龄都挺大，我没有一个童年的玩伴，经常一个人爬枣树摘小枣子吃，再爬到铁路桥上去看火车。因为家里很穷，我爸买不起机动车，就买了一辆马车来拉砖。院子里除了柴火味，马粪味会特别冲，马儿很能干，也很凶悍，记忆中有一次，它把父亲整个肩膀都咬淤青了，父亲也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就吃了几粒止痛片。因为这件事，我很怕跟马儿离得近，担心它万一给我来一脚，或者咬一口。但是怕归怕，我还是要去散摊后的菜市场拿玉米皮、菜叶子回来喂它，毕竟干活挣钱都靠它。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很细微的感受，很小的时候跟妈妈一起睡，都喜欢摸着她哺乳的地方，但是父母离婚后，我没有妈妈，会摸着我爸的奶头睡得特别香，我觉得那是对于母亲的一种本能的渴望。小时候，我爸应该挺疼我的，过生日的时候，他会在小推车上买2块5的炸鸡排给我吃。我也偷拿过他的钱，那一次，我爸可能结了工钱，把200个硬币压在大箱子底下，厚厚的一摞，被我发现了，相当于一下知道了一笔巨款的存在。我每天都去拿几个花，硬币变得越来越少，也不知道害怕。有一次，我买了东西在家里面吃，一回头看见我爸，就露出那种犯了坏事被抓到的不好意思的笑。我爸看着我也笑了，从他的眼神里面，我好像感觉到，他早就知道我在偷偷拿钱。回想那些时刻，可能是我童年能理解到的父女之间朦胧的感情。但我爸对我的爱其实是很粗糙的，很沉默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好像都没怎么交流讲过话。记得有一次发烧，我爸把我拉到住在附近的一个远房亲戚那儿，往我屁股里塞了一颗蒜，就用一种很野的偏方给我治。还有一次，我不知道生了什么病，趴在炕上一直吐黄水，我爸把药买了，也不会说在旁边给你拍一拍，就让你自己在炕上吐。我嫌药苦，不爱喝，后来给偷偷倒了，他也发现不了。所以你就知道，父亲只能做到花钱买药的程度，也不说这药到底吃没吃，吃了好没好。在家庭里面，我爸对我不存在「教育」这两个词，更别谈「性教育」。我一直记得，在穿着小孩短裤的时候，在炕上站着，隔壁住了一个大哥哥，来背着我玩，结果把手伸到屁股里摸了一把。当时心里就觉得，这是从来没有人对你做过的事情，但又好像没办法用言语表达是什么，所以一直没有跟我爸说。到现在，事情过去那么多年，我连那个人是谁都记不得了。对于这些很细微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孩，没有什么感受，现在回过头看，才产生当下「我」的感受。某种程度上，那段时期其实挺快乐，挺自在的，我跟爸在一起，有吃有喝，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也不觉得自己在吃苦。但有一段时间，院子里的邻居突然有了风言风语，说我爸要给我找个继母。我爸来问我，说愿不愿意有一个后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会有这种感觉——他并不是真的在征求我的同意，就只是告诉我一声，不至于说是完全忽视了我。我当时说可以，心里的想法很天真的，以为有一个妈，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很好的家庭，就会对我很好。后来，我爸把她带回来了。记得有个亲戚卡着我的腰，把我跟小鸡一样拎了起来，弄到一个房间里，说进去以后喊妈。她表现得很亲近，对我笑着，说，过来，还给我买了衣服和一些吃的。之后，继母就这么来了，还带来比我大一两岁的闺女，开始跟我爸搭伙过日子。但来了没多久，继母好像变了一张脸。那是一种拉下来的，很阴森，很恐怖的脸，印在大脑里面，没办法冲刷掉，以至于现在一想起来，还让我觉得害怕。继母真的给我带来太多摧残，不仅是身体上，更主要是在精神上。比如有一次，学校要交学杂费，她拖了很长时间不给我。老师让我在班级外的走廊上罚站，说什么时候把钱交上，就可以不站。那种感觉像是被拉出去示众，对自尊心简直是毁灭性的，当时我还是班里的课代表，觉得太丢人了，被逼得没办法，就去偷了一辆没有锁的自行车，在修自行车的地方卖了20块钱，才把学杂费给交上。那个时候，我不理解继母为什么有这么多副面孔，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大家不是都喜欢好学生嘛，所以我学习很好，经常拿奖状回家，没想到继母直接把奖状烧了，还让我自己把烧完的灰烬扫干净。那真是对尊严最厉害的一种摧残，因为小孩子可能就是这样，最骄傲的就是奖状。继母好像看不得我成绩好，哪怕在家里写作业，她也会把作业本全拿起来，啪一下丢在地上，说，装什么装。最残酷的是，继母不给我钱买卫生巾。我就只能用那种长卷的卫生纸，叠成中间厚、两边薄，跟卫生巾一样的形状。但它太软了，浸湿了会断掉，有一次，我走在路上，一半的卫生纸就从裤子底下掉出来。有时候甚至没有卫生纸用，我就把那些不穿的破衣服翻出来，剪一剪，夹在裤裆里，当一次性的用。所有的这些，你就能够想象说，它对于一个小孩的摧毁性有多强，我的自信就一点点被磨掉了。你知道《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吗？作者描述自己成长的过程，说她大部分的记忆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幻想出来的。我特别有共鸣，这就像是一种生存或者自我保护的本能。继母对我不好，父亲又没那么关注我，我面对不了当下的生存状况，就对未来展开美好的幻想。我住的那片有很多没租出去的空房子，到了周六日，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去里面待着，坐在砖块上开始幻想，等一整天过去，也不会觉得无聊。人能幻想的都是看得见但又得不到的东西。别的孩子看过电视和课外书，幻想的或许是当科学家、超级英雄、宇航员飞往太空，但我看不到这些，能幻想的就是生活的反面——希望长大能自己挣钱，租一个小平房，里面有一张干净又整洁的床，还有一个喜欢我的人，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吃得好，住得好，过日子。除了幻想的空房子，学校是我逃避继母的另一个地点。那时，我在丰台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学校就是几排小房子，一排小学，一排初中，一排高中，还有一排是老师的办公室。教室课桌排得很密，班上有50个同学，几乎都是打工子弟的孩子，父母在北京做一些体力劳动，把孩子放进来，白天就可以不用再管。上学就会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是母亲，而我是一个继母，心里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自卑，跟同学在一起，感觉自己一定是最矮、最不好看的那一个，学习坐在最前排，做体操也在最前排，就觉得人家都高高瘦瘦的，那么好看，为什么我就像一个矮鸭子，头上长很多虱子，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起球的。 我的自尊心变得非常强，记得那会跟同桌吵架，画了一条分界线，看他跨越了一点点，我能生气到跟他打起来。我还想起来，有一次班级要表演，让我唱什么《小白菜》，我就觉得干嘛要让我唱，感觉我命很苦是吗？在学校，我跟同学之间不会聊家里的经历，就没有办法开口向任何人说，原来你过得这么苦，这么累，让别人带着一种怜悯的眼光来看你。还有一个交不到好朋友的原因是，打工子弟流动性特别强，同学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今天来了，明天走了，包括我在内，跟着父亲搬家，至少换过两三个学校，已经习惯闪现、闪离的友谊。在我的概念里，朋友是短暂的，伙伴是会突然消失的。我学习没有多努力，但成绩是数一数二的，老师也说我是个好苗子，但父亲从来没有因此夸过我，上到初一就让我出去打工赚钱，可能因为他身边所有的范式都是，女孩上到初中就出来打工，挣钱补贴家用，成绩好并不代表是未来的一种期许。那时候，我也不懂女孩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早出来，为什么不能正常去上学？我主要的感受还是在继母制造的痛苦里，只要不在家里待着，我想怎么着都行。离开学校办手续这些，全程没有人拉着我，但我还是幻想了一个东西，老师可以来家里找到父亲，让我回去上学。或许是隐约的潜意识在告诉那个我，离开学校是不正常的。 我打的第一份工就是父亲介绍的，去山西一家饭店当服务员。那是在2007年左右，我十三四岁，父亲把我送到木樨园客运站，买好了票，让我自己坐客车到太原，到了那边会有人去车站接。上大巴车以后，他偷偷塞给我200块钱，让我照顾好自己。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家，想到新环境，我没有害怕，反而挺激动的。到了山西之后，亲戚把我领到住的宿舍，在一个地下室，七八个上下床，每人一张铺子，一个枕头，没有窗。我也是特别傻，想着人家要管我吃，管我住，就把200块钱给了亲戚。那时候，我身高不到1米5，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出入都是穿澡堂子的大拖鞋，显得整个人非常不协调。领导说，先去附近的夜市买一条黑色长裤，白色外套，老式的服务员鞋。买完之后，没有培训，我直接就上岗了，给客户点单，端菜，站在包间门口等人家叫，还要学会给客人推销酒和饮料，我就靠收集那个瓶盖儿来拿提成。有时候，顾客订了一桌饭，结果有事取消了没来，服务员就一起吃这一桌菜，还挺开心的。上班的时候，我可以吃大锅饭，但不上班就没有东西吃。我经常饿肚子，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发工资，都会去逛夜市，买好吃的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衣服，基本就把钱全花光。有一次，我轮休，躺在床上真的太饿，宿舍一个人都没有，我到对面同事床上找吃的，结果没有找到。当时那种失落，饥饿，以及因为没有「翻到」食物而保留下来一点尊严的感觉，我现在还清晰记得。服务员虽然是一个集体工作，但我跟同事还是没办法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先认识自己，我从学生突然转变为打工仔，没有经历逐渐社会化的过程，经常不知道自己在那干嘛，怎么跟别人交流。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头没睡醒的小牛，突然被丢到地里面，和所有的大牛一起拉犁，小牛不知道该怎么做，它只能机械地、模仿着去做。在饭店里，我的状态就是一个脑袋架在身体上，里面是空心的。没事的时候，我会去饭店周边的小公园待着，看放学经过的学生，幻想自己就是他们。后来，我有了一台金立手机，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初中生，半夜在厕所和他疯狂聊天，白色的灯光下，坐在马桶旁边，和他联系的那些时刻，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学生。未成年时期，我不到一年就会换一份工，做过电话销售，装过暖气片，在网吧当过收银员，还被短暂骗去过传销组织。为了生存，我需要挣钱，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工，就自己搞了一辆小推车，在学校门口卖摊煎饼和玉米，但当时买的三轮车太大，我个矮，蹬的时候够不着脚蹬子，特别费劲，后面也就不干了。出来社会，我就感觉自己已经是孑然一身。2009年父亲去世，我更是完全没有支点了。当时，我正在打工，下班后突然接到亲戚电话，说「你爸快不行了」，快去医院看看。我才知道，他和继母装完一车砖，赶着马车往家走，结果在一个T型路口被货车撞到，车上的砖统统砸下来，我爸当时整个肺全碎了。送到北京301医院抢救了几天，医院说没希望了。我在拔管之前见到他，身体是热的，手也是温的，但他没有意识了。我不记得对他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那时临近中秋，前几天我爸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中秋要不要回来，我说：「不回，她们都在，我回去干嘛？」我只是赌气。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父亲是在八宝山火化的，骨灰回到村里，接着办丧事，请人家唱戏，整个过程我就是一个空壳子，没有什么情绪。我印象特别深刻，村民说这丫头怎么都不掉眼泪，我心里想，是不是应该哭一下，可是我哭不出来。父亲走了之后，有一种感觉是被动完成了亲情的切割。其实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死亡」，父亲的死好像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还是该上班上班。直到这些年，那时候没有处理好的情绪，时不时会冒出来，比如听到某个音乐，看到某个东西，会突然想到父亲，才能够理解一点他的离开，意味着最后一点家庭联系完全断掉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托住我。 可能自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阻力，也是一种推动力。很多人打工就想打一辈子，但我没有那种想法，我总觉得变化能带给我更多机会。2011年，我成年了，开始在北京天天快递公司当客服。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知，但对当下的生活有了具体的感知。我每天负责客户投诉，所做的沟通都是工具性的，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被看见的「人」。我就明确知道说，一定要摆脱这种机械和麻木。但客服工作对我还是挺重要。在一次投诉中，我巧合认识了一位在上海开出租的司机，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和我说，你挺聪明的，人生不应该止步于此，应该去参加成人考试，继续接受教育。当时，我都没听说过自考是什么，去加了一些自考的QQ群，发现在群里，有很多没机会参加高考，或者高考失利后想要获得文凭的人。咨询如何报考之后，我去搜索北京教育考试院，点开自考栏目，看到北大、清华、人大、北外这些院校都在里面。我几乎是一眼看到北京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一方面觉得我有自卑问题，一方面也觉得心理学很神奇，想通过它更加了解自己。几乎没有什么考虑，我就决定要考这个专业。那时候是非常激动的，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我高兴地把报考消息发在同事群，没想到得到的反馈是，「这很难的，你绝对考不过。」「你以为是个人都能考？」被泼冷水后，我心里不服气，为什么没去试就说我不行？我更加激励自己，一定要考下来。上班的时候，我把考试的书放在手边，边看书边工作。下班后，我回到月租200元的木板隔断房，房间非常小，连张桌子都没有，我就坐在床上学习。在昏暗的灯光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那么专注，那么投入，我完全沉浸在备考状态里，所有能量都汇聚在书上的字里行间。自考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我来讲，唯一有难度的是英语和数学，其他科目只要背下来，考过基本没有太大问题。我没怎么接受过学校教育，理解力不强，但记性很好，能把一本书80%的内容背下来。第一次考试，我报名了四门科目，都高分通过了。这让我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反馈，就验证了说ok，我的学习方法可行。在那之后，除了英语挂过科，其他科目真的是所向披靡，全都一次性过，平均分达到87分。我成了自考圈里比较知名的人物，还管理过500人的自考大群，但自考周期太长，群里最后90%的人都放弃了。 从专科到本科考试，加起来一共30多门科目，我考了大概4年时间，终于在2015年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学历证书。我好像在某个意义上获得了重生，开始去找一些更合适的工作，在招聘网站上一个乱撞，结果意外投了一家互联网公司。面试的时候，别人问我看什么书，我那会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美的熏陶，听的是非主流音乐，连电影都没有看过，更别说看过什么书，就一顿瞎掰，说在看一本叫《佣兵天下》的网络小说。那人可能觉得我挺有意思，就让我去试试。如果说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我从最底层开始爬，每往上爬一点，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互联网工作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给我的新鲜感是非常强的。公司在望京SOHO那边，我第一次有了名片，上面写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其实就是产品经理助理的工作，特别考验跟各个部门的协调能力。在那个系统里，我最初了解到，要做哪个需求，怎么回应客户，都有一连串的审慎决策过程。而且我身边的人都不一样了，有名校毕业生，也有国外留学生，他们给我感觉有文化，说话有逻辑，职业选择背后会做很多考虑，这给我的认知带来很大的突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最早接触到了阶级差异。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跟同事吃完饭，她在附近找了一家装修得特别漂亮的咖啡店，进去之后，上面贴的什么拿铁、浓缩，我看不懂，但价格挺贵，大概30块钱一杯。同事点了一杯黑咖啡，问我要喝什么，在我之前的打工阶层，大家是不喝咖啡的，我也没那个习惯，就说刚吃饱饭，不想喝。之后，我们俩坐在窗边聊天，她突然问我，你喜欢喝咖啡吗？我勉强找借口说，咖啡太苦了。她紧接着说了一句，那是因为你没有喝过好咖啡。
早早出社会，相当于我跑在了很多同龄人的前面，但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一个很难的事情是怎么把自己的情感交付给他人。我不是一个轻易对别人交心的人，因为你知道，他者是不会永远在身边的，可能很快就走了。所以，我会跟朋友真心相处，但也可以接受一个人随时断联，比如之前一个朋友，生气后把我拉黑了，我就ok，你只能陪我到这了，我也不会再去找她。当然，我的对象一直在我身边。我跟他是在自考的学习圈里认识的，那会儿他20岁出头，把一些自考的书借给我，来我的出租房给我做过一次萝卜炖肉。通过接触，我知道他的父母也很早离婚，他是跟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的。后来，我们一起合租备考，彼此引导，又像好朋友，日久生情就在一起。如果说原生家庭对亲密关系有什么影响，一开始，他爸是不同意的，觉得我长得又矮又丑，啥都没有，非常强势地介入我们的关系。 这种父权行为引起对象很大的反抗，他直接跟他爸断绝了关系，两年没有说话。在相处上，我最初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感情上，我比较贪婪，非常需要对象在身边。我喜欢在一些小事上哭，就像吵闹的孩子需要他的关注。有时候，我会因为一些不安全感吵架，会很容易吃醋。前几年，他也会说，为什么时时刻刻要围着我转，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一直在努力克服。好在他有耐心，也比较包容，最大的一点是，他真的从内心看到我，肯定我，没有他的支持，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我跟对象都是非常务实的人，从来不聊各自的家庭，觉得根本没有回看和探讨的意义。我们很像是江湖儿女，生活方式非常朴素，会把家里的床架子搬走，只留下床垫，觉得这样更自由方便，空间也更大，而且它是一种很原始的风格，好像睡得贴近地面，生存能力都可以变强。 到了2016年，我跟对象要换工作，就离开北京来了深圳。选择深圳的原因很简单，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是因为我听说深圳一年四季可以穿裙子，我觉得自己很矮，不适合穿冬天的靴子，适合穿裙子，所以就来了。在深圳这个城市，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之前找工作，几乎没有经过HR，也不知道拿到学历，就代表要正式地跟有学历的人去PK。到了深圳，我有意识地去投岗位，才进入到结构性的竞争，那或许是我突破圈层的另一个开始。一些大企业会卡非全日制的学历，我才意识到，费了4年时间拿到的这一张纸，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后来，我也顺利找到了一份金融工作，一个月工资1万多。刚开始，我蛮有干劲，干了一年，跟对象在深圳买了小房子，拼命地打工还房贷，但越打越迷茫，好像自己不快乐了。我感觉到，虽然从机械的工作里走了出来，但在企业，面对老板，面对资本，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我的收入和幸福回报比特别低，承受了很多现代年轻人共有的缺失意义感。我曾经还进过一家金融公司，每天都加班，氛围非常死气沉沉。有一次，我给领导发邮件，内容很长，就用红色标记了重点，结果他私下跟我说，给领导发邮件不要用红色，这代表不尊敬，他还说作为一个新人，领导不下班，你就不应该下班。这两句话让我瞬间觉得，什么狗屁，我真的不想再做这个工作，但自己不是金融专业，升不上去，又一直很难转行，怎么跳都跳不出金融圈。这个期间，一个朋友跟我提到，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专业很不错，跟我之前产品经理的工作相关，建议我可以去试试。我其实挺擅长读书的，他们叫我逢考必过机器，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把我的优势发挥出来，换一个赛道，继续读书，看看在学术这一块有没有能力。我再次有了往上走的目标，决定去申请这个学校，一方面可以摆脱学历的限制，一方面也想体验校园生活，弥补我没有怎么上过学的遗憾。香港理工大学是特别好的一所学校，设计学院在世界排名前20，非常难申请。我花了半年时间，靠自己准备好作品集（工作项目都是一些加分项）、申请材料和推荐信。唯一欠缺的是英语，我开始花很大精力在雅思上，每天腾出三小时做两篇阅读、一篇听力、复习和总结知识点，最后考到了6分，才有机会去参加学校的面试。面试完以后，我没有直接拿到offer，而是进了滚动的候补名单。我天天给学院的小秘书发邮件，问在list里排第几，有没有希望？一直到2018年一二月份，深圳一个温暖的早晨，我醒来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邮件发了offer。我趴在床上很高兴地笑，好像再一次验证了自己是厉害的。我还拍了一张自己很开心的照片，来记录那一个永恒的时刻。
蜕变
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我们跟人的沟通有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一种是意义性的。学校跟之前的公司完全不一样，在工作里，我很容易被当成螺丝钉，但学校是一个剥离利害关系的环境，我跟同学和老师能够平等地相处，在这个过程里，我能够感觉到，自己被真正地认可和尊重。刚到香港理工读研，每周要写周记，我就写第一次去香港的感受，什么东西都好贵，矿泉水要卖10块一瓶，吃什么东西都得算计着。老师看到周记，会关注到我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帮助我走出一些困惑。而且老师过来跟我说话，看到我在凳子上坐着，他也不会居高临下地站着，而是蹲下来。那是一种很细微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受尊重。我的角色真的变了，身边人的角色也变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开始进入到我的生命。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在中国的审美里，她肯定算是胖的，但她也穿一个短裙，就特别自信，有一次，我们俩在草坪上坐着，看到有人在弹吉他，她就和着吉他唱了一首《娜塔莎》，身边人都为她鼓掌。在学校的广场，我还看到跳舞团里，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高，站在身材修长的女孩中间，她跳得不算好，但是非常自然。我就感觉到，原来这样一个身材也可以很舒适、很自信地展示自己。这样一群人虽然不完美，但活得那么阳光、那么有勇气，丝毫不妨碍身边的人喜欢他们。这带给我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根本不需要任何精神开导，我开始慢慢地把自己打开。对我滋养最大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那是2020年申博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学生都来自国内外顶尖的学校。我申请了一位老师，但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匹配，面试完之后，我就觉得没戏了。可是有一天中午，我突然收到另一位教授的邮件，说愿意当我的临时导师，如果我同意，就在当天下午4点前回复邮件。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相关一块领域是全球有名的教授，只是考虑到能继续上学，我就同意了。后来开学之后，我跟教授见面，才知道他看了我的简历，在自我介绍那一栏，我写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女孩，工作了十几年，没有怎么上过学，克服了很多困难，才来到香港，接着写到学校对我的影响。教授凭着这个直接就选中了我，他说，非常respect我，尊重像我一样非常努力的人，他还说，之前自己也有一段边打工边求学的经历，知道那很辛苦，所以愿意给这样的我一个机会。我就感觉到，自己真的被看到了。在那之前，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成就。但他让我意识到，原来成就不一定用高考考了多少分，挣了多少钱作为单位去衡量，我经历的所有痛苦，克服的所有困难，都是我的成就。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发现它们并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人生的价值。正是那些我想摆脱的生命底色，让我成为了我。这些被接受、被尊重、被看见，好像把我原来缺掉的东西渐渐给补回来。在这一整个环境中，很多能量汇聚到我这里，我接收到，接着做出改变，内心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强大起来，那个不被看到的、没有价值版本的自己，好像动物蜕皮一样，一层层蜕掉了。我学会跟自卑相处、和解，一点点活得越来越轻盈。最明显的表现也在高跟鞋上。我开始做一些验证，穿一个没那么高的鞋，看看大家会有什么异样的态度，从10厘米、7厘米、6厘米……2厘米，到穿普通的运动鞋，这样小步去尝试，慢慢就放下了。
当然也有放不下的，比如父亲的死亡，生母的缺失。其实关于生母，原来感觉她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好像就已经死掉了。直到最近，老家表姐发给我一张照片，她生病住院了。血缘真的很强大，仅仅通过面部轮廓，我就可以判断那是我的生母。我突然就哭了，或许是下意识的情感，她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人。我很怕她死亡，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百分百血缘关系的人，所以那个瞬间，内心有恐慌、紧张、难过、伤心、委屈等等，很复杂的感情。思考了一两天，我也去跟学校的咨询师聊了，把情感抒发一下，我再也没有看过那张照片。我想，这种东西解决不了，那就不解决。我对于亲情的理解是比较钝的，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亲情的连接，只是偶尔会去回忆父亲，想要抓住那根亲情的绳子，尽管它会带给我难过，或者是遗憾，没有关系，依然是亲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复杂的情绪体验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它让我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但绝对不会构成困扰，我的情感控制能力很强，比如生母的照片，可以不带回头看的，就把它立刻关掉。我每天有挺多事情要做，没有精力和时间沉浸在痛苦里。我不是自怜自哀的一个人，也不会拖着很重的东西前行，否则我不可能会走到今天。现在，我每天至少花5个小时的时间，做企业团队管理相关的博士研究，之后可能会针对中大型企业做管理咨询，或者做相关的课程，我还不确定，但不管做什么，我看重的是对自己的意义，其次是对别人的意义。当然，我还想人生多一些体验，学术上有一些精进。我们学校有福利，可以申请去国外访学，每个月额外给补贴。你知道，有机会我肯定要抓住的。去年10月，我联系了美国、英国、澳洲等七八个国家的教授，最后是芬兰阿尔托大学一位老师回复了。学院非常nice，给我发了一米长的邮件，告诉我怎么在芬兰租房，买二手家具，办签证，学习芬兰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玩。再过几个月，我就会去到这个国家，现在满心期待在那里认识新的老师和同学，或许那又会再一次带来不一样的机会！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