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儿时记忆片段之三十八
母亲六岁缠小脚
张能宽
2023年4月1日
封建制度真万恶,母亲六岁缠小脚。
昼夜痛哭无人问,终身脚残与谁说?
附记:大前年年底,母亲用她那双中号“三寸金莲”,摇摇晃晃地走完了自己艰难的人生路。
享年九十三岁的母亲去世后,标志着老家全村,正式裹小脚的女人已经绝迹。可以断定,在未来的十至十五年,裹小脚的女人,在全中国将成为历史。
为此,我在这里,把自己儿时听到和看到的,发生在母亲缠小脚事件上的人和事记录下来。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母亲用温水洗完脚后,正准备用一根长长的黑布条缠脚。
这时,我好奇地跑过去一看,发现母亲的脚,与我和家里其他人的脚长得不一样。父亲、我、还有哥哥姐姐的脚,每只脚都长有五个脚趾头。而母亲的脚,每只脚都只有一个大脚趾头,其它四个脚趾头都不见了。
为了探个究竟,我抱住母亲架在櫈子上的脚,试图用自己的小手,帮她把“躲”在大脚趾后头的其它几个脚趾拨出来。
我的鲁莽行为,换来了母亲的一巴掌。因为我把她的脚趾头掰疼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永远忘不了六岁那年的春天。在那个人人都向往的春暖花开日子,她却开启了裹小脚的苦难人生。
母亲说,每天吃过早饭后,太奶奶都会叫上两个人帮忙,为年仅六岁的她“上刑”——缠小脚。
开始,母亲由于脚被缠得钻心的疼,她无法入睡,只能是哭累了睡,疼醒了又哭。真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缠脚期间,母亲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脚疼得实在受不了,她用头撞床,碰得头破血流,几经昏厥,精神恍惚。
连续几个月,任凭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倒地拼死挣扎,狠心的长辈们,都毫不理会。每次缠脚,都是一个抱住她身子,一个压住她双腿,太奶奶则用长长的布条,把她的双脚,一层又一层紧紧地缠着。
白天,有太奶奶守着,母亲无法为自己缠着的小脚松绑。晚上,趁太奶奶睡觉了,母亲哀求外婆帮她解开绑带。
外婆舍不得自己独生女儿遭受这份苦难,含着眼泪为她松绑。
第二天,太奶奶发现母亲缠脚的布条松开了,一面严厉批评外婆不该为母亲解开绑带,一面又流着泪对母亲说,脚疼只是一时,不裹小脚将会害自己一世。大脚女人,不但嫁不出去,而且还会耻坏门风。
七八个月后,母亲一双漂亮的天足,被摧残成畸型:脚趾和脚跟已从中折断,脚跟臃肿,脚掌消失,脚背凸起,脚板全无,四个脚趾向外转折,埋在大脚趾后头,被死死地压在了脚板底下。脚全长不及自然长度的三分之二,整只脚活像一粒大粽子。
小时候,我常听到,正在剪脚趾甲的母亲自言自地埋怨自己:“真是前世造多了恶,长得一双脚又丑又臭。依照阿侬(方言,指我的)脾气,恨不得把整只脚剪掉!”
由于脚趾甲都长在肉里,如果不剪趾甲,脚又被刺得疼。剪了,又搞得脚底上血迹斑斑。因此,每隔一个月左右,她都要对自己作一次“小手术”。剪完脚趾甲后,天寒冷的时候,她用长长的布条把脚裹住。天暖和的时候,她就用父亲或哥哥穿破了的袜子,改成尖头袜子自己穿。
母亲说,像她这样裹着小脚的女人,肩不能挑(重担),手不能提(重东西)。路都走不稳,干重体力活,就是受罪。
母亲告诉我,年轻时,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候还会发怵。
插秧时节,母亲被安排去干拨秧苗的活。每次出工,她都要带上小櫈子和洗澡盆。干活时,人坐在櫈子上,把双脚放在洗澡盆里,侧着身子用一只手拨秧苗。这样,工作效率很低,每天只能挣到5个工分。
有一次,生产队安排母亲与大伙儿一起下稻田耘草。由于她无法在烂泥田里站立和快速移动。她只好跪在水里里,用双手拨草。收工回家后,她花了二三个小时洗净脚上的泥,剪修脚趾甲。发誓不再下水田干农活了。
生产队领导再来动员母亲下去耘草时,母亲没答应。
队领导说:“新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要克服困难去。”
母亲说:“大家都看到,我在水田里,站都站不稳。怎么可能顶’半边天‘?”就这样,母亲就再也没有下水田干过活了。
母亲并不是偷懒的人。如果让她在旱地里站着劳动,如刮草、割麦子、摘棉花、拨芝麻,她都会积极参加,只是动作比别人慢一点。如果让她蹲在地里干农活,如间芝麻苗、栽油菜等。由于她双脚脚背隆起一大坨,脚趾无法像天足那样,蹲在地上可以往前挪。她就跪在地上或爬在地上干活。
小时候,母亲每逢跨沟过坎时,经常是用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尔后才敢跨过去。她在家提泔水喂猪,端谷子撒鸡食,进菜园里摘菜,进出都要扶着有靠的东西。
有一次,母亲去她堂姐家做客。途中,路过一个朋友家门口,应邀进去喝茶。
主人端着一杯热茶走过来,母亲迅速起身,前去接过茶杯。正当她准备退到坐椅喝茶时,一只脚不慎被放在地上箩筐的绳索绊住了。由于站立不稳,结果把右腿股骨头摔断了。后来花大钱作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在老家村子里,与母亲同龄及年长的女性,绝大多数都裹小脚。我伯母和婶婶都遭受过缠脚痛苦经历。
那些年,母亲有很多裹小脚的好朋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就是本村的妮蓉大姨。
母亲说,妮蓉大姨的命很苦。一世生了10个孩子,只有两个长大成人。她年轻的时候,丧夫,守寡;中年的时候,丧女,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惟一的小儿子,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一条腿残疾。他平时走路都不平稳,不能干重体力活。
因此,妮蓉大姨经常是迈着“三寸金莲”,用竹耙挑着一只破箩筐,到村里村外捡拾做饭烧的柴火。她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善良的母亲,见不得别人受苦。因此,有时候,她会主动叫父亲帮妮蓉大姨家干点重体力活。
农闲时节,母亲经常利用下午的空闲时间,带我到妮蓉大姨家玩。
每次去,我们都会受到妮蓉大姨的热情招呼(方言,指接待)。有一次,她把中午剩下的小半碗饭,端给我吃。我双手接过碗,一口气就把饭吃完了。
现在,我忽然觉得,在那个缺粮的年代,小半碗饭,可能就是妮蓉大姨的一顿晚餐。
妮蓉大姨也隔三差地来到我家,找母亲“谈菩”(方言,指聊天)。
我不知道,她俩当时谈菩的内容是什么。但我敢肯定,她们都会埋怨自己有一双“不争气”的小脚。
她俩都摸着自己的大腿说,天要下雨时候,受伤致残的小脚就会酸痛得厉害,疼得晚上都睡不着。
她俩从脚疼谈到天气变化,从过去谈到现在,从家人谈到外人,从儿女谈到自己。
每当谈到高兴的事情,我会听到她俩愉快的笑声。每当谈到难过的事情,我母亲会陪着妮蓉大姨流眼泪。总之,只要她俩在一起谈菩,开心笑的时候少,难过哭的时候多。
有一次,妮蓉大姨谈到伤心往事时,忍不住流泪抽泣。坐在对面的母亲,劝她不要难过,要想通些。
在母亲劝导下,妮蓉大姨表示不哭了。这时,母亲不知想起了什么难过事,竟然忍不住也哭了,而且还很伤心。
她俩就是这样,我哭你劝,你哭我劝。轮流劝,一起哭。
年少不知愁滋味。见此情景,我当时感到很是不解。
回家的时间到了。妮蓉大姨会一声长叹,红着双眼,扶着门框,慢慢的跨出我家门槛。
这时,母亲起身送她出门。她俩又一同迈着碎步,边走边相互安慰。讲到伤心处,掀起大胸襟前衣摆,擦拭着眼泪。
母亲停下脚步,大声提醒道:“妮蓉姐,好好走,莫摔倒”。
妮蓉大姨又慢慢地转过身来,边挥手边说:“必仂,侬进切呀。”(方言,指不会,你进屋吧。)
接着她踩着碎步,三步一回头,对母亲说:“我走了,侬进切。”
写到这里,我想起母亲缠脚的童年,心里难受,鼻子发酸,眼泪打转。我要为母亲和她同时代的女性,以及往上算一千多年,那些历朝历代的中国女性,提出几个天问:
为什么能普渡众生的菩萨,不把那些从小就受缠脚苦难的女童,从缠脚的苦海里拯救岀来?
为什么那些深爱着儿孙的女性长辈们,要把自己受尽缠脚苦难的悲剧,在自己后辈身上重演?
为什么历朝历代(特别是清朝后期,明国初期)的王公贵族和富家女童养天足,而穷苦人家却普遍自觉地为自己女儿缠脚?
为什么当年各个朝代既强调江山永固,又无视占人口一半左右,担负生儿育女重任女性的身体健康。放任摧残女性身心健康的缠脚陋习?
为什么丑而不实用的裹小脚恶习,生命力那么强?它躲过朝代更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禁止?
儿时记忆片段之三十九
误把筹备当臭屁
张能宽
2023年4月8日
人大代表回村里,方言传达县会议。
筹备一词刚出口,与会人员笑岔气。
弄清前因与后果,误把筹备当臭屁。
附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个春夏之交的晚上,生产队通知晚上七点半,在队屋道场(方言,指生产队晒谷场)召开全体社员群众大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无故缺席会议的,要扣工分。
晚饭后,三十多名男女社员群众,自带板櫈椅子,拖儿带女来到开会地点,围绕会场中间的大木桌坐成一圈。那天晩上,我跟着参加会议的父亲来会场看热闹。
时任生产队会计的叔叔发现我后,立即招呼我过去。他眯着眼睛(叔叔眼睛可能已经老花)从桌上拿出一份文件,叫还在读五年级的我,念给大家听。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亮相。为此,我特别紧张,显得手足无措。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似的,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借助大木桌上马灯的光亮,我埋着头用土话,像和尚念经一样很快就把文件念完了。
想不到,这一偶然的举动,开启了我日后特别是当了干部后,在几百上千人的大会上,都能泰若自然地讲话、作报告的先河。
接着,刚从县里开会归来的队领导,用方言一本正经地传达起县人大会议精神。
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因此,参加上级会议的时候,有文化的人带笔和本子,他只带旱烟筒和火柴。但他记忆力好,口才也不错,声音特别大。平时,他都是用方言与别人交流。
他说,“里次(方言,指这次)开会,县里好重视,县领导能参加会议的都来了。”
“真是精怪”,他冷笑道。“听主持会议的领导说,开大会前,还开了一个叫什么‘臭屁’(方言,指筹备)会。”
他话音刚落,就把参加会议的社员群众笑得前俯后仰,有的笑岔气了,有的笑得从椅子上滑下来,捂着肚子蹲在地上,一时站不起来。
笑完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真是新闻事。耽误工夫不说,花钱坐车到县城开臭屁会。难道是疯了?”
也有的说:“屁,肯定是干部放的臭。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开会都知道。因为他们总是有机会恰鱼恰肉。不像我们这些老百姓,整天吃青菜萝卜和辣椒豆腐乳。我们老百姓放的屁响,但绝对没有干部放的屁臭。”
听到大家的议论,这位队领导把旱烟筒窝里的烟灰,在鞋底上敲打岀来后,边咳嗽边说:“其实,臭屁会,没有讲半点放屁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臭屁会。”
听到这里,大家才弄明白他说的“臭屁”会,应该是筹备会(老家方言,臭屁与筹备发音很接近)。
当年,由于绝大多数村民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日常交流都是讲方言。为此,还发生了不少误会。
1976年2月9日早晨,参加挑圩坝的部分社员群众,通过安装在堤坝上的高音喇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立即打起了“游呼呼”(类似劳动号子,一种鼓劲形式)。大家挑着泥土你追我赶,场面很是热闹。在现场的生产大队领导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给予制止,批评他们在胡闹。声称如果有人蓄意破坏捣乱,就要抓起来批斗。
经调查得知,原来是有人把“周恩来同志逝世”听成“周恩来同志拾屎”(方言里,拾屎与逝世发音很接近)。他们打“游呼呼”的理由,认为周总理那么大年纪,都亲自去“拾屎”,作为老百姓就更应该加油干。
鉴于参加打“游呼呼”的人员没有任何不良动机,大队领导就没有再深究下去。只是提醒大家今后一定要注意影响。
有一次,生产大队主任费了好大的劲,把一位拖欠应上交国家有关税费的村民堵在家门口。这位村民对大队主任说,他要去机米。
大队主任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反问道:“你好大的胆!敢不理我?!”(方言里,不理与机米发音很接近)
后来,经过反复解释,才消除了误会。
写到这里,我为老家方言的传承问题深感担忧。
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迁徙以及跨省婚姻的增加,在未来的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老家方言将消失殆尽。比如,在村里用方言称呼母亲,就有三种叫法。其中,我称呼母亲的叫法,到目前为止,只有发音,没有文字。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很多老家文化人,都表示不会写。
老家鄱阳县地处当年的楚头吴尾,作为鄱阳湖盆地一隅的鄱阳县由于远离战乱,因而方言中至今还残存着不少古音韵、古词语和古形式,还保留有一批和其他汉语不一样的古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言中常用的却又貌似“有音无字”。同样的东西,有多种称呼。可谓是“十里不同音”。
在新时代,尽管老家方言与普通话相比较,与外界交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它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千百年。它曾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千百年来进行语言交流的唯一语言。
为此,呼吁各级政府和社会贤达,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趁早将这些方言录制保存。千万不要等它在地球上消失后,让未来考古工作者作为另一种“甲骨文”进行猜测。
儿时记忆片段之四十
菩萨不懂娘说的话
张能宽
2023年4月12日
母亲心有爱,终身敬菩萨。
年节与喜事,必定要礼拜。
做客到漳州,言语似国外。
进香南山寺,慌张爬起来。
吾问何如此?娘说神不言。
附记: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一个“见庙进香,见佛磕头”的人。
在母亲心目中,菩萨(包括祖先)是万能的,能知晓人间百事,会护佑众生安康。
因此,无论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还是耋耄之年的日子;无论是家贫如洗的时候,还是吃喝不愁的日子;无论是在家的时候,还是出门的日子,逢年过节,或路遇寺庙,只要条件允许,她必定会前去礼拜。只是贡品不同而已。
母亲在拜菩萨祭祖先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都心诚意敬。
记得有一年,在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前,母亲将煮熟的一个猪头、一只阉公鸡和一条鲤鱼放入木盆里,头朝向祖先牌位。在木盆里放一把菜刀,在鸡背上插一根筷子,贴一张红纸条。用两只碗,分别装入点了红的糍粑和豆腐,用两只茶杯,一只盛酒,一只盛茶。
父亲把贡品端到客厅中堂的木桌上后,母亲点上三根香,插入香炉。只见她面朝中堂,站在祖先牌位前,右手搭在左手背上,贴近腹部,微弯腰鞠一躬。接着,她手扶櫈子,先左膝后右膝跪下(母亲6岁缠小脚,导致脚板既无抓力,又不会弯曲),双手合掌紧贴前额,五体投地朝菩萨和祖先,连拜三拜:祈求保佑家人安康,粮食丰收,六畜兴旺。
礼拜完毕后,她从地上站起来,入席吃年夜饭。
当晚睡觉前,母亲要在大厅焚烧一梱(方言)纸,这是送给菩萨和祖先的“钱”。接着,她又重复前述一套礼拜程序后,才上床休息。
母亲敬了大菩萨,也不忘拜小神。在拜司命神的时候,她用碗盛上一碗冒尖的米饭,插上一根筷子,倒上半杯茶,点上三根香。用右手搭在左手背上,靠近腹部,微鞠一躬。祈求司命神“上天言善事,下地降吉祥”。
小时候,我家里条件差,生活水平很低。但母亲拜菩萨祭祖先的初心从未改变过。年景好的时候,会多置办一些年货,敬神的贡品也会比较丰富;遇上歉收的年景,经济拮据,只能象征性的置办一点年货。这时,母亲采取人与神共享食物的方式,把少许的猪肉、鸡和鱼作为贡品,先祭拜菩萨和祖先,再做菜给家人吃。
记得有一年,家里只买了几斤猪肉过年。这个量只有好年景的五分之一左右。过年的时候,母亲把猪肉、鸡、鱼煮好,作为祭拜菩萨和祖先的贡品,端到大堂桌子上。
我好久都没有开荤了。闻到香喷喷的猪肉味,喉结在滚动着,涎都快流岀来了。我趁母亲去灶房做饭的时机,用放在盆里的菜刀,割下一小块猪肉,塞进嘴里就跑开了。
母亲发现我“偷吃”祭拜菩萨和祖先的贡品后,狠狠地责骂了我一通。
在老家上了年纪的人,但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如娶媳嫁女,生儿育女,升学求职,大病小痛,生老病死等都会去祭拜菩萨和祖先:保佑家庭兴旺,事事顺利。承诺事成之后,必定来还愿感恩:为菩萨披红挂彩。
母亲也不例外,而且还是积极分子。为此,在村里有人笑称她是“迷信头子”。
母亲14岁嫁到张家,我父亲时年22岁。她从21岁(这年父亲兄弟三个分家)到93岁去世那一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每年大年三十晚饭前后,都要举行拜菩萨祭祖先仪式。71年间从未间断过。只是阵仗大小而已。
我家北边18里远的地方,有座方圆几十里内唯一的大山莲山。山顶上有座白云寺古庙,庙内供奉着送子观音等菩萨。母亲21岁(为自己)和61岁(为她女儿)为求子,徒步登山祭拜观音菩萨。
当年,上下莲山走的是“野鸡路”(方言,指羊肠小道)。行走这样又陡又窄的山路,对因裹小脚而致残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艰辛。由此可见,母亲对菩萨的敬仰和忠诚。
母亲68岁那年,不慎把右腿股骨头摔断了。尽管作了股骨头置换手术,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她的右脚从此无法伸直,比左脚短了近三公分。
如果说,以前母亲因缠小脚而站立不稳,现在她走路时身体还会左右摇摆。尽管如此,逢年过节时,她仍然坚持拜菩萨祭祖先。只不过,她在跪拜时,必须先用左膝跪在地上,再用双手把右脚“搬”过来,与左脚并齐后,再行礼。起身时,又要旁人扶一把。
在老家拜菩萨祭祖先,焚香烧纸都是有讲究的。焚香时,如果香上有火苗,不可用嘴吹灭,只能用手将它甩灭。因为用嘴吹灭香上的火苗,等于是在骂菩萨和祖先。烧纸时,只能一张一张地烧。如果纸一下子放得太多或太急,导致烧不透。这时又不能棍子去搅。因为用棍子去搅,纸灰会扬起来飞走。这样,菩萨和祖先就收不到“钱”了。
我陪母亲拜菩萨,还闹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年秋天,母亲从江西鄱阳老家到福建漳州看望我和老婆孩子。星期天,我陪母亲到漳州市南山寺游玩。
在大雄宝殿,母亲正准备向弥勒菩萨行顶礼。只见她跪下去,拜了一拜后,便迅速而慌张地站起身来。
见此情景,我问母亲:“怎么回事?你不拜了。”
她说:“菩萨听不懂阿侬(方言,指我)说的话。”
我笑着说:“菩萨骁勇(方言,指厉害),怎么可能听不懂你说的土话?”
她警告我:“你不懂,就切莫(方言,指千万不要)乱说话!”
我猜想,母亲认为漳州市南山寺的弥勒菩萨,只会听闽南话,听不懂她说的方言。所以,她就中途停止祭拜。
这次回乡扫墓祭祖,我胞妹说六年前,她正在村里低矮简陋的土庙拜菩萨时,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位长者祈求菩萨保佑自己一百岁的声音。
她随嘴说:“真是开不得高(方言,指不得了)!一百岁?还是一万岁。”
对方调过头来,对着胞妹说:“不要一万岁,保佑一百岁就行了。”
后来,这位大哥(按辈分)果真活到了九十九岁。按照我老家的算法,他享年就是一百岁。他是全村寿命最长的人。
受母亲影响,我从小就耳闻目睹了老家拜菩萨祭祖先的全过程。有时候,还会主动帮助她做一些拿草纸、端贡品、点火焚香的事情。因此,我对母亲的行为从不反感,甚至还有点好感。
随着在部队工作单位调动和职务提升,尤其是上世纪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有机会到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和海外十几个国家参观学习和考察,曾以游客身份拜访过好多名胜古迹和闻名的古刹。
到目前止,我跪拜过北京雍和宫里的释迦牟尼、泰山玉皇庙里的玉皇大帝和峨眉山金顶庙里的普贤菩萨,并掏钱买大香,分别敬上。
当时,我跪拜上述三尊大菩萨并敬香,没有带任何功利性。既没有祈求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也没有要求菩萨帮我躲灾避祸。因为我知道,以普渡众生为天职的万能大菩萨,谁在人世间造福或作恶,他绝对会一清二楚。用不着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因此而劳心费力。
我在祭拜父母等祖先时,反而会请求他们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家人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因为生活在人世间的晚辈,是他们曾经的至爱!我认为,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心灵的呼唤。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一名长期受组织教育培养的党员干部,我深知拜菩萨是不被提倡,也是不允许的。但对我个人来说,这与信仰无关。我感到,这些古刹和菩萨,历经朝代更迭,经受战火洗礼,仍然屹立不倒,香火依然旺盛,它必定吸收了几百上千年的天地精华。庙宇建筑群的精巧设计和菩萨像的雕塑,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敬畏,敬仰,敬慕。
十几年后,我到北京出差,与某部委领导的爱人谈及此感受时,她表示亦有同感,也曾有过类似经历。
我母亲,生于旧社会。从小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饱受封建制度的摧残。解放后,她与全国受苦人一样,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但由于没文化,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加上缠小脚致残。因此,她仍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甚至还会受人歧视。
我曾想,像我母亲那样无权无势,但心地善良,却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困惑而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通过求神拜佛或算命,来获得内心暂时的平静与安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亦是一种自我解压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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