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片段之三十八

母亲六岁缠小脚

张能宽

2023年4月1日

封建制度真万恶，母亲六岁缠小脚。

昼夜痛哭无人问，终身脚残与谁说？

附记：大前年年底，母亲用她那双中号“三寸金莲”，摇摇晃晃地走完了自己艰难的人生路。

享年九十三岁的母亲去世后，标志着老家全村，正式裹小脚的女人已经绝迹。可以断定，在未来的十至十五年，裹小脚的女人，在全中国将成为历史。

为此，我在这里，把自己儿时听到和看到的，发生在母亲缠小脚事件上的人和事记录下来。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母亲用温水洗完脚后，正准备用一根长长的黑布条缠脚。

这时，我好奇地跑过去一看，发现母亲的脚，与我和家里其他人的脚长得不一样。父亲、我、还有哥哥姐姐的脚，每只脚都长有五个脚趾头。而母亲的脚，每只脚都只有一个大脚趾头，其它四个脚趾头都不见了。

为了探个究竟，我抱住母亲架在櫈子上的脚，试图用自己的小手，帮她把“躲”在大脚趾后头的其它几个脚趾拨出来。

我的鲁莽行为，换来了母亲的一巴掌。因为我把她的脚趾头掰疼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永远忘不了六岁那年的春天。在那个人人都向往的春暖花开日子，她却开启了裹小脚的苦难人生。

母亲说，每天吃过早饭后，太奶奶都会叫上两个人帮忙，为年仅六岁的她“上刑”——缠小脚。

开始，母亲由于脚被缠得钻心的疼，她无法入睡，只能是哭累了睡，疼醒了又哭。真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缠脚期间，母亲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脚疼得实在受不了，她用头撞床，碰得头破血流，几经昏厥，精神恍惚。

连续几个月，任凭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倒地拼死挣扎，狠心的长辈们，都毫不理会。每次缠脚，都是一个抱住她身子，一个压住她双腿，太奶奶则用长长的布条，把她的双脚，一层又一层紧紧地缠着。

白天，有太奶奶守着，母亲无法为自己缠着的小脚松绑。晚上，趁太奶奶睡觉了，母亲哀求外婆帮她解开绑带。

外婆舍不得自己独生女儿遭受这份苦难，含着眼泪为她松绑。

第二天，太奶奶发现母亲缠脚的布条松开了，一面严厉批评外婆不该为母亲解开绑带，一面又流着泪对母亲说，脚疼只是一时，不裹小脚将会害自己一世。大脚女人，不但嫁不出去，而且还会耻坏门风。

七八个月后，母亲一双漂亮的天足，被摧残成畸型：脚趾和脚跟已从中折断，脚跟臃肿，脚掌消失，脚背凸起，脚板全无，四个脚趾向外转折，埋在大脚趾后头，被死死地压在了脚板底下。脚全长不及自然长度的三分之二，整只脚活像一粒大粽子。

小时候，我常听到，正在剪脚趾甲的母亲自言自地埋怨自己：“真是前世造多了恶，长得一双脚又丑又臭。依照阿侬（方言，指我的）脾气，恨不得把整只脚剪掉！”

由于脚趾甲都长在肉里，如果不剪趾甲，脚又被刺得疼。剪了，又搞得脚底上血迹斑斑。因此，每隔一个月左右，她都要对自己作一次“小手术”。剪完脚趾甲后，天寒冷的时候，她用长长的布条把脚裹住。天暖和的时候，她就用父亲或哥哥穿破了的袜子，改成尖头袜子自己穿。

母亲说，像她这样裹着小脚的女人，肩不能挑（重担），手不能提（重东西）。路都走不稳，干重体力活，就是受罪。

母亲告诉我，年轻时，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候还会发怵。

插秧时节，母亲被安排去干拨秧苗的活。每次出工，她都要带上小櫈子和洗澡盆。干活时，人坐在櫈子上，把双脚放在洗澡盆里，侧着身子用一只手拨秧苗。这样，工作效率很低，每天只能挣到5个工分。

有一次，生产队安排母亲与大伙儿一起下稻田耘草。由于她无法在烂泥田里站立和快速移动。她只好跪在水里里，用双手拨草。收工回家后，她花了二三个小时洗净脚上的泥，剪修脚趾甲。发誓不再下水田干农活了。

生产队领导再来动员母亲下去耘草时，母亲没答应。

队领导说：“新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要克服困难去。”

母亲说：“大家都看到，我在水田里，站都站不稳。怎么可能顶’半边天‘？”就这样，母亲就再也没有下水田干过活了。

母亲并不是偷懒的人。如果让她在旱地里站着劳动，如刮草、割麦子、摘棉花、拨芝麻，她都会积极参加，只是动作比别人慢一点。如果让她蹲在地里干农活，如间芝麻苗、栽油菜等。由于她双脚脚背隆起一大坨，脚趾无法像天足那样，蹲在地上可以往前挪。她就跪在地上或爬在地上干活。

小时候，母亲每逢跨沟过坎时，经常是用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尔后才敢跨过去。她在家提泔水喂猪，端谷子撒鸡食，进菜园里摘菜，进出都要扶着有靠的东西。

有一次，母亲去她堂姐家做客。途中，路过一个朋友家门口，应邀进去喝茶。

主人端着一杯热茶走过来，母亲迅速起身，前去接过茶杯。正当她准备退到坐椅喝茶时，一只脚不慎被放在地上箩筐的绳索绊住了。由于站立不稳，结果把右腿股骨头摔断了。后来花大钱作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在老家村子里，与母亲同龄及年长的女性，绝大多数都裹小脚。我伯母和婶婶都遭受过缠脚痛苦经历。

那些年，母亲有很多裹小脚的好朋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就是本村的妮蓉大姨。

母亲说，妮蓉大姨的命很苦。一世生了10个孩子，只有两个长大成人。她年轻的时候，丧夫，守寡；中年的时候，丧女，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惟一的小儿子，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一条腿残疾。他平时走路都不平稳，不能干重体力活。

因此，妮蓉大姨经常是迈着“三寸金莲”，用竹耙挑着一只破箩筐，到村里村外捡拾做饭烧的柴火。她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善良的母亲，见不得别人受苦。因此，有时候，她会主动叫父亲帮妮蓉大姨家干点重体力活。

农闲时节，母亲经常利用下午的空闲时间，带我到妮蓉大姨家玩。

每次去，我们都会受到妮蓉大姨的热情招呼（方言，指接待）。有一次，她把中午剩下的小半碗饭，端给我吃。我双手接过碗，一口气就把饭吃完了。

现在，我忽然觉得，在那个缺粮的年代，小半碗饭，可能就是妮蓉大姨的一顿晚餐。

妮蓉大姨也隔三差地来到我家，找母亲“谈菩”（方言，指聊天）。

我不知道，她俩当时谈菩的内容是什么。但我敢肯定，她们都会埋怨自己有一双“不争气”的小脚。

她俩都摸着自己的大腿说，天要下雨时候，受伤致残的小脚就会酸痛得厉害，疼得晚上都睡不着。

她俩从脚疼谈到天气变化，从过去谈到现在，从家人谈到外人，从儿女谈到自己。

每当谈到高兴的事情，我会听到她俩愉快的笑声。每当谈到难过的事情，我母亲会陪着妮蓉大姨流眼泪。总之，只要她俩在一起谈菩，开心笑的时候少，难过哭的时候多。

有一次，妮蓉大姨谈到伤心往事时，忍不住流泪抽泣。坐在对面的母亲，劝她不要难过，要想通些。

在母亲劝导下，妮蓉大姨表示不哭了。这时，母亲不知想起了什么难过事，竟然忍不住也哭了，而且还很伤心。

她俩就是这样，我哭你劝，你哭我劝。轮流劝，一起哭。

年少不知愁滋味。见此情景，我当时感到很是不解。

回家的时间到了。妮蓉大姨会一声长叹，红着双眼，扶着门框，慢慢的跨出我家门槛。

这时，母亲起身送她出门。她俩又一同迈着碎步，边走边相互安慰。讲到伤心处，掀起大胸襟前衣摆，擦拭着眼泪。

母亲停下脚步，大声提醒道：“妮蓉姐，好好走，莫摔倒”。

妮蓉大姨又慢慢地转过身来，边挥手边说：“必仂，侬进切呀。”（方言，指不会，你进屋吧。）

接着她踩着碎步，三步一回头，对母亲说：“我走了，侬进切。”

写到这里，我想起母亲缠脚的童年，心里难受，鼻子发酸，眼泪打转。我要为母亲和她同时代的女性，以及往上算一千多年，那些历朝历代的中国女性，提出几个天问：

为什么能普渡众生的菩萨，不把那些从小就受缠脚苦难的女童，从缠脚的苦海里拯救岀来？

为什么那些深爱着儿孙的女性长辈们，要把自己受尽缠脚苦难的悲剧，在自己后辈身上重演？

为什么历朝历代（特别是清朝后期，明国初期）的王公贵族和富家女童养天足，而穷苦人家却普遍自觉地为自己女儿缠脚？

为什么当年各个朝代既强调江山永固，又无视占人口一半左右，担负生儿育女重任女性的身体健康。放任摧残女性身心健康的缠脚陋习？

为什么丑而不实用的裹小脚恶习，生命力那么强？它躲过朝代更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禁止？

儿时记忆片段之三十九

误把筹备当臭屁

张能宽

2023年4月8日

人大代表回村里，方言传达县会议。

筹备一词刚出口，与会人员笑岔气。

弄清前因与后果，误把筹备当臭屁。

附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个春夏之交的晚上，生产队通知晚上七点半，在队屋道场（方言，指生产队晒谷场）召开全体社员群众大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无故缺席会议的，要扣工分。

晚饭后，三十多名男女社员群众，自带板櫈椅子，拖儿带女来到开会地点，围绕会场中间的大木桌坐成一圈。那天晩上，我跟着参加会议的父亲来会场看热闹。

时任生产队会计的叔叔发现我后，立即招呼我过去。他眯着眼睛（叔叔眼睛可能已经老花）从桌上拿出一份文件，叫还在读五年级的我，念给大家听。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亮相。为此，我特别紧张，显得手足无措。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似的，也不敢抬头看一眼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借助大木桌上马灯的光亮，我埋着头用土话，像和尚念经一样很快就把文件念完了。

想不到，这一偶然的举动，开启了我日后特别是当了干部后，在几百上千人的大会上，都能泰若自然地讲话、作报告的先河。

接着，刚从县里开会归来的队领导，用方言一本正经地传达起县人大会议精神。

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因此，参加上级会议的时候，有文化的人带笔和本子，他只带旱烟筒和火柴。但他记忆力好，口才也不错，声音特别大。平时，他都是用方言与别人交流。

他说，“里次（方言，指这次）开会，县里好重视，县领导能参加会议的都来了。”

“真是精怪”，他冷笑道。“听主持会议的领导说，开大会前，还开了一个叫什么‘臭屁’（方言，指筹备）会。”

他话音刚落，就把参加会议的社员群众笑得前俯后仰，有的笑岔气了，有的笑得从椅子上滑下来，捂着肚子蹲在地上，一时站不起来。

笑完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真是新闻事。耽误工夫不说，花钱坐车到县城开臭屁会。难道是疯了？”

也有的说：“屁，肯定是干部放的臭。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开会都知道。因为他们总是有机会恰鱼恰肉。不像我们这些老百姓，整天吃青菜萝卜和辣椒豆腐乳。我们老百姓放的屁响，但绝对没有干部放的屁臭。”

听到大家的议论，这位队领导把旱烟筒窝里的烟灰，在鞋底上敲打岀来后，边咳嗽边说：“其实，臭屁会，没有讲半点放屁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臭屁会。”

听到这里，大家才弄明白他说的“臭屁”会，应该是筹备会（老家方言，臭屁与筹备发音很接近）。

当年，由于绝大多数村民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日常交流都是讲方言。为此，还发生了不少误会。

1976年2月9日早晨，参加挑圩坝的部分社员群众，通过安装在堤坝上的高音喇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立即打起了“游呼呼”（类似劳动号子，一种鼓劲形式）。大家挑着泥土你追我赶，场面很是热闹。在现场的生产大队领导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给予制止，批评他们在胡闹。声称如果有人蓄意破坏捣乱，就要抓起来批斗。

经调查得知，原来是有人把“周恩来同志逝世”听成“周恩来同志拾屎”（方言里，拾屎与逝世发音很接近）。他们打“游呼呼”的理由，认为周总理那么大年纪，都亲自去“拾屎”，作为老百姓就更应该加油干。

鉴于参加打“游呼呼”的人员没有任何不良动机，大队领导就没有再深究下去。只是提醒大家今后一定要注意影响。

有一次，生产大队主任费了好大的劲，把一位拖欠应上交国家有关税费的村民堵在家门口。这位村民对大队主任说，他要去机米。

大队主任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反问道：“你好大的胆！敢不理我？！”（方言里，不理与机米发音很接近）

后来，经过反复解释，才消除了误会。

写到这里，我为老家方言的传承问题深感担忧。

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迁徙以及跨省婚姻的增加，在未来的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老家方言将消失殆尽。比如，在村里用方言称呼母亲，就有三种叫法。其中，我称呼母亲的叫法，到目前为止，只有发音，没有文字。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很多老家文化人，都表示不会写。

老家鄱阳县地处当年的楚头吴尾，作为鄱阳湖盆地一隅的鄱阳县由于远离战乱，因而方言中至今还残存着不少古音韵、古词语和古形式，还保留有一批和其他汉语不一样的古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言中常用的却又貌似“有音无字”。同样的东西，有多种称呼。可谓是“十里不同音”。

在新时代，尽管老家方言与普通话相比较，与外界交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它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千百年。它曾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千百年来进行语言交流的唯一语言。

为此，呼吁各级政府和社会贤达，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趁早将这些方言录制保存。千万不要等它在地球上消失后，让未来考古工作者作为另一种“甲骨文”进行猜测。

儿时记忆片段之四十

菩萨不懂娘说的话

张能宽

2023年4月12日

母亲心有爱，终身敬菩萨。

年节与喜事，必定要礼拜。

做客到漳州，言语似国外。

进香南山寺，慌张爬起来。

吾问何如此？娘说神不言。

附记：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一个“见庙进香，见佛磕头”的人。

在母亲心目中，菩萨（包括祖先）是万能的，能知晓人间百事，会护佑众生安康。

因此，无论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还是耋耄之年的日子；无论是家贫如洗的时候，还是吃喝不愁的日子；无论是在家的时候，还是出门的日子，逢年过节，或路遇寺庙，只要条件允许，她必定会前去礼拜。只是贡品不同而已。

母亲在拜菩萨祭祖先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都心诚意敬。

记得有一年，在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前，母亲将煮熟的一个猪头、一只阉公鸡和一条鲤鱼放入木盆里，头朝向祖先牌位。在木盆里放一把菜刀，在鸡背上插一根筷子，贴一张红纸条。用两只碗，分别装入点了红的糍粑和豆腐，用两只茶杯，一只盛酒，一只盛茶。

父亲把贡品端到客厅中堂的木桌上后，母亲点上三根香，插入香炉。只见她面朝中堂，站在祖先牌位前，右手搭在左手背上，贴近腹部，微弯腰鞠一躬。接着，她手扶櫈子，先左膝后右膝跪下（母亲6岁缠小脚，导致脚板既无抓力，又不会弯曲），双手合掌紧贴前额，五体投地朝菩萨和祖先，连拜三拜：祈求保佑家人安康，粮食丰收，六畜兴旺。

礼拜完毕后，她从地上站起来，入席吃年夜饭。

当晚睡觉前，母亲要在大厅焚烧一梱（方言）纸，这是送给菩萨和祖先的“钱”。接着，她又重复前述一套礼拜程序后，才上床休息。

母亲敬了大菩萨，也不忘拜小神。在拜司命神的时候，她用碗盛上一碗冒尖的米饭，插上一根筷子，倒上半杯茶，点上三根香。用右手搭在左手背上，靠近腹部，微鞠一躬。祈求司命神“上天言善事，下地降吉祥”。

小时候，我家里条件差，生活水平很低。但母亲拜菩萨祭祖先的初心从未改变过。年景好的时候，会多置办一些年货，敬神的贡品也会比较丰富；遇上歉收的年景，经济拮据，只能象征性的置办一点年货。这时，母亲采取人与神共享食物的方式，把少许的猪肉、鸡和鱼作为贡品，先祭拜菩萨和祖先，再做菜给家人吃。

记得有一年，家里只买了几斤猪肉过年。这个量只有好年景的五分之一左右。过年的时候，母亲把猪肉、鸡、鱼煮好，作为祭拜菩萨和祖先的贡品，端到大堂桌子上。

我好久都没有开荤了。闻到香喷喷的猪肉味，喉结在滚动着，涎都快流岀来了。我趁母亲去灶房做饭的时机，用放在盆里的菜刀，割下一小块猪肉，塞进嘴里就跑开了。

母亲发现我“偷吃”祭拜菩萨和祖先的贡品后，狠狠地责骂了我一通。

在老家上了年纪的人，但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如娶媳嫁女，生儿育女，升学求职，大病小痛，生老病死等都会去祭拜菩萨和祖先：保佑家庭兴旺，事事顺利。承诺事成之后，必定来还愿感恩：为菩萨披红挂彩。

母亲也不例外，而且还是积极分子。为此，在村里有人笑称她是“迷信头子”。

母亲14岁嫁到张家，我父亲时年22岁。她从21岁（这年父亲兄弟三个分家）到93岁去世那一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每年大年三十晚饭前后，都要举行拜菩萨祭祖先仪式。71年间从未间断过。只是阵仗大小而已。

我家北边18里远的地方，有座方圆几十里内唯一的大山莲山。山顶上有座白云寺古庙，庙内供奉着送子观音等菩萨。母亲21岁（为自己）和61岁（为她女儿）为求子，徒步登山祭拜观音菩萨。

当年，上下莲山走的是“野鸡路”（方言，指羊肠小道）。行走这样又陡又窄的山路，对因裹小脚而致残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艰辛。由此可见，母亲对菩萨的敬仰和忠诚。

母亲68岁那年，不慎把右腿股骨头摔断了。尽管作了股骨头置换手术，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她的右脚从此无法伸直，比左脚短了近三公分。

如果说，以前母亲因缠小脚而站立不稳，现在她走路时身体还会左右摇摆。尽管如此，逢年过节时，她仍然坚持拜菩萨祭祖先。只不过，她在跪拜时，必须先用左膝跪在地上，再用双手把右脚“搬”过来，与左脚并齐后，再行礼。起身时，又要旁人扶一把。

在老家拜菩萨祭祖先，焚香烧纸都是有讲究的。焚香时，如果香上有火苗，不可用嘴吹灭，只能用手将它甩灭。因为用嘴吹灭香上的火苗，等于是在骂菩萨和祖先。烧纸时，只能一张一张地烧。如果纸一下子放得太多或太急，导致烧不透。这时又不能棍子去搅。因为用棍子去搅，纸灰会扬起来飞走。这样，菩萨和祖先就收不到“钱”了。

我陪母亲拜菩萨，还闹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年秋天，母亲从江西鄱阳老家到福建漳州看望我和老婆孩子。星期天，我陪母亲到漳州市南山寺游玩。

在大雄宝殿，母亲正准备向弥勒菩萨行顶礼。只见她跪下去，拜了一拜后，便迅速而慌张地站起身来。

见此情景，我问母亲：“怎么回事？你不拜了。”

她说：“菩萨听不懂阿侬（方言，指我）说的话。”

我笑着说：“菩萨骁勇（方言，指厉害），怎么可能听不懂你说的土话？”

她警告我：“你不懂，就切莫（方言，指千万不要）乱说话！”

我猜想，母亲认为漳州市南山寺的弥勒菩萨，只会听闽南话，听不懂她说的方言。所以，她就中途停止祭拜。

这次回乡扫墓祭祖，我胞妹说六年前，她正在村里低矮简陋的土庙拜菩萨时，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位长者祈求菩萨保佑自己一百岁的声音。

她随嘴说：“真是开不得高（方言，指不得了）！一百岁？还是一万岁。”

对方调过头来，对着胞妹说：“不要一万岁，保佑一百岁就行了。”

后来，这位大哥（按辈分）果真活到了九十九岁。按照我老家的算法，他享年就是一百岁。他是全村寿命最长的人。

受母亲影响，我从小就耳闻目睹了老家拜菩萨祭祖先的全过程。有时候，还会主动帮助她做一些拿草纸、端贡品、点火焚香的事情。因此，我对母亲的行为从不反感，甚至还有点好感。

随着在部队工作单位调动和职务提升，尤其是上世纪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有机会到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和海外十几个国家参观学习和考察，曾以游客身份拜访过好多名胜古迹和闻名的古刹。

到目前止，我跪拜过北京雍和宫里的释迦牟尼、泰山玉皇庙里的玉皇大帝和峨眉山金顶庙里的普贤菩萨，并掏钱买大香，分别敬上。

当时，我跪拜上述三尊大菩萨并敬香，没有带任何功利性。既没有祈求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也没有要求菩萨帮我躲灾避祸。因为我知道，以普渡众生为天职的万能大菩萨，谁在人世间造福或作恶，他绝对会一清二楚。用不着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因此而劳心费力。

我在祭拜父母等祖先时，反而会请求他们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家人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因为生活在人世间的晚辈，是他们曾经的至爱！我认为，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心灵的呼唤。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一名长期受组织教育培养的党员干部，我深知拜菩萨是不被提倡，也是不允许的。但对我个人来说，这与信仰无关。我感到，这些古刹和菩萨，历经朝代更迭，经受战火洗礼，仍然屹立不倒，香火依然旺盛，它必定吸收了几百上千年的天地精华。庙宇建筑群的精巧设计和菩萨像的雕塑，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敬畏，敬仰，敬慕。

十几年后，我到北京出差，与某部委领导的爱人谈及此感受时，她表示亦有同感，也曾有过类似经历。

我母亲，生于旧社会。从小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饱受封建制度的摧残。解放后，她与全国受苦人一样，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但由于没文化，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加上缠小脚致残。因此，她仍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甚至还会受人歧视。

我曾想，像我母亲那样无权无势，但心地善良，却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困惑而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通过求神拜佛或算命，来获得内心暂时的平静与安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亦是一种自我解压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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