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传承和信息记录的载体，书籍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学而时习之”的刻苦，还是“不求甚解”的消遣，书籍总能带给我们以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
从古至今，统治者为了消弭舆论、钳制思想，时常大举销毁各类书籍，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历朝历代各类烧书、毁书，以及各类“文字狱”的摧残之下，那些珍贵的经典书籍最后都去哪儿了呢？
得益于领先同时代的文字系统，中华民族自古便有收集和整理信息的优良传统。即便是在遥远的商周时代，那些镌刻于青铜和甲骨之上的文字，亦有专门的国家机构负责收纳和保管。正是通过那些“父子相传，以持王公”（《荀子·荣辱篇》）的史官不懈努力，中国文明才呈现出“三代虽亡，治法犹存”的薪火相传的局面。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竹简的普及，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藏书开始变得日益丰富，并由此诞生了相当于今天“国家公立图书馆”的“藏室”。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李耳，曾以“守藏室之史”的身份接待了前来“问礼”的鲁国学者孔丘。从此后孔丘的弟子一次性从“藏室”借阅、抄录了大量典籍的情况来看，在周王室的“藏室”之中，应该拥有一整套完备的书籍收藏和调阅制度，并通过分门别类的书架予以存放。随着秦汉帝国的崛起，大一统的中央王朝首先面对的便是从全国各地不断涌来的海量信息。秦始皇每天不得不以衡石量书，汉武帝刘彻更不得不面对东方朔一人便上呈“三千奏牍”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设立专门的“秘府”，将各类重要典籍收藏在能有效防止火灾，且能保持恒定温度和湿度的“石室”之内，收纳于装有黄铜包边的“金匮”之中。这与今天的档案室或许有些相似。也正是源于皇室图书馆的存在，虽然秦始皇曾两度“焚书坑儒”，但历代史志、先贤智慧仍能够得以传承。如秦末乱世中，刘邦麾下重臣萧何在“先入关中”之后，便第一时间接收了秦丞相府、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起到重要作用。当然，皇家的石屋金匮固然是保存书籍资料的理想条件，却并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的，真正令大量上古典籍经历秦汉乱世流传下来的，还是国人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大多数读书人小心翼翼地将手头有限的卷册，收纳于名为“书笈”的竹箱之中，背负着它踏上了上下求索的道路。东汉时代的学者任末年少之时，曾背负上满载书卷的竹笈，四处游学。每到一处他便“编茅为庵，削荆为笔”，随后取出竹笈中的书籍“夜则映星月而读，暗则缚麻蒿自照”。有趣的是，如任末这般“负笈从师”的古代求学游子形象，最终是通过徐克电影中并不曾好好读书的“宁采臣”而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那些深藏于宫闱的石室之中的金匮、背负在学子的身上竹笈，令诸多上古典籍躲过了来自政治与战火的劫难，顽强地留存了下去，并最终在天下再定后重新传播开来。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发展，魏晋时代的人们已然有了洛阳纸贵的烦恼和困扰。除了抄录各类典籍之外，呈现于纸上的书画作品也成为文人雅士趋之若鹜的文化收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用于收藏文化产品的书橱在形制上逐渐走向成熟，很多高门子弟也以收集整理上古典籍为毕生事业，由此诞生了“两脚书橱”的典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冠以“两脚书橱”名号的，是生活于南朝宋、齐两朝之间的文学家——陆澄。作为崛起于东汉、三国时代的吴郡陆氏后裔，陆澄自幼好学，甚至达到“行坐眠食，手不释卷”的地步，但过于耿直的性格令他仕途坎坷，以至到了晚年，反而成了后起之秀王俭的下属。王俭不仅是昔日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琊王氏之后，更是宋明帝刘彧的女婿，辅佐齐太祖萧道成废宋自立的有功之臣。面对这样一个后来居上的领导，陆澄本应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但偏偏王俭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虽然对陆澄还算客气，可一旦摆出自己博闻多识的架势来，陆澄还是按捺不住的委婉顶撞道：“在下是个闲人，平生就以读书为业。而且年纪比领导你大很多。领导年纪轻轻就身负重任，就算有时间看书、一看就能记住，恐怕也没在下见过的多。”（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随后陆澄让王俭先列一个书单，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又列了几百个书名，王俭竟一本也不曾看过，只能叹服。陆澄虽被称为“当世硕学”，却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作品，一度想要编撰《宋书》，也始终未见动笔，王俭便取笑他说：“陆公，书橱也。”大体是揶揄他空有满腹经纶却不懂运用。对于领导的调侃，陆澄也只能报以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事实上陆澄一生不仅保护和挽救了诸多在社会动荡中散佚的“坟籍”，自己也写下了不少地理方面的著作和各类传记，可惜这些作品都在其死后才公诸于世，先于陆澄去世的王俭最终还是无法看到。南北朝时期，尽最大力量保存各类典籍的还是梁武帝萧衍之子昭明太子萧统。萧统生性恬淡，勤奋好学，他过目成诵，少时即读遍经书，擅长诗赋。萧统为广览博采诸子百家典籍，漫游江浙一带，到过常熟、江阴、天目山等处。他在二十岁时来到招隐寺，见这里远离尘嚣，幽雅清静，是读书的绝佳之地，便留下来在此建了一座读书台，潜心读书。萧统一次性移东宫藏书三万卷于招隐寺，把梁武帝派人送来供他享用的几十车豪华物品婉言退回；把宫女御乐全部打发回建康。身边一个太监劝他将御乐留下，萧统吟起西晋诗人左思的著名诗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以此表达自己潜心攻读编纂，不沉溺女色乐音之志。最后，他只留下八个太监随侍身旁。
此后，萧统召集天下英才名士齐聚寺内增华阁，其中包括已入佛门为僧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和“诗品”作者钟嵘。他们在增华阁共同研究，商榷古今，历时多载，编选成功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可惜的是，《文选》编成后，心力交瘁的萧统不久双目失明。梁武帝萧衍得知儿子病重，派人将他接回建康。最终，萧统英年早逝。由此，招隐寺也留下“读书人去留萧寺，招隐山空忆戴公”的传说。或许陆澄、王俭、萧统这些“高门子弟”大量收集上代典籍的确存在一定私心，但客观上保护了中原大地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诸多典籍，令其不至于在频繁的天灾人祸中散佚，在未来的岁月中重放光彩。无独有偶，中国北方也有一些士大夫阶层全力保留着各类文化典籍。源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他们不得不将典籍披上宗教的外衣。如东晋第一个最富影响力的高僧道安，便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被前秦国主苻坚俘获后，由于其“外涉群书，善为文章”，以致“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赋诗者，皆依附致誉”。苻坚也“敕学士内外有疑者，皆师于安”，以致“京兆为之谚语说：‘学不师安，义不中难。’”可以说，道安是利用其在佛教界的影响，在各类典籍的保存和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文明在隋唐两代进入又一个鼎盛时代。强大的国力催生出空前繁荣的文化，书籍传承的模式也日益完善，更出现以家族为单位的私人藏书。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曾亲手制造了一架柏木书柜，作为送给外孙的礼物，并写下著名诗句《题文集柜》。这首诗中，白居易先是不无自夸地展现了自己一生的文学成就：“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但随后又委婉表示自己一生无子，从弟弟白行简膝下过继的养子白阿崔亦早年夭亡，面对世事无常，他只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将这些书卷传给外孙：“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纸制书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面前终究是脆弱，无论主人在世之日照顾得如何细心周到，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它们都会面对离散、散佚甚至烟消云散的结局。正因为相伴短暂，才让藏书的拥有感更趋真实和难能可贵，恰如白居易在诗中所说：“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白居易那般乐观豁达。崇信道教、渴望长生的唐武宗李炎曾不宜余力地收集神仙方术，并用玛瑙制造了一个三尺左右、工巧无比的书柜“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无独有偶，北宋名相富弼也是神仙方术的狂热爱好者。北宋熙宁二年（1069），富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免宰辅之职，贬任毫州知府。本就颇为倒霉的富弼到任后不久，家中来了一位名叫颙华严的禅师。富弼对颙华严以礼相待，不料他正在办公之际，颙华严却擅作主张将其数十个书柜中“扃鐍甚严”的部分书籍给点燃了。富弼赶来之时，发现自己亲手柜藏的神仙方术早已焚之一炬，而颙华严却振振有词地表示：“吾先为公去一病矣。”记载这则故事的宋人笔记《蒙斋笔谈》中，将富弼的反应描述得十分生动：“公初亦色微变，若不乐者，已而意定，即不问，自是豁然遂有所得。”想来，自古追求长生不老都是皇帝专属，富弼虽然一度位极人臣，却也不敢公然表露自己这方面的追求，而随着其政治上的失意，这一柜的神仙方术更可能成为其僭越不臣的罪证。颙华严显然是为了保护富弼，才先行将其烧掉。当然，这则故事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当时地位显赫的大儒之家所拥有的私人藏书已经相当可观。与富弼拥有数十个书柜等量齐观的，是王安石的另一政敌司马光。宋人笔记《凉溪漫志》中称，司马光在其私宅独乐园的读书堂中收藏了万余卷文史资料。相关记载虽然竭力渲染司马光如何爱护书籍，却似乎并未交代其如何对这些藏书进行分类存放，倒是日后为其续写《资治通鉴》的南宋学者李焘，精心制作了一批书柜，每个书柜上设置了20个抽屉，分别以甲子纪年为标识，将每一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按月日先后放入抽屉之中，井然有序。明清时期，中国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进入了一个新层次，但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国家为单位收集和甄别典籍的行为也变得日益普遍。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和清高宗乾隆帝命纪昀等三百六十多位高官学者编撰、三千八百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四库全书》。永乐元年（1403），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两千余人（累计达三千多人），于永乐五年（1407）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1408）才抄写完毕。但是，《永乐大典》纂修完成后，只被抄录了一部，叫“永乐正本”；到嘉靖朝，因担心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这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因此流传稀少。最终，《永乐大典》正本被存在明成祖朱棣的永陵之中不见天日，而大典副本惨遭浩劫，大部分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为此，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最终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一百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各地官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一万两千余种，其中江苏进书四千八百余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四千六百余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但是在编撰过程中，《四库全书》也销毁了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书籍，总数约为一万三千六百卷，其中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总数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清廷还对明代档案进行系统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总体来讲，《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失传已久，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书籍；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三百八十五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传承与创新——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作者：杨庆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2、《漫谈中国古籍文献的流传与保护》，作者：石渠千秋，中国文化报，2022年4月26日。3、《康乾盛世与<四库全书>》, 作者：刘金祥，学习日报，202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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