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生是光明磊落之人，忠于国家，忠于百姓，从不公报私仇。在变法中，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诸如吕惠卿、蔡京、蔡确、章惇等人由于政见不同，后来与他分道扬镳，他也不责难他们，而是坚持自己的执政理想，被人称为“拗相公”。王安石为人，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会看脸色行事，即便在上司面前，也是直言不讳，经常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自己不该做的或他不愿做的事，谁都休想勉强他去做，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例外。才华出众的王安石，性格独特，为人刚正，处事敢于坚持己见，百折不挠。他曾经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众人轮番敬酒，兴致甚高。在包公劝酒时，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硬是不给自己长官面子。这就是王安石的“拗”。

王安石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政治是政治，友谊是友谊。王安石有同胞兄弟五个，兄友弟恭，感情甚笃，但在变法上却泾渭分明，四个弟弟没有一个赞成变法。大弟王安国和小弟王安礼，与他感情最好，也最有出息，反对变法的态度也最坚决。王安国直骂支持变法的吕惠卿为“小人”，痛斥他“误国害民”，令王安石异常尴尬和伤心。王安石对苏轼苏辙两兄弟十分友好和器重，变法伊始，王安石希望苏轼帮助自己实行变法，但苏轼明确予以拒绝。王安石又向皇帝推举苏辙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与吕惠卿一起成为自己的左右手，但苏辙很快就退出变法阵营，与苏轼一起加入“守旧派”阵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反对者。尤其是苏轼，恃才放旷，每到一地都要写一大堆讥讽和抨击新法及新党的诗文，终于酿成“乌台诗案”，幸亏王安石等人搭救，方得幸免于难。黄庭坚有一段评价王安石的话：“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伟人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地坦荡，性格耿直，心里只有公谋从无私计，是一个纯粹又善良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