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大松山的考古成果不仅证明了通道贵州的存在，还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视野。”随着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墓群内出土的文物为考古和历史学界持续带来惊喜。长期研究通道贵州的历史学者范同寿，也从最初知道时的震惊到如今因研究深入而欣喜。
范同寿表示，自从他在著述中提出“通道贵州”这一概念后，总以历史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工作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直到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发现，才让他从文物中得以实证！
贵州考古至今已有70余年，在已知的贵州考古遗址发掘中，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是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时间跨度从两晋直至明朝（266—1644），将近1400年。在获知这一信息后，范同寿的第一感觉是“震惊”，他笑言，“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贵州要出大事了’，又要振聋发聩了。”
在范同寿看来，这一发现即便是在全国考古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因为贵安新区经济建设的契机，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开展规范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入列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让范同寿感到惊喜的是，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余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这对贵州的史学研究有着难以评估的重大价值。“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贵州史研究的学人，不能不为之激动。”
事实上，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尽管这是借助西方对历史时期划分的用语，但仍然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贵州在明清以前的漫长时代，因历史文献的匮乏，难以清晰揭示贵州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
研究发现，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的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璩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这一现状让范同寿等一批研究贵州史的学者常感困惑。直到宋代以后，贵州开始编纂地方志。
“有了贵州人写贵州事，本可以将贵州历史脉络相对准确地记述下来。”让范同寿感到遗憾的是，宋代、元代编写的十几部地方志都已散佚，不能提供研究依据。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他坚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范同寿认为，大松山考古的发掘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弥补了从两晋到明前期贵州历史文献匮缺的空白，有助于贵州史学界摆脱研究无所依据的困扰，显然能推动贵州史研究的深入，更有可能清晰地勾勒出黔中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
对贵州而言，大松山考古不仅只是一次普通的文化遗址发掘，更是一项了不起而又卓有成效的文化工程。它对贵州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自己足下的这片土地，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自觉，必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范同寿表示，以往在论及贵州通道地位时，往往着眼于贵州在西南地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先秦以来贵州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通道作用。而大松山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包含了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南亚甚至阿拉伯地区的文化元素，说明历史上的贵州，尽管受地形地貌的制约，但因其通道地位的存在，并不是完全闭塞的。
“目前虽然还没有较多的资料展示贵州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境外交往与交流的景况，但大松山考古成果已足以说明，千山万壑并不能阻止历史上贵州人与外界的交往。”范同寿认为，从先秦至两汉、魏晋，再到明清，无数的历史事实与考研发掘成果证明，人们对历史上贵州这片土地高度闭塞的判断，应该有一种新的解读。”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贵州境内发现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前文化遗址，如黔西观音洞、水城硝灰洞、盘县大洞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证明了贵州有着悠远的史前辉煌，更显示出贵州高原是一方充满神奇的土地。当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贵州高原已经充满勃勃生机，成了古人类的乐园。
纵观当下考古发现，大松山墓群的发现对于民族融合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古遗址，该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与大松山遗址相比，三星堆遗址的规模及内容虽然突出，但两者不宜作简单类比。”范同寿认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区，大松山遗址在突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更具有山地高原的民族气息，更能展示两种管理制度并存下的民族地区，历史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同样也能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上在黔中地区的存在。
“长沙马王堆汉墓遗址虽然只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但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范同寿说，大松山墓群让他联想到马王堆遗址。之所以如此联想，是因为夜郎文化是贵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古夜郎国也是贵州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迄今这个立国二百余年的古国，连它的一座王墓都没有发现，夜郎王印也杳无踪影。这不能说不是贵州考古工作的一种遗憾。
范同寿表示，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是一项需要不断推进，不可中缀的系统工程。要了解当代贵州，就必须了解贵州的历史与文化，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贵州考古人和历史研究者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还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