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山夜话曰：

这样评价大松山墓，似乎刻舟求剑——用今人的观点，强加于古人身上。

       首先，“中华民族”的概念出现的时间较晚，是梁启超先生提出来的。说一两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已具有了这一意识——实际情况是，这种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是最近三五年才被提出来的，只是被专家们一通学习后，贯彻到了两千年以前。

       其次，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贵州地处偏末，教化较晚的历史事实，不会被大松山墓的发掘结果所改变。否则，汉武帝探索通往深毒国的道路，不会派遣使者首次来到西南地区探路。面对汉使者，这一地区的君长也不会问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

       我们总是有一种纠结的心态在作祟——需要突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就歇斯底里、极而言之的说我们被封闭了几千年。需要夜郎自大时，又说我们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具有了最近三五年才提出来的新概念的意识。

       什么是御用文人的矫揉造作——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