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3次斩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贵安考古凭啥这么牛？

这并不是贵安新区的考古项目第一次获此殊荣。2016年和2020年，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和招果洞遗址，就曾以“绝对优势”先后拿下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同一个地区6年3次拿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对一度被认为“无古可考”的贵州来说，实属不易。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成立不到10年的国家级新区成为了贵州考古的“福地”？

这背后，是黔中地区上万年来人类活动持续不断、文化遗产不断累积的“厚积薄发”，是省会贵阳贵安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城市开发建设与文物保护”关系的有力佐证，也是新时期贵州考古人担当作为、勇毅奋进、开放合作的生动诠释。

贵安新区的考古工作，已走过近70年的历程。早在1954年，在羊昌河水利工程建设中发现了汉代文物，考古专家追踪线索，首次在贵州境内发现了汉代墓葬，证明在汉代，中央王朝已经开始在此地经营开发。1956年至1959年，考古专家对原清镇、平坝交界处的汉墓群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清理，共发掘汉代至宋代的300多座墓葬。1965年至1966年，考古专家在今贵安新区马场镇附近的万人坟、熊家坡、大松山等地，清理34座年代从汉到明代的古墓葬，填补了贵州两晋南朝至隋唐时期考古的空白。1981年，考古专家对原平坝县白云镇的飞虎山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一次在今贵安新区境内发现了史前洞穴遗址，根据炭十四测定的最老年代为距今约1.3万年，并出土了贵州目前唯一的一块彩陶。

2013年以来，随着贵安新区的建设步伐加快，为配合贵安新区项目建设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基建考古和主动性开展的史前洞穴遗址考古发掘齐头并进，贵安考古工作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3次重大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入选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牛坡洞遗址，最早大约在距今15000年以前开始有人类居住,一直延续到距今3000年左右，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标尺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

荣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的招果洞遗址，是黔中地区人类活动的最早证据。在距今40000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该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拿下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大松山墓群，墓葬时代从两晋到明延续1400余年，犹如一部埋藏地下千年的黔中通史，首次完整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集中反映了黔中地区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不仅如此，经省考古所多次考古调查和普查，截至目前，在贵安新区直管区和规划区境内，共发现和核查各类文化遗产200余处。其中，地下文物包括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洞穴遗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和遗址、唐宋至明清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地面文物包括洞屯及营盘遗址、寺庙、村落文化景观、古井古桥古塔及碑刻等。

“从史前文明，到秦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宋元明清，地处黔中地区的贵安新区上万年来人类活动从未断绝，成为贵州文化发展脉络考古材料书写唯一连续的地区，是贵州本土文化连续发展一个完整的序列、实证和标本。”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说。

究其原因，在张兴龙看来，这是黔中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地形看，黔中地区地貌总体特点是河谷较宽浅，地势较平缓，且为丘陵低山地带，坝子连片，洞穴分布广泛。从气候看，属于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8.3℃，气候适宜。从自然资源看，境内河流纵横，三岔河、老营河、乐平河、羊昌河等穿境而过，且土地肥沃，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等较为丰富。从区位来看，从汉代到明清时期，虽然各时期的政治中心不断发生变化，但贵安新区始终处在中国南北通道和东西通道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节点位置。因此，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时代，还是农耕时代，黔中一带都是人类栖息、生活的家园。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贵安考古在贵州考古中具有独特性、唯一性、代表性和典型性，有着重要意义。”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贵安新区一系列考古成果证实，贵州不仅“有古可考”，而且有着悠久的人类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存。

贵安考古取得丰硕成果，这与贵阳贵安在城市开发建设中重视文物保护分不开。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就是贵阳贵安为配合大型基本建设而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典型案例。要动土，先考古。在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建设前，首先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察，并发现大量古墓葬遗迹。在项目建设工期紧、考古发掘任务重的情况下，省考古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半年时间高质高效完成考古发掘工作，4000余件（套）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并一举拿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不影响大型基本建设，实现了基本建设和考古发掘‘双赢’，取得了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双丰收。”周必素说。

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并非个例。自贵安新区开发建设以来，全面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统筹做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化对新区区域内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保护。

“贵安新区成立以来，基本每一个大型基本建设项目都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主任胡昌国说，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省考古所共在贵安新区开展基建文物调查项目约100个，其中交通建设项目约60个，园区、水库、安置点等项目约40个，并多次进行考古发掘。如，2014年，为配合磊庄至马场公路建设，通过调查勘探新发现了沙坡和杨家桥两处魏晋南朝至唐代古遗址，并对沙坡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2022年，为配合贵州省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了凯掌墓群并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了南朝至隋唐墓葬43座。今年3月以来，为配合西纵线建设开展钻探，共发现南朝、唐至明时期墓葬百余座，目前仍在进行考古发掘。

进入新时期，为妥善、有效处理“城市开发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与冲突”，贵阳贵安更是强化顶层设计，拿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

据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处处长周星介绍，2018年，在贵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中，明确将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工程用地规划综合评估或建设许可审批系统进行统一管理运行，即工程建设前必须进行考古调查。

2021年5月，《贵阳市、贵安新区考古调查专项区域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出台，明确要提高审批服务效率，有效解决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行政许可审批手续复杂、办理时间长等问题，促进建设项目尽快落地。同时，明确县级政府土地出让1万平方米以上开发建设区之前，需开展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编制《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提出文物保护措施与建议。对新发现的文物遗存，按保护等级和专家意见，分别实施原址保护、迁移保护或抢救性考古发掘与清理等保护措施。

“通过一系列举措，从源头上减少了因区（市、县）文物保护管理部门人手少、专业弱、部门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工程建设过程中毁坏文物的情况，工程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力度确实得到极大提升。”周星说，2021年12月16日，贵阳市基本建设“考古前置”的系列做法还作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利用的先进典型，在全省进行通报学习。

   不难看出，站在历史新坐标的贵阳贵安，既要项目建设的“热度”，也要文物保护的“温度”。“基本建设是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通过考古工作将为城市的文脉与传承增添新材料。从这个层面来说，考古工作和基本建设同等重要。作为省会城市，贵阳市和贵安新区拿出有力举措，推动基本建设考古先行，是全省的标杆。”周必素说。

地下有“宝”，如何把它们“挖”出来、保护好、研究透，并精彩地呈现给社会大众，这需要有效的方法，更需要专业的队伍。

作为贵州唯一一支专业考古队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全省的考古工作。该所现有人员2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6人。单从人员规模和数量上看，可谓十分单薄。但从考古成果来看，却收获满满。

“我们的考古队伍与河南等‘考古大省’没法比，就是与四川、云南、重庆、广西等相邻省份相比，我们的人员也是最少的，但是我们取得的考古成果并不少。”张兴龙说，仅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数量来看，目前贵州已有8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西南地区仅次于四川。

在“人少事多”的情况下，贵州考古人积极作为，秉承开放合作的态度，开启多单位合作、多学科结合的考古模式，用干劲、拼劲和闯劲，夯实了贵州文化自信的底气。

从贵安新区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3个考古项目来看，无一不是通过多单位合作、多学科结合开展考古发掘取得的重大成果。其中，2012年至2016年，在对牛坡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省考古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联合作战”。2016年至2020年的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中，省考古所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强强联合”。2022年的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省考古所联合了3家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通过强强联合，不仅充实了考古力量，引入了前沿的考古理念，更为多学科、多技术的考古运用打下基础。

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掘就是多单位合作、多学科结合的典范。在基本建设工期紧、考古项目任务重的情况下，省考古所通过与国内考古领域3所顶尖高校强强联合，采取分区作业、协同作战、一体推进的工作模式，这让短短6个月便高质高效完成考古发掘工作成为现实。

期间，注重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理念，省考古所与10余家单位合作，开展了体质人类学、古DNA、地质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并用多技术手段对漆器、铁器、青铜器等器物进行分析检测和保护。如，与川大合作开展体质人类学、金属器、珠子等研究；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古DNA研究；与重庆考古所合作开展青铜器研究；与湖北省荆州文保中心合作开展漆器保护、研究等。

“多学科、多技术手段的运用，这是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我们贵州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周必素说，以大松山墓群为例，由于其时代长，出土文物多，脆弱文物比较多，而且不少器物是新出现了的。因此，要对墓葬、出土器物等进行准确的判断和高效的研究，必须辅以科技手段。“通过包括DNA检测、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多项技术手段的运用，为我们及时了解、认知和解决很多疑问和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让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较为深入、全面地研究墓葬和出土器物，这也是大松山墓群能够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