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三岁少年的秋天

原上秋

“你不是想上学吗？跟我往城里运砖吧。”爹说这话的时候是微笑着的，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那时候，我们家正面临吃不饱饭的危机，五个孩子上学是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学费政府有照顾，但吃喝穿用仍是个不小的数目。之前，他曾说过，该剔苗了。我们兄妹都怕被当作不打粮食的杂草剔掉，失去上学机会。那一年我十三岁。小学刚毕业那天，考试成绩贴在大队部门口。名单上第二个就是我，我在一人之下，六十多人之上。听着好多人念我的名字，说我如何了不起，幸福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我混在人群后面，一声不响地享受着这一时刻。

我第二名的成绩没有让爹娘特别高兴，他们心里一直想着往后如何负担得起。弟弟妹妹都在上小学。按爹的想法，农村孩子上个小学就够了，有这些知识，足够应付锄头和镰刀。考试过后我们就放假了。我们的假期和种地有密切联系，啥时候放，放多少天，都由农事决定。地里忙了，就放假；活儿多了，就放长一点儿。校长和老师们家里都种着地，他们是家里头耕种收割的主力，种地和教学只能选择一样。我喜欢这样的安排。我想趁着假期打工挣点儿钱，去县里上初中。不这样的话，将面临辍学。“你真的想挣钱？”爹问我。“我想上学。”我说。爹在我的头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巴掌，然后说：“你挣钱还得等几年。”

“走，拉砖去。”爹拉起架子车，吹着口哨出发了。我坐在车上，怀里抱着一个酱紫色的瓦罐和一个白瓷碗。瓦罐里是从三十多米深的水井里打上来的清水。远行的人别的可以不带，但不能忘记带水。路两边钻天的杨树落叶纷纷，像给我们庄重地送行。从窑厂到县城有二十八里，都是土路。窑厂的负责人问我爹：“送一车挣八块，干不干？”爹看看我，我看着远处大杨树上的一群麻雀。爹吆喝我：“下车吧。”

一趟八块钱，拉两趟就够我全年的学费了。这样的诱惑激发起我对劳动的渴望。爹没有文化，但不影响他对于“重在参与”这句口号的实践。他从不安排我干这干那。我们村口有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直通县城。小河边上，就是去县城的路。如果晴天，一辆马车就弄得尘土飞扬，雨天就更难走了，但它是去县城唯一能走车的路。爹把一条绳子套在肩膀上，朝两只手里吐口唾沫，朝我一笑，大喊一声：“走！”车轮碾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我在生产队见过马车往地里送粪，是牲口拉套，一共有三头，车辕里一头，长套两头。赶马车的人手拿一根长鞭，用鞭梢指挥长套里的牲口用力或者转向，驾辕的牲口用缰绳控制着。和生产队的拉粪车相比，爹显得势单力薄。

车是不能坐了，我挑着瓦罐和瓷碗，跟在后面。二十八里路太过遥远，感觉两条腿怎么也走不到头。我身上的褂子湿了，风一吹，透心凉。实际上，爹身上的衣物早就湿透了，由于汗水源源不断，凭体温是暖不干的。

“歇会儿吧。”爹直起腰身，车子很听话地停下。我们就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捧着大碗喝水。爹擦着汗水问我：“累不累？”我没说累，也没说不累。我问：“这些砖是不是给我们盖学校？”爹点头：“估计是吧。”一群麻雀飞过头顶，落在身后的几棵大树上，叽叽喳喳，很是热闹。爹点上一支烟，笑着冲麻雀喊：“是不是来找小虎玩儿？小虎今天没空儿，他要去给学校送砖，快点儿盖学校，还等着开学上学呢！”

我被爹的话逗笑了，但我没和麻雀搭话。麻雀叽叽喳喳，无忧无虑的样子。我现在没有心情，等我有学上了，也可以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大喊大叫。

那天，我们赶到县城，太阳已经落山了。回来的时候，天空飘起了细雨。这是我第一次走到县城，雨雾中的城市灰蒙蒙的，既冷又乱。爹将八块钱装进衣兜，一路上按了又按。出县城的时候，爹停下来，在路边买了两个烤红薯。爹说：“外面的东西真贵，就这，五毛钱。”他递给我一个大的，笑着说：“垫垫饥，咱们抓紧往回赶，你娘说不定在村口迎咱们呢！”我的脚似乎有了泡，钻心地疼。爹让我上车，护好空空的瓦罐和瓷碗。回去的速度明显加快，一路上他没有吹口哨，也不说话，但呼呼的风在四周响起，像有风助他。

回到家，村庄已经沉睡。爹把湿漉漉的衣裳脱下来，从口袋中摸出七块五毛钱。可能是贴身的原因，那钱干干的，没沾一点儿湿气。那卷纸票，在娘点起的油灯下，炫耀似的晃动。

读者：田园知秋，退休教师，以声绘诗文，用心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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