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佛佑为贵州师大张以琼教授的《贵州书院史》写的《序》
贵州书院史
《序》
曩者,约廿余年前,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张祥光先生对余说,他有一学生,想购读我与西南师范大学李定开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一书。是书当年作为西南包括广西地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颇受欢迎。
当时手边已无余卷,仅有一册缺页残本。余便将所缺部分复印,以“完璧”相赠。
两年过后,一日,突有一位年过“而立”的女士,持一本老式打字机打印的油印稿本《贵州古代教育史》,光临寒舍,“拜师求教”,望余能给予“修订指导”。
原此女士正是祥光先生向余推介的,一直在对贵州地方教育史作一番研究并潜心著述,他的学生,时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的张羽琼先生。是时,余虽已给学子开了十余年的《贵州地方教育史专题》讲座,当展读羽琼先生的大作一过,仍得不少启发。
后不久,又以“滥竽”权充了一回羽琼先生该课题的评审委员,更是受教良多。
后该书得贵州教育出版社正式梓行于世,又成为余书庋中的珍藏。
还记得十余年前,在纪念贵州建省五百九十周年的会议期间,羽琼先生索要余向会议提交的拙文:《论明代贵州置省前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归因》。
交谈之际,言及要研究编纂《贵州书院史》,恳切希望余能总领其纲。
余笑曰:野夫早为“林泉散人”,退居三界之外,此等桑梓开拓性的学术壮举,汝等正是当年,且又英才亮拔,正好当此大任。
并许诺,将早年主持参与编纂的《中国书院词典》相赠,以供研究著述时参考。但因某种特殊原因,手边已无余卷,故而“失信”于羽琼先生,不免在心中留下了一道莫名的“阴影”。
岁月匆匆,逝者如斯!
十个春秋,瞬息即过。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纪念的文化活动,又把这些对桑梓井里历史文化教育事业终身眷念的学人联络起来了。
就在这时,羽琼先生突然又光临蜗居陋室,将一部三十余万言的《贵州书院史》电子打印稿展示于予,同样是如前恳请一番。
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要余为该大作修《序》。
余实感惭愧,向自认才稀德薄,学殖荒疏,人微言轻,恐难当此大任。故先仅以庋藏唯一的一卷《中国书院词典》相借,以供其修改书稿时参证。序文,弄不好,反会给羽琼先生这部开拓黔中“书院通史”首创的宏篇巨著之大树,添上一茎“败叶”。然羽琼先生恳请再四,余也自感盛情难却,且奖掖后学是余平生之愿,至死不渝。于是义不容辞,欣然走笔,草拟此拙文。从另一侧面视之,也许,当擎天大树脚下的“败叶”一旦“朽腐”融入维护根端的沃土,还是会给大树春来所发的新枝增添一丝有机的“养料”。
羽琼先生对桑梓黔中文化教育的历史,情有独钟,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沉重的病魔摧扰之下,仍坚持批览研读,笔耕不辍,且学有根底,著有所成。西宾执教,导学后进,经年累月,寒暑相继,可谓桃李成蹊,硕果累累。其治学之严谨,论撰之翔实,虽系巾帼,何逊须眉。天降大任,拓荒进取,就《贵州书院史》一稿,竟敢为天下先,首补黔中之白。展卷细思,真可谓洋洋大观。
黔中近千年来,书院的文化教育历史,如视眼前,一目了然。
其他如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什么“统计座标”“列表综述”等,更是让野夫“眼花缭乱”,受益匪浅。深感吾生也有涯而学海无涯。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乎?岂容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宜当效羽琼先生吐故纳新,开诚布公,教学相长之学行。尤处当今学风浮躁,学术唯名利“孔方”是从的时代,更宜效羽琼先生耐得寂寞,甘坐禅榻之精神。文章为千古之事,苦乐唯有自知。今羽琼先生的又一力著《贵州书院史》能得以付梓刊行,实为吾黔中文化教育史学界的一大幸事。
如若能展卷细读,自然会领略书中的“微言大义”,“金声玉振”,或可见康熙帝为书院亲题的御笔“学达性天”。
野夫老矣,挥毫之际,虽思绪起伏,想述尤多,然终归笔端乏力,难尽“完璧”。仅以此草述,聊充小《序》,愧甚,幸甚!
安平埜叟谭佛佑
甲午仲夏于筑郡松溪四毋斋
时年七十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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