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佛佑为贵州师大张以琼教授的《贵州书院史》写的《序》
贵州书院史
《序》
曩者，约廿余年前，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张祥光先生对余说，他有一学生，想购读我与西南师范大学李定开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一书。是书当年作为西南包括广西地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颇受欢迎。
当时手边已无余卷，仅有一册缺页残本。余便将所缺部分复印，以“完璧”相赠。
两年过后，一日，突有一位年过“而立”的女士，持一本老式打字机打印的油印稿本《贵州古代教育史》，光临寒舍，“拜师求教”，望余能给予“修订指导”。
原此女士正是祥光先生向余推介的，一直在对贵州地方教育史作一番研究并潜心著述，他的学生，时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的张羽琼先生。是时，余虽已给学子开了十余年的《贵州地方教育史专题》讲座，当展读羽琼先生的大作一过，仍得不少启发。
后不久，又以“滥竽”权充了一回羽琼先生该课题的评审委员，更是受教良多。
后该书得贵州教育出版社正式梓行于世，又成为余书庋中的珍藏。
还记得十余年前，在纪念贵州建省五百九十周年的会议期间，羽琼先生索要余向会议提交的拙文：《论明代贵州置省前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归因》。
交谈之际，言及要研究编纂《贵州书院史》，恳切希望余能总领其纲。
余笑曰：野夫早为“林泉散人”，退居三界之外，此等桑梓开拓性的学术壮举，汝等正是当年，且又英才亮拔，正好当此大任。
并许诺，将早年主持参与编纂的《中国书院词典》相赠，以供研究著述时参考。但因某种特殊原因，手边已无余卷，故而“失信”于羽琼先生，不免在心中留下了一道莫名的“阴影”。
岁月匆匆，逝者如斯！
十个春秋，瞬息即过。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纪念的文化活动，又把这些对桑梓井里历史文化教育事业终身眷念的学人联络起来了。
就在这时，羽琼先生突然又光临蜗居陋室，将一部三十余万言的《贵州书院史》电子打印稿展示于予，同样是如前恳请一番。
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要余为该大作修《序》。
余实感惭愧，向自认才稀德薄，学殖荒疏，人微言轻，恐难当此大任。故先仅以庋藏唯一的一卷《中国书院词典》相借，以供其修改书稿时参证。序文，弄不好，反会给羽琼先生这部开拓黔中“书院通史”首创的宏篇巨著之大树，添上一茎“败叶”。然羽琼先生恳请再四，余也自感盛情难却，且奖掖后学是余平生之愿，至死不渝。于是义不容辞，欣然走笔，草拟此拙文。从另一侧面视之，也许，当擎天大树脚下的“败叶”一旦“朽腐”融入维护根端的沃土，还是会给大树春来所发的新枝增添一丝有机的“养料”。
羽琼先生对桑梓黔中文化教育的历史，情有独钟，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沉重的病魔摧扰之下，仍坚持批览研读，笔耕不辍，且学有根底，著有所成。西宾执教，导学后进，经年累月，寒暑相继，可谓桃李成蹊，硕果累累。其治学之严谨，论撰之翔实，虽系巾帼，何逊须眉。天降大任，拓荒进取，就《贵州书院史》一稿，竟敢为天下先，首补黔中之白。展卷细思，真可谓洋洋大观。
黔中近千年来，书院的文化教育历史，如视眼前，一目了然。
其他如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什么“统计座标”“列表综述”等，更是让野夫“眼花缭乱”，受益匪浅。深感吾生也有涯而学海无涯。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乎？岂容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宜当效羽琼先生吐故纳新，开诚布公，教学相长之学行。尤处当今学风浮躁，学术唯名利“孔方”是从的时代，更宜效羽琼先生耐得寂寞，甘坐禅榻之精神。文章为千古之事，苦乐唯有自知。今羽琼先生的又一力著《贵州书院史》能得以付梓刊行，实为吾黔中文化教育史学界的一大幸事。
如若能展卷细读，自然会领略书中的“微言大义”，“金声玉振”，或可见康熙帝为书院亲题的御笔“学达性天”。
野夫老矣，挥毫之际，虽思绪起伏，想述尤多，然终归笔端乏力，难尽“完璧”。仅以此草述，聊充小《序》，愧甚，幸甚！
安平埜叟谭佛佑
甲午仲夏于筑郡松溪四毋斋
时年七十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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