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诞辰133周年。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7年4月28日被反动军阀残忍杀害。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李大钊《新纪元》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

　　这时，李大钊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李大钊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常有密探盯梢跟踪。

但是，他仍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

在他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京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却是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300人之多。

有的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来求教。

李大钊总是尽量亲自接见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猛烈发展起来，在南方，展开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斗争。9月，国民军也在我党帮助下，愿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并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西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这时派遣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去南方，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积极发展北方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三•一八”以后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300余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共青团组织发展也很大，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　

　在革命力量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李大钊又联合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使进步力量在共产党的周围紧密团结起来，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

　　在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北方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李大钊和北方各级党组织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广大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突破敌人的黑暗统治，扩大了原有的农民组织，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展开了新的斗争。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革命的刊物继续秘密出版，除《政治生活》外，北京各大学都出版了革命的秘密刊物，如北大的《烈火》、《新生》、《下层》，师大的《新华》，燕京大学的《努力青年》，农业大学的《农光》，法政大学的《新社会》，艺术专科学校的《街头之塔》等等。

　　李大钊继续为《政治生活》撰写了许多文章，他的《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用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李大钊总是紧张地、繁忙地工作着，当他本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的时候，他从不稍懈。他善于在黑暗中看到未来的曙光，善于在敌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中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看到人民的觉醒，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他的表姑曾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李大钊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墙壁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出来，没有关系!”他也常对孩子们说：“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

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现在统治者虽然想尽办法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挺身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种子撒得到处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快乐!”

　　但是，李大钊自己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革命指挥机关的监视与迫害。机关里的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

张全印一早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捕了。

李大钊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对各地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烧毁了重要的文件，还与同志们一起练习打手枪，准备应付最坏的变化。许多人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担心，多次劝说，但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反动军阀终于下毒手了。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他们不但派特务经常监视出入人员的行动，而且利用招工友的机会，派人伪装打入内部，用了3个月的功夫，把内部的一般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他们还逮捕了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摸清了内部组织情况。然后，他们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希望准其进入使区抓人。于是，各国公使开会集议。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把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视为神物，在“三•一八”前夕的大沽口事件中，还根据它来向中国提抗议，提最后通牒，但到这时却把它踩在脚下，竟公然允许张作霖的“安国军”派兵进入使区捕人，而且允许其头领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帝国主义的行径就是这样的卑鄙无耻。

1927年李大钊被施行绞刑，折磨时间竟长达40分钟！24年后真相大白……

革命的先行者李大钊为传播新思想奔走呼号，不留余力地为思想建设振臂高呼。1927年，他被执行绞刑，时间长达40分钟，这40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李大钊先生又是怎样痛苦的死去？

新思想的拨火者

李大钊的责任感从青年时期就可见一斑，为了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国，他在求学时期就毅然决然地东渡日本，学习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

于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在日本接触了大家口中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相关学说，不同于人们所传的那样，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与落后的一面，他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看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带来的社会新纪元。

李大钊渴望十月革命一般的胜利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他看到了这次革命给俄国带来的生命力和长足的发展进步，更是看到了中国解放和发展的希望之路。

从此，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我国的土地上，李大钊先生身先士卒参与其中，并担任了领导的角色。

此后，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地奔走，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青年学者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李大钊的每一步思想火炬都点燃地如此艰难，他成为政府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从未有一刻停止奔走，他一直在路上，一直在思想变革的路上！

1920年初，与李大钊拥有共同思想抱负与信仰的陈独秀来到武汉进行演讲，遭到了政府军的追杀。

李大钊听说这一消息后，果断决定护送陈独秀，他装扮成账房先生，一路护送陈独秀来到天津，在路上，两人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在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的倡导组织下，众多有识之士在北京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在陈独秀的带领下诞生。

针对组织的名称界定，李大钊与陈独秀进行了数次的商讨协商，最终一致同意定名为“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便承担了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和责任，与李大钊两人一南一北共同实践着共产主义信仰的火花。

两人一同携手担负革命工作的重任，也在不懈努力下，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5年，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领导下，国内工人运动获得胜利，给予了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重创，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带领我们面向光明的未来。

国共合作 力抗外敌

1921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共产党积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先后发动了大罢工等著名斗争。

同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来到中国进行考察，他对李大钊表示欣赏，向李大钊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概念。

马林不仅向李大钊表明了促成国共合作的来意，还将此想法传递给了孙中山。

1922年8月，在讨论国共合作事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李大钊首先站出来表示赞成，积极地想促成这次合作。

马林为了顺利地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数次奔波南下面见孙中山。

他受党的委托，来到孙中山的家中与他畅谈如今的国际形势，以及阐明合作的共同追求，孙中山也十分欣赏李大钊，很期待与他的每一次交谈。

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诚恳表示自己的第三国际党员身份，并被孙中山接纳和认可。

就这样，李大钊成为了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孙中山先生亲自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北京顺利召开。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五大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在国共两党正式合作的时间中，担任北京执行部工作的领导核心，为两党的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

终于，李大钊的所作所为触及了国民政府的利益。随着他们宣传的愈加广泛，民众觉醒的意识更加地强，思想已经更难掌控，这不是国民政府领导人想看到的局面。

而且李大钊还十分大胆地策反了张作霖的亲信，这让张作霖对他十分痛恨。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发布对李大钊等同志的通缉令，以“鼓动罢工”“宣传赤化”为由对他进行逮捕。从此，李大钊过上了一边躲避追捕，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活。

1926年9月，我党驻扎在北平的交通员李大成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幸被捕。

在北洋政府的严刑逼供下，他供出了许多党员的藏身之处，其中就包括了四处藏匿的李大钊。

对于李大钊来说危险即将来临，但是他仍旧在不留余力地宣讲新思想。

1927年3月，张作霖觉得抓捕李大钊的时机终于到来了。1927年4月5日凌晨，几百名警察、宪兵在吴韵文的带领下闯进了巷子，围在苏联使馆的大门前。

起初大使馆内人员并不开门，但是吴郁文不顾阻挠和呵斥，鸣枪预警，带兵破开大使馆的大门，在馆内找到了藏身于此处的李大钊。

就是在这样熙熙攘攘的吵闹声中，一代伟人李大钊被捕。

吴韵文带着警察和宪兵蜂拥至李大钊的房间里，无处可逃的李大钊已经知道自己再无逃脱的可能。于是他安然地跟随他走出屋子，去到了暗无天日的监牢。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共产主义战士积极地展开营救，通过游行示威等多种方式向张作霖示威，以逼迫张作霖放人。

但是张作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不管不顾地对示威者进行武力镇压，发誓一定要将李大钊除之而后快。

1927年4月28日，特殊法庭宣判李大钊等人判决死刑，实施绞刑。施刑刑罚的绞刑架是北洋政府特意从国外购置回来的，种种行为都充分反应了军阀的残酷无情。

舍生取义 奋不顾身

李大钊最终还是被压上了绞刑架，这一天天气风轻云淡，李大钊在宪兵的看押下去上了行刑架，二十多名共产党烈士，他是第一个走上去的。

从迈出第一步开始，李大钊的面色就始终平静，他没有畏惧、没有不甘、也没有挣扎，就这样欣然赴死！

李大钊受的刑罚是死刑中最残酷的绞刑，会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反复折磨受刑者，使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种刑罚由于过于残忍，在后来的判决中已经被取而代之，民国时期最为瞩目的相关案件就是李大钊。

据考证，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刽子手三次折磨李大钊，前两次行刑者都在刻意折磨李大钊的意志，逼迫他承认共产主义的错误。但是李大钊怎么会驳斥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他扛住了肉体上的剧烈疼痛，始终都没有低头。

最终，李大钊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一代伟人，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传播者在这次绞杀中离开了我们。记者们流传的照片和记录展现了他在这段时间内经受到了怎样的折磨和不公的待遇。

四十分钟的行刑时间！为了折磨李大钊的意识和身体，整个行刑时间竟然达到了四十分钟之久，但这四十分钟里，他始终不曾向恶势力低头，始终高昂着自己的信仰与自豪。

在李大钊去世的20多年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当年残害他的凶手。经过数日的打探和观察，我们锁定了一位名为吴博斋的老人，经过比对，确定了他就是当年行刑的刽子手吴郁文。

吴郁文以及当时的涉案四人均被捕，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和背景的复杂，更多的涉事者已无从查找。至此，李大钊案件终于沉冤得雪时隔二十四年的冤案，终于能够还李大钊的清白，李大钊终于也能够安息了。

李大钊先生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为中国新气象奔走呼号的呐喊，无一不令我们动容和钦佩。他貌似不是在赴死，而是向生，他以死向世界宣告，以死唤醒世人的愚昧无知，以死为媒介引导共产党走向未来。

他用激昂的生命警醒着我们，用热血洒满了他所热爱的土地，他所推动的革命，让我们深思，让我们迈向未来。在21世纪的今天，每一项政策、每一份和平都是他引领我们走向的智慧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