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良

今天是王伟烈士牺牲22周年。提到王伟烈士中国人感受最强烈的不是激动感慨而是窝囊憋屈。最憋屈的就是中国两架战斗机拦截和驱离美国一架侦察机，结果却是长机被美国侦察机撞毁，王伟烈士被撞死，后面的僚机不仅没有为战友王伟报仇击落美军侦察机，反而在返航时将杀害中国飞行员王伟烈士的美军侦察机引导降落在了中国军用机场。这的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最憋屈的一次对外冲突。

　大概是为了掩饰和转移中国老百姓对这次屈辱事件的关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王伟烈士的热潮，可是20多年来，中国人谈到这件事情总是感到有些别扭，虽然敬仰王伟烈士，却不知道具体学习王伟烈士的什么精神。因为王伟烈士既不是在打击美机的过程中牺牲的，也不是在炮弹用尽的情况下撞击美机牺牲的，更不是宁可违抗命令，牺牲个人前途和荣誉，也要捍卫祖国尊严而牺牲的，而是被美国侦察机撞死的，并且王伟烈士牺牲后僚机就返航了，顺手还把美机也领回了家。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家真不知道学什么，唯一能学到的就是宁可牺牲生命也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但这只是军人的天职，却不是英雄的壮举。

　　由此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时代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和《甲午风云》中不服从撤退命令而擅自开炮的炮手王国成。1969年苏联边防军闯入中国珍宝岛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冲突，打死打伤我军6人，当时带队巡逻的营级干部孙玉国在没有得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擅自下令开枪反击，将入侵的苏联边防军大部分消灭，少部分溃逃。事情发生后有人以孙玉国擅自开枪为由要把孙玉国抓起来，毛主席拍案反对，称孙玉国是民族英雄，把孙玉国由营级干部提拔为军区副司令，并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孙玉国是毛主席唯一站起来握手接见的九大代表。

　　毛主席表彰和鼓励的不是孙玉国没有军令擅自开枪的违纪行为，而是孙玉国为了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宁可牺牲个人的前途和荣誉，宁可被送上军事法庭，也要保护战友生命和捍卫国家领土的那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中国人民就是凭借这两种精神才站了起来，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谈到这里人们会不由得在想，如果把王伟和孙玉国两人换过来结果会怎样？估计王伟肯定不会擅自下令开枪，很有可能会被苏军当场打死而成为烈士；而孙玉国肯定会把美国侦察机打下来，然后被送上军事法庭，从此就再也不会有第2个“孙玉国”了。可见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烈士，绝不仅仅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同样一个人同样一种行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结果。王伟和孙玉国就是不同时代的产物。

　再看《甲午风云》中的炮手王国成。满清北洋水师炮手王国成违背舰长撤退命令而擅自开炮，打退了追击的日本军舰。当时炮手王国成战场上抗命犯的是杀头之罪，连荣誉带生命会一起丢掉，他之所以敢这样干，虽然有不怕牺牲的个人因素，但主要还是环境造成的。因为随后朝廷就召开庆功大会嘉奖打退日舰的官兵，虽然炮手王国成的功劳被舰长冒领，但是包括王国成在内的所有官兵却都看到，只要敢于卫国杀敌，即便是违抗军令被当场处死，同样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嘉奖。这就是晚清炮手王国成敢于擅自开炮，而王伟和战友却不敢擅自开炮的原因。他们不想让家乡父老收到军事法庭的判决书。

　　谈到这里又想起了解放初期澳门的一次外交事件。当时中葡两国军队在珠海和澳门的边界各自站岗放哨，葡萄牙哨兵认为解放军哨兵在嘲笑他们，便像他们欺负惯了国民党士兵那样向解放军哨兵头顶上方开枪戏弄，不料如同虎狼之师的解放军哨兵立刻开枪还击，不经请示当场就把对方哨兵全部击毙。事发后中葡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中方的声明特别强硬，要求必须追究率先开枪的责任。后来在澳门几个大佬的斡旋下双方不了了之。消息传来整个澳门像过年一样沸腾起来，许多老人激动得落泪，因为数百年来都是洋人打死中国人白打，而今天却是中国人打死洋人白打，真正尝到了什么叫独立解放的兴奋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国两制，澳门成为爱国主义基地，香港成为卖国主义基地的历史原因。

　　我们总是讲当今中国强大了的种种标志，其实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的最简单最根本标志，就是这个国家的士兵敢不敢对来犯之敌擅自开枪。凡是强大国家的士兵都敢对来犯之敌擅自开枪，消灭敌人后再行汇报；相反，凡是软弱国家的士兵绝不敢擅自开枪，宁死也要等待命令。“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当时东北军只要一声令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东北的日军消灭掉。可就是因为没有接到抵抗命令，那么多中国士兵被打死都没有还击。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兵同样是没有日本陆军部的命令。这两个同样没有命令的巨大反差，就反映了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差别。

　总之，我们崇敬王伟烈士，但是我们更加热爱士兵敢于对来犯之敌擅自开枪的国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多一些孙玉国那样敢于擅自开枪的英雄，而少一些王伟这样仅仅因为服从命令而牺牲的烈士。虽然我们的战士不怕牺牲，但是却不能白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