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 真行
丁宝桢(1820-1886)，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
在丁宝桢的为官生涯中，他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
于1886年去世，享年66岁。
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织金县牛场镇是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下辖的一个镇，是丁宝桢的家乡。
它位于织金县东部，东邻马场镇，南接猫场镇、实兴乡、西连桂果镇、三甲街道办事处，北界化起镇。 距织金县城47公里，距省城贵阳110公里。
丁宝桢，字稚璜。
贵州织金县牛场镇人。
是晚清名臣，淮军名将，曾任江海关监督、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务。
丁宝桢是晚清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在台湾推动了电报、煤矿等民用企业开发。 他曾诛杀骄纵不法的大太监安德海。 1886年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葬于济南。
去世后赠太子太保，谥文诚，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他为官做事重大义，知变通，重实效，约束部属甚为严厉，为政清廉。常捐赠薪俸给困苦者，然自身却因生活所需而负债累累，至死不能还清。丧归时，赖僚属集资方成行。以勇于任事、吏治严整闻名于世。著有《丁文诚公奏稿》。
他治军严厉，常在半夜期间查巡岗哨，如有哨兵打盹、瞌睡，他便用小木棍、竹竿敲打哨兵的脑袋。
他于道光二十五年迁往平远州进修，1853年，33岁的他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后任翰林院编修。
咸丰四年，和孙均士在宝庆议事准备南下出差事，因出差遇险，就带十几人来到铜仁，後来来到平远州。母丧居乡期间，变卖家产，召募乡兵镇压汉族和苗民起义。
1860年 ，任湖南岳州知府，次年调任长沙知府。
在上海期间他担任江海关监督，曾抓获江海关一名-犯唐阿七，通过对唐阿七(唐国华，唐廷枢的本家兄弟)用刑，榨取唐阿七数万两白银，这是江南制造局初期最重要的一笔资金来源。
1863年，43岁的他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奉命镇压宋景诗黑旗军起义，因“擅议招抚”，被革职留任次年迁任布政使。
1865年，因僧格林沁率军镇压捻军，在山东曹州(今菏泽)失败，遭追究。
1867年3月由阎敬铭举荐晋升为山东巡抚，与淮军李鸿章部合力围剿入鲁东路捻军。次年，西路捻军向定州进军，逼近京城，丁宝桢率兵驰援，保护了京城安全，朝廷更加器重，数次降旨褒奖。
1869年秋，慈禧太后宠幸的太监安德海出京南下采办途经山东，一路大肆张扬，招纳权贿，无人敢触之。至泰安时，丁宝桢以太监出都门违犯清朝祖制为由，将其抓拿，押至济南正法。
此事轰动朝野，颇为人称道。同年，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
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
不到两个月竣工，费半而功倍。
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
1874年，他毅然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时日本挑衅，谋以武力侵略中国，丁宝桢密陈海防计策，在烟台、威海、登州(今蓬莱)等处构筑炮台，加强海防建设。
1875年(光绪元年)，奏请在济南北郊新城购买民地，创设山东近代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
1876年10月，调任四川总督，整顿吏治，改革都江堰水利设施，创办四川机器局，又改良盐法，岁增帑金百余万。
在任四川总督10年中，他励精图治，社会得以安定。
在中法战争中他尽心竭力为前阵军队提供粮饷，镇南关大捷与他的支持密不可分。
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侵犯云南和西藏时，丁宝桢加紧筹划西南防务，1886年在成都病故。
1887年，归葬于济南华山南坡。他一生为政清廉，丧归时，靠僚属集资方成行。
著有《丁文诚公奏稿》。
丁宝桢在山东做了近10年巡抚，为官廉洁刚烈。尤是其智杀权监安德海一事，更是为朝野震惊，至今仍被老济南人广为传说。
尽管《清史稿》中对它的叙述只有区区140字，但在《清史演义》、《同治皇帝》等野史、小说中，该故事已被演绎出诸多版本。
最精彩的当数“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安德海(1844—1869)，祖籍直隶青县，10岁入宫，充内廷太监。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因此深得慈禧太后欢心，成为慈禧太后身边备受宠信的大红人。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安德海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1869年，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
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有鉴于明朝太监专权祸国的历史教训，清朝对内廷太监的管理一直异常严格，坚决防止太监干预朝政。
开国之初，顺治帝就于1653年颁布上谕，对太监管理做出了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
这道上谕后来成为清朝皇室的家法，但凡有太监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同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
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
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
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日距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
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惊人之举，一时震惊满清朝野，曾国藩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权阉安德海伏法，也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一时“丁青天”之誉传遍民间......
贵州人丁宝桢诛太监安德海事，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其实，丁宝桢在山东任上，还干了两件关乎民生的大事，那就是在同治、光绪之交，督工堵塞黄河侯家林和贾庄决口。
同治十一年，黄河侯家林决口，丁宝桢正因病请假，事关紧急，正月初二便销假抱病赶往郓城，并上疏要求对有功者，破格保奖；如有欺蔽之事，即以便宜从事，就地正法。当时预计要准备秸秆二千万斤，麻料一百九十万斤。丁宝桢亲自在工地上监督，从黎明到二更，一直站在风雨之中，几乎天天如此。从正月廿九日动工，到二月廿四日合龙工竣，所用的物料，仅占按河员预算购办物料的一半，丁宝桢这才知道历来河工虚报贪污的恶习，深为恨之。
同治十三年底，贾庄决口，丁宝桢又亲往督工，开始还较顺利，后来险象环生，耗尽心力。到了光绪元年二月，秸料已用五千六百七十万斤，麻料二百七十万斤，只好停工待料，待物料备齐后，丁倾力督筑，到第二年三月八日两坝终于合龙堵口。
过去，凡治河工竣，都会有河神显灵的传说和奏报。
这两次丁宝桢成功堵口，也上奏有金龙四大王现身。
先是有黑鸭一对，游泳上下，河员说是抱鸭将军出现，对堵口有利。
第二天，有青蛙在船上，说是虎头曹四将军；又有蜥蜴跳到丁宝桢帽中，这是杨四将军。合龙那天，丁宝桢又亲见栗大王到工，现蛇形，终得功成。于是，皇上下旨加封号，建专祠，以答神庥。这个故事，还被写进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据陈夔龙说，丁宝桢在四川时，亲口对他讲，合龙第二天，丁率众人拈香敬栗大王，忽见蛇身颈上围绕白线一条，为前日所无，感到疑虑不解，不两日接到礼部蓝印公文，惊悉同治帝龙驭上升，归天了。“始知大王精气为神，犹是本朝臣子，哀诏未到，实已先知，缟服临工，示人色相。”
看来，丁宝桢对河神显灵是深信不疑的。这类事情，我们一不必为乡贤者讳，二因时代局限，也大可不必苛求古人到了民国初，袁世凯在北京大演皇帝登基的闹剧，各地奉命纷纷劝进，而且到处出现符应祥瑞的怪事。
当时京外飞蝗遍野，督捕官员却说蝗虫头上有王字，是应帝兆；出现月晕现象，便说是圣主即位，月呈五色。
刘禺生曾有诗讽曰：“飞蝗头上书王字，缺月光中恆彩华；变体自成祥瑞志，不因灾异属袁家。”
这时，传出在湖北宜昌发现石龙，而且首尾俱全。
丁宝桢的曾孙丁春膏正好任宜昌县知事，在湖北各州县劝进时，唯独宜昌无表示。而石龙一事，丁春膏认为这是驻宜昌的英国领事许勒德发现的，顶多是远古爬虫的化石而已。顶头上司要他做一个假龙头安上，他明确表示：谁作假，谁负责。
北京派钦差来视察，丁春膏借故不陪同。道尹张履春则令全县演戏张彩庆祝，湖北督军王占元还电奏“北京皇帝陛下”，说这是大皇帝之国瑞，要求册封为瑞龙大王，宜昌改为龙瑞县。
此时国务院已改为政事堂，回复还算清醒：“若侈谈瑞应，以为贞符，如古之神爵、凤凰、黄龙、甘露等事，实无当于治化。方今科学日新，凡事比彰其真理，讵可张皇幽渺，粉饰太平”。
不久，云南首义，帝制取消，石龙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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