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谭佛佑，号安平野叟，1938年生，贵州平坝人，贵州师范学院（原贵州教育学院）教授，省内知名学者。现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教育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潜心研习教育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贵州历史文化教育等课题，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若干篇。在数十种学术刊物发表《论黔中王门与明代贵州的书院》《贵州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等学术论文近百篇。主编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先秦卷、《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等著。
与其让世俗流行的空话、套话去耗费诸君的宝贵时光，不如留白让诸君斧正。无师友、领导、同仁及后学、拙荆之教诲、鞭策、帮扶、支助，绝无有野老理想人格之实现，为学方略之渐成，经师人师之进步。文章千古事，成败任君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谭佛佑
忠烈桥西筑城最早的书院
贵阳市南明区内，有一座横跨贯城河的桥梁，过去一般称之曰“府桥”，现多称“市府桥”。因其紧邻原贵阳市政府，并座落于市府路上而得名。
早在明清时期，该桥名“忠烈桥”，同样是紧邻奉祀唐代著名忠臣南霁云的忠烈宫（今达德学校）而得名。在桥之偏西侧，大略是原市政府旧址一带，早在元代仁宗皇庆年间（公元1312-1314年）就创建了一所省垣市区最早的书院——文明书院。
据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元顺元路儒学故址。皇庆间教授何成禄建。今废。”关于何成禄，史料无详细记载，仅《贵州通志·宦迹志》引《贵阳府志》说，曾任顺元路儒学教授，富于文学，有容止，教学认真负责，训迪士人极其诚恳。尝又创建书院，对郡中人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嘉靖《贵州通志》也记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忠烈桥西，即顺元路儒学故址。本弘治间提学副使毛科建。嘉靖间，提学副使蒋信重建。中为敬宽堂，左右为斋舍，后为厨。”郡人徐节作《文明书院记》，述其概略。书院经历元末战乱，至明已毁废无存。迨至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浙江余姚人毛科，迁官贵州提学副使，主持管理贵州全省学务。恒以贵州“虽涵儒圣化之久，人才未底其盛”，于是尽心所事，以建校设学培育人才为首务。在省城贵阳中心地带，因择忠烈桥西胡指挥废宅，以公款再购周边民居，拓地左建书院，右建提学分司。在施工过程中，偶然掘得断碑一通，为《重修顺元路儒学记》。顺元路儒学早在元代成宗元贞时建成，历元末明初早已毁废，荡然无存。继毛科重建书院，时光已逝去二百余年。今又在其基础上重新建校设学，真可谓是天大的巧事。当时在筑城还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人们争先恐后前住观瞻，皆引以为神明之所以默示，是天启斯文之征兆，故赞誉不绝，遂踊跃捐助。工程历时不及一年，全部告竣。
书院建城，仍以“文明”揭匾，因循其旧而不变。前有大门，门内有文回堂，为师生习礼讲解之地。堂之后辟四斋：曰颜乐、曾唯、思优、孟辨。目的在于使诸生“企慕乎群贤，进修践履，而不为他歧之感也。”斋之上建戟门，门之内有左右两庑。上有先圣庙，庙后设“师文”“学孔”二斋，目的“欲诸生取法乎一圣，操存涵养，而不为利禄之所动也。”
书院遴选了省内“聪俊诸生及各儒学生员之有志者二百余人，择《五经》教读六人，分斋教诲。”斋之上还建“乐育轩”，毛科还经常亲临此轩，亲自讲课，诱掖奖劝诸生。从此，贵州一省，教育事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人才开始为之倍出，人文也为之宣朗，风俗亦为之丕变，边徼亦向邹鲁趋近。徐节还将毛科的是举，与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和周敦颐建置濂溪书院相比肩，以示赞誉。并期望黔中人士，“为师者知所以教，为弟子者知所以学”，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毛科克己奉公之心和拳拳立教之意。
文明书院建成后三年，即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被誉为“黔中文化的先声”“吾黔学祖”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因抗疏救戴铣等而忤宦宫刘瑾，被廷杖后谪徙贵州龙场（今修文），并在龙岗山东洞构筑“龙岗书院”以训诲诸夷弟子。翌年，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四川遂宁人席书，多次至书阳明先生，请教朱（熹）学与陆（九渊）学的异同之辨，并恭请其来贵阳文明书院主讲席。阳明先生身处蛮荒边徼的万山丛中，瘴疠之区，默忆五经，潜心顿悟，证之诸子，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论知行合一之说。当从书聘至文明书院后，根本不言朱、陆之学之异同，而仅告之自己的所悟心得。席书不解，怀疑而去。次日，席书复来，阳明先生亦然，仅举知行之本体，证之五经诸子。席书渐有所悟，如是住复再四，席书终于豁然大悟，并深有感触地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于是会同毛科，将书院光鲜焕新之。公余则常往论学请教，并亲自带领贵阳的数百学子，环而观听，至夜不息。并以所事师礼事阳明先生。
阳明先生在讲学书院的同时，还做一件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极其有价值的事情，即会同时任贵州布政使的郭绅和任巡按的王济等大吏，并捐俸廪之资，将宋代名臣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一书，付梓重刊，作为书院教材，供贵阳士子研习。对于当时缺书少籍的贵州边陲，无疑是一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建树。此书世有传本，且还远播东瀛日本，也可作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此外，阳明先生在书院讲学之余，还创作了几首有关书院教育的重要诗歌，现选二首，以供鉴赏。
书院中作
闲来聊与二三子，单袷初成行暮春。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皆实学，毫厘须遣任教真。
书书院四庭蕉
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但得雨声连夜静，不妨月色半床明。新诗旧叶题将满，老芰疏桐恨转深。莫笑郑人谈讼鹿，至今醒梦两难寻。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以后，王阳明先生、毛科、席书等均先后离黔他任。人能弘道，事在人为。当这些大师、良吏离任后不久，后继乏人，书院的讲学活动也日趋荒废，建筑设施亦日渐陈腐残破。时光驹隙，三十余年转瞬即逝。至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阳明先生的入室弟子，楚中王门大师武陵桃冈蒋信，迁黔省提学副使，甫人省垣，见昔日恩师阳明先生“始论知行合一”的圣地文明书院，其残破之状，顿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慨叹！遂有复兴书院，振兴师学之愿。加之贵阳远近学子咸集敦请，多方筹措募集资金，仅一两个月，就积得百金，即庀材鸠工，历时不到半年，书院气象焕然一新，并辟祠堂专祀阳明先生。青衿学子，复踊跃云集，蒋信亲临训诲，刻意传其心学之精髓。如此之情景，蒋信竟以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三乐也”自慰，并解之曰：“君子三乐，乐斯道之传之者众也。”
文明书院在蒋信复兴后迅猛发展致使诸生蜂拥，书院已无力安排教学、食宿。于是蒋信决定在文明书院之右侧，新建正学书院一所。并分其“文明”的部分教学设施器物，以作“正学”讲肆之用。匾其堂曰“止善”。为何名为“正学”，蒋在《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中说得非常清楚：“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正路然。”因为恩师阳明先生“尝居此矣”，其“金声玉振”必须弘扬光大，必须“续大雅之音，于久旷之后。”才能尽到一个学官、后学应尽的职责！
迨至隆庆中，时光又逝去近七十来年。两所书院又相继毁废。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浙江慈溪人冯成能按黔，首瞻仰书院并谒阳明先生祠，见芜陋特盛，决意新之。将正学书院迁付城东贵州巡抚署侧，仍以“正学”之名榜其堂。及后忠烈桥西之“文明”“正学”两书院原址，遂为官衙所取代。清代为贵阳府署。民国废府遂为贵阳县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为贵阳市政府。至于称为府桥或市府桥的忠烈桥，至今仍然安详地为着筑城日益繁忙的通行提供方便，或曰“贡献力量”。让人们永远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忆。
南明河畔的栖云亭与渔矶书院
筑城民众的母亲河——南明河，当流经省垣贵阳市区，其沿河两岸，自古及今，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风景名胜，人文胜迹。特别是流过南门桥及以甲秀楼为中心的周边，直到清末民初，还有被誉为“南明八景”的佳迹，可供游人览胜寻芳，休闲游乐。后来经过河道不时的整治，或河岸园林的修建，街市楼宇的改造建设，许多名胜古迹或毁圮，或拆除，或随着时光的斗转星移，岁月的驹隙流逝，早已不复存在了。如果今天仍然想知道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胜迹的“尊容面貌”，也只能从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记录或诗文翰墨中去探索寻访，发抒一下怀旧思古之幽情，或许还可以得到某种心灵的陶冶与慰藉。
早在明代嘉靖年间，贵阳就有一位可以说是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的私淑弟子，姓马名廷锡的文化名人，在甲秀楼旁南明河的左岸，芳杜洲西侧的渔矶湾这块风景如画的地方，构筑了当时就享誉筑城的“栖云亭”。静坐其中，励志传道，讲学授徒。廷锡字朝宠，号心庵，学者皆称心庵先生，史称是贵州宣慰司（即今省城贵阳市）人。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籍，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乡试高中举人。先是任四川什邡县学教谕，教学中，时时事事总以身作则，身为先范，教学认真负责，训士总以德育为首，“敦伦为重，立品为先”，故深得学子的敬重与爱戴，地方官绅的首肯赞誉，都认为延锡有翰苑之才，继而得以擢升内江知县。在任期间，洗冤泽物，慈惠爱民，士人有口皆碑。但常顾自己对当时王阳明先生于黔中开启的心性之学，尚未彻悟。故在内江履任仅只两年，便主动辞官归里，寻求深造之新途。
当时，有王阳明先生的及门高足，楚中王门大师、湖南武陵蒋信，在桃花冈构筑精舍，聚徒讲授以播师学。而且，还购置学田以膳远方而来的求学者。对蒋信的学问根底，廷锡早有所闻。于是不辞劳苦，远赴桃冈，师事蒋信，讲伦不辍，长达数年之久。直到对阳明先生的心性之学完全心领神悟，方拜别恩师，回归故里。选择南明河畔的渔矶湾，构建“栖云亭”，静坐其中，修悟心性，安贫乐道，并作箴以自警。大略曰：必极静极清，以至于极定；始长觉长明，以至于长存。澈头方了道，入手莫言贫。其励志可见一斑。长此以往，所谓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者，一切皆可不假思索，随处都可感触。浑然有如太和元气。人能修悟到了此等境界，真可谓大彻大悟矣。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金溪人王绍元巡按贵州，知廷锡学有根底，极力疏荐于朝，即谓其：“笃信好学，妙契圣贤之经旨。默坐沉心，远宗伊、洛之渊源。”（此段内容，史志记载多有出入，本文据《黔诗纪略》和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所述）望其能“出山”，或入仕为官，或授徒讲学。廷锡早已绝意仕途，于是决定以授徒讲学、宏扬师学为己任。南方学者尤为景仰，负笈争相蜂拥而至，时所筑之栖云亭，早已不能容纳。于是，王绍元又为其在旁新建渔矶书院，院内还建主静堂和栖云精舍，以满足更多的青衿学子拜师请业的企望。
于是，南明河畔的栖云、渔矶间，书声琅琅，弦歌不绝，俨然如道林先生（蒋信，字道林，学者称道林先生）的桃冈之胜。至万历、隆庆时，廷锡讲学之风日盛，声名逾振。贵州巡抚南昌人阮文中，按察使慈溪人冯成能，提学宜兴人万士和，纷纷拜谒提请，礼聘其主讲前道林先生提学黔省时所建的“正学”“阳明”两书院。廷锡欣然就职，且兢兢业业，讲诲不倦，授业听讲常数百人之众，成就人才，不计其数。廷锡在筑城书院讲学之盛况，当时就有这样的赞誉：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云。
至于南明河畔渔矶湾栖云亭、渔矶书院等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致，时至今日，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在前人的多所著录中，给我们留下了几多生动形象、优美有加的描绘。如对渔矶湾就有这样的记述：
在贵阳城东南明河左岸，芳杜洲在其东。渔人鼓枻往来，晴沙芳草，云影鸥波，与青茗绿莎相映发，坐潇湘云水间也。
这是何等美丽的自然景致，何等幽雅的人文情趣。就连早在明代的几多文人墨客、乡贤名士也留下了不少佳作。如栖云亭的主人心庵先生就有《矶上》一章以述志打情。诗日：
悠然坐矶石，尘虑忽以祛。垂纶不设饵，渊鳞方跃于。亦知君子心，在适不在色。君不见，沙边鸥鸟解忘机，物类浮沉宜不殊。
此外，当年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昂的小儿子宋炫，承父学亦有诗名，也曾作《渔矶》二首，现录于次，以供赏析：
水光潋滟接明霞，荡漾扁舟泛水涯。峡口云封闲白昼，几行归雁夕阳斜。
烟波常作画图看，尽日矶头俯仰宽。钓罢归来天欲暮，笑呼稚子接鱼竿。
后不久，乡贤万历间举人袁应福，深爱南明河畔渔矶湾水石幽雅的胜迹，又感慕心庵先生栖云亭的人文荟萃，竟买地筑室，常居其上。日与弟垂钓为乐，且吟咏不辍，著有《渔矶诗草》。其中，有一首专门吟诵“栖云亭”。袁在诗《序》中写道“邻人马朝宠新作一亭，名以‘栖云’，距余家后园才数武。余喜，便于登览，得朝夕与共乐之，因为赋诗。”现仍将全诗录之于次，完全可以让我们领略五百余年前南明河畔的风貌胜景和那时文人学士的心性诗情。其诗曰：
作亭在荒陂，丛筿乱其址。翛然林莽间，空翠来不已。入门苔径滑，疏篱间多枳。亭前桂长松，墙西放郁李。花坞与药栏，一一位置美。吾园及此亭，相距咫尺耳。来不问主人，相见翻共喜。尤美修竹林，摇碧映窗几。相见六月凉，风露浩如洗。剔藓露奇石，高怀缅长史。解组内江归，息影栖于此。寤歌真自适，穷愁未应耻。
心庵先生在栖云亭、渔矶书院授徒讲学，优游自娱，吟咏著述，为时长达三十余年之久。待卒后，仍留下《警愚录》《渔矶集》等著作。可惜早已佚亡，未能传世，不免给我们今天研究著述其历史文化教育的业绩和对贵州明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文心性之学传播的贡献，留下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现今仅能从《黔诗纪略》所搜集除上面所述的《矶上》外，另仅留下两首。现仍将其录之于次，也许还是可以让读者多少得一点启示或教益。
登山
为学如登山，且欲跻其巅。望道如望洋，谁能涉其渊。振衣上高台，善也风泠然。兹行良有得，不在山水间。知音苦辽绝，俯仰复何言。
山中吟
春阳律转先深山，村村花柳回雕颜，鸟鸣高树声关关。几家烟火自村落，春酒熟时相往还。
贵阳南明河畔翠微阁中的龙门书院
贵阳市南明河畔甲秀楼周边，系“南明八景”之一的翠微阁，可谓“城南胜迹”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名胜之一。
早在清初康熙年间或更早一些，这里就建有武侯祠。明代时称圣寿寺，又称南庵。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谪黔在贵阳讲学时，就曾多次游览，并有题咏。后又作水月寺，亦称观音寺。《贵阳府志·祠宇副记》有这样的记载：“水月寺即观音寺，在府城南明河上，去甲秀楼数武。前临浮玉桥，桥上旧有涵碧亭，今圮。寺门有阁日‘拱南’。大殿三楹，殿中之前有千佛铜塔一座，高可九尺。后有大士殿，旁为澹花空翠园林。内客厅数楹，又有翠微阁三间。”这里不光景致极佳，可谓“琳宫璀璨，云木萧疏，山光水色，晴雨皆宜。”堪称贵阳市的“南郊胜境”。而且骚人游客题咏颇多，赞誉有加。因寺内有千佛铜塔，故又有“万佛寺”之名。而且当时就有楹联如：“常倚曲栏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烟雨楼台山外寺；画图城郭水中天。”生动形象地记录了祠寺楼台亭阁的实际景观胜况。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著名的大学者云贵总督阮元驻节贵阳，尝登阁游息览胜，倚栏眺望，勾留清景，遣兴吟咏。并挥毫染翰，提写“翠微阁”三个大字，横额勒石，以示永久。于是“翠微阁”之名，更是声名鹊起，声誉倍增。阮元还专门为此题七律一首，刻石于阁后回廊之间，供游人赏读。其诗曰：
水南小阁题名后，一段林峦未可忘。黄叶多时有霜气，翠微空处即秋光。眼前画意任舒卷，溪上诗情孰短长。莫怪栏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阳。
阁中窗棂轩朗，周边绿树交阴，掩映溪山，一览南明之胜。当时有汪仙谱一联，脍炙人口，誉满筑城，其联曰：
半面山楼，半面江楼，翠微天，尽他拍手高唱，邀几个赤松黄石白猿来，一枰古今；
数声渔笛，数声樵笛，书画舫，容我掀髯大笑，听不真流水明月清风引，万象空濛。
此外，当年提学贵州，新教育改革的先躯，南开学校的创始人，津门严修也题有一名联，同样享誉筑城。其联曰：
蛮花贡媚，瘴雨回甘，自西林相国重破天荒，八万洞武功，前无往古；
佛阁吟秋，僧楼眺夕，有北江先生唱提风雅，一百年文教，未坠于今。
上联讲述了雍正年间，署云贵总督后擢军机大臣的鄂尔泰，在贵州实施改土归流，平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武功”战绩。下联则阐明乾隆时期，提督贵州学政的大学者洪亮吉，开发贵州文化教育、大力培养人才的“文教”千秋伟业。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均对贵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两种不同的历史故事。即使在今天，仍然能引起我们无限的反思与遐想。
关于翠微阁中的龙门书院，其匾额，早在甲秀小学办学的年代，根本无任何蛛丝马迹可寻，有关史志的记载也多缺如。笔者早年在参与编撰《中国书院辞典》并主持西南川、滇、黔三省的书院辞条和名的编辑时，故未能将其编入。多年来时时总会感到内疚和几分遗憾。现借述此文的机会，特将其补叙一笔，亦可告慰筑中学界同仁或读者诸君。
早康熙年间，田雯在任贵州巡抚时，就特别关心贵州的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就捐赀重修武候祠，并扩大其规模。增建两廊书院八间，取录很多已进学的士子，田雯亲自教授其中，并供给膳食膏火。同时还建亭三楹，名之曰“又一草庐”，兼作课士之所。当时，曾构筑“梦草池”的贵阳名士吴中蕃还为田雯的义举，赋诗一首：《武侯祠后小亭为抚军田公课士处》
了除花判启尘封，山郭双旌有鹤从。那惜画皮为巧鹄，凭谁操筵扣洪钟。远江入抱来千里，群岫升堂侍一峰。城柝欲严鱼鸟静，烟深讲席话从容。
雍、乾时，据说田雯重修之武侯祠、两廊书院、又一草庐等，改作了刘公祠。刘公祠一名龙门书院。按《贵阳府志》的记载：刘公祠，在水月寺旁，旧名“龙门书院”，祀巡抚刘荫枢。
刘荫枢字乔南，陕西韩城人，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擢迁贵州巡抚。在任期间，为官一向清正廉洁，勤慎爱民，悉心文教，作育人才，恩惠远人。主张改土归流勿须兵革，尝疏请增加贵州学子乡试解额。康熙五十年（公元1771年）二月，上疏言道：“贵州人文日盛，乡试中额三十名，美不胜收，难以劝兴多士。近科会试，贵州与广西同编中右字号。贵州中式三名，广西中式一名，是贵州人文不下广西。而广西乡试额中四十名，不无偏植。恳祈圣恩，将贵州乡试中额与广西同，则边方人士倍加鼓舞。”通过部议得准，贵州乡试解额增加六名。同时还疏请设立南笼厅学以育边方人才。为了驿道通畅而又不增加百姓的经济负担，上疏请预拔银二十万两，储存藩库，以备征用。由于在贵州的政绩卓异，地方建专祠以奉祀，是在常理之中。当时，在贵阳所建有政绩的官宦个人专祠，除祀刘萌枢的刘公祠外，还有如鄂尔泰、田山薑、甘文煜等不下十余所，是可说明这一常理，老百姓是不会忘记恩泽于民的父母官的。
惟惜当时的龙门书院，除田雯抚黔时在“两廊书院”“又一草庐”有不少讲学育才课士的活动外，待至雍、乾乃致以后很长一段时日，龙门书院的这些教育活动已相继减少而几近绝迹了。因为筑城在雍正时就由政府将原明书院改为省级示范重点的贵山书院，及后又建“学古”“正习”南北二书院。并非以讲学育才课士为主要职能的龙门书院，其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居到次要了。
不过从书院的格局，直到民国年间，仍然依稀可见。据已故的贵阳著名学者、教授李独清先生对往事的回顾，民国时，在贵州的一些陕西籍绅商，捐赀购置了一批田产，作为刘公祠的祀田，交由陕西会馆管理。陕西会馆在贵阳成立同乡会，因独清先生祖籍陕西临潼，在筑又系名流，所以也应邀参加，是为会员之一。约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因为产权纠纷涉至诉讼。独清先生随同乡友诸君，亲自前往刘公祠——龙门书院踏勘调查。当时见享堂极为宽敞，两廊房舍相接，亦如书院斋舍，不像专祠的建制格局，认定就是田雯所重修武侯祠的“两廊书院”“又一草庐”等，也就是及后的刘公祠——龙门书院。
今天，武侯祠、刘公祠等的名字，在翠微阁中已无匾额可寻。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修甲秀楼和翠微阁时，则将龙门书院之名勒石，额于阁之右侧小院进门的门头之上。现今又重镌巨匾，悬于一幢类于享堂的楼宇前额，廊柱也有今人的题联。堂内壁角，镶嵌着几通早已风化而看不清字迹的“古碑”。边置几案，悬挂字画条幅，还有几张存放“古玩”器物的柜台，是否经营？笔者不得而知，只觉得完全感受不到“书院”的丝毫气息，心中也难免产生几分酸楚或苦涩。龙门书院，现今也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悲哉，甚矣！
贵阳新城六广门内大街的正本书院
所谓贵阳新城，即明天启年间，贵州总督张鸣鹤、巡抚王瑊，将于贵阳北门外增砌之外城，设有威清、六广、红边、小东（后称新东）四门。城中通南北之大街一条，即今之南起于北门桥喷水池直往北达六广门的中华北路。分为两段名之，以普定街（今黔灵西路）抵大街之十字路口为界，南曰广东街，北曰南京街。就在南京街与永乐路南侧的交汇处，清嘉庆年间，就建有当时贵阳市区有名的三所书院之一的正本书院，书院因建于市之北区，并与南区正习书院（俗称“南书院”）相对应，故称“北书院”。
乾、嘉时期，通过清初的改土归流，崇儒兴学等活动，边陲贵州的社会经济、人文教化，得到长足的发展。省垣贵阳仅有的一所书院——贵山书院，已远远不能满足黔省文教勃兴、人才培育发展的需要。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身为贵州布政使的常明，深深懂得兴学立教，培养人才，乃监司不可推卸之责，于是主动捐赀为倡，多方筹集资金，又拨出部分公款，同时兴建“正习”“正本”南北两所书院。
北书院在原贵筑县丞废廨的基础上建成，规制相对完备，有头门七间，左为门役房，右为书办房。门内讲堂三间，堂之左右斋舍各十间，堂内客厅三间，厅后为山长住房，后为尹公祠，专祀贵州先贤汉儒尹道真，其他一切后勤生活设施，均已完备。不久常明离任去，之前曾将公款银六千两，存粮道库，收息以供书院师生膏火。结果此笔书院的专用款，被时任贵州巡抚的满洲镶黄旗人伊桑阿全部贪污，用以作为嫁女儿的资费。于是南、北两书院顿感经济危机，膏火无着，不得已只得“苛派属员”“出于官捐”。但此绝非长久之计，其后只得从贵山书院的经费中，划拨其半以充南、北书院之用。结果是三所书院都感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三所书院正常的教学工作和师生的生活质量。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七月，伊桑阿在贵州巡抚任内“骄奢乖戾”的劣迹和贪赃在法的罪行，被时任云南巡抚的初彭龄弹劾告发，朝廷命云贵总督觉罗琅玕查处审理此案。在勘问核实后，遂将伊桑阿革职查办，处以极刑，绳之以法。至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粮储道倭臣布莅任到筑，见书院讲堂、学舍、墙垣等，因日久多呈倾圯之状，常思“人材之作育，半由书院；书院之废兴，端赖有司。”但又虑“鸠工之费无所出”，于是计首捐己奉以为倡，付诸贵筑邑令，鸠工庀材，“废者葺之，朽者修之，越月而工竣”。广为号召，“士之有志于学者，弦诵其间，思阳明之教泽未湮，念大吏之培植匪易”。倭臣布这次对书院的增修，真可谓“云甍构就”，让贵阳士人“路可梯青”，为振兴贵阳的文化教育事业和人才的培养，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贵州巡抚曾璧光对书院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也算是晚清对贵州边徼书院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圆满功德，重要贡献。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维新变革浪潮的迅猛冲击，传统书院教育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且已势在必行。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正本书院遂改为贵阳府中学堂。改新学堂二年后，即至公元1905年10月，当时在贵阳都具有革新思想和改革教育热情的一大批名宦学者、有识之士，诸如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极力向当局呈请，将次南门外为贵阳八景之一的雪涯洞丁公祠、昭忠祠，创办新式学堂，经贵州巡抚林绍年批准，遂将原在“正本”即北书院设置的贵阳府中学堂，迁移至此，并改名“贵阳中学堂”，由于德楷、唐尔镛任监督，主持校务。后于辞任，由华之鸿继任。学校于公元1906年3月正式招生开学。
随着慕新学者日渐骎骎，雪涯洞之校址已显狭隘，远不能满足向学者之需。于是众议遂于南明河对面之半岛公地拓建新校。移校之经费，除得政府指拨部分公款外，余则由广大官绅吏民乐捐襄助。新校落成后，生员不限于贵阳一府，并决定扩大面向全省招生，学校故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后这所学校的发展可谓绵延不绝，且日益勃兴。时至今日，已成为贵州省第一流的百年名校，即贵阳一中是谓。
至于贵阳府中学堂迁出后的校址，旋即改为高等巡警学堂。先招简易班，前后毕业两期。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才招一正规班时。时值“辛亥”前夕，时局动荡，学员均未肄业完毕，遂匆匆提前的结业，学校亦宣告停办。辛亥革命贵州首义后，新政权建立，遂将其改为贵阳北区警署，此“机构”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现今名为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而已，警署机构之实质犹未变更。至于贵阳一中迁观山湖区后，南明河畔的学校原址，被筑城人民视为育才兴文的风水宝地——沿河半岛，贵州新教育发展的“摇篮”之一，培养过千千万万优秀人才的基地。
晚清筑城书院新教育改革的先范——学古书院
学古书院，亦名正习书院。清嘉庆五年（公元1830年）贵州布政使常明建于贵阳城南隅顺城街之左侧，即今之会文路至护国路一带。故一般称之曰“南书院”。书院有斋舍堂室计四十三间，专建尹公祠奉祀汉代贵州先贤尹道真。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粮储道倭臣布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建，规制进一步完备。光绪初年，恭聘乡贤莫庭芝为山长，增建“敬业楼”三楹，增购各类图籍藏之于内，供师生披览研习。庭芝字芷升，号青田山人，贵州独山人，世居遵义，系黔北“沙滩文化”主要学者，誉称“西南巨儒”之一的莫友芝之弟。庭芝一生淡泊名利、静默不华、怡退修德、坎坷穷困，唯瞻学不辍、苦吟不绝、诲人不倦。学崇许、郑，法行程、朱，亦承家学，时有“主黔中文坛祭酒”之誉。掌教学古书院，“汲汲以古学倡导后进”“远近宗师者数十年，所裁成茂学之士甚众。凡莅临之大吏学臣，莫不争谒师敬之。”尝训诲诸生：诗辞文章，只是寄“道”之载体；“省身寡过”，才是人生之要义。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巡抚岑毓英对书院又一次进行增修，规制空前完备。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后，民族灾难深重空前，民族命运危似倒悬。多少志士仁人、爱国先贤，无一不在寻求救亡图存的方略，或向西方追寻挽救中华民族垂亡的真理。最终都得到一个共识：必须从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体系以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入手。因为国家的兴衰治乱，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之本源，乃在于学校之教育培养。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津门南开学校（今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严修奉旨督黔学政。是年九月中离京，十一月底甫抵筑。下车伊始，即发布《观风告示》《劝学示谕》。提倡“讲求为学之本原，推究读书之买用”“所习必课诸所用”“严去取以核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拟“辨志”“明师”“评文”“匡时”策论四题，考课全省生员。
针对贵州地瘠民贫，加之交通闭塞、藏书不富、典籍尤缺之现状，他将入黔时所携带的十四大箱，凡六十五种重要图书典籍，全部存之学舍，供所有师生公开阅览。后又不断捐资和私人借贷，以购买各类图书和筹建贵州官书局，广通书籍销路。各州县均能兼价购之，供学校诸生阅读。
严修还主张学校教学，必须学兼中西，“师夷长技”，引进教学泰西诸学，改革书院教学和课程是为当务之急。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九、十月间，他首先倡议“变通书院”。于是选择省垣离学政署较近的学古书院为重点。翌年初首先亲订《学古书院肆业条约》十二条，即书院一份完整全面教学改革管理章程。后由书院生徒，著名学者画家姚华书写勒石立于院中，惜其今已无存。书院实施住斋课额，中西兼学。由全省各地先行考核选拔，保送高才四十六名，通过书院复试，最后取中四十人。
礼聘乡贤雷廷珍为山长，主经学讲席。廷珍字玉峰，贵州绥阳人，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举人。通小学、群经、子、史。游京师，遍览时务西书，“内探圣经之要秘，外观中外之事机”。先主讲乡里“洋川书院”，后又主讲兴义笔山书院。时“黔中英俊多出其门”。教学以“孔子时中”为宗旨，以实行为目的。教育作用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学缘性而学，亦缘习而异。”导人以“守经、达权、实行”为务。古今中外“育人材，周人用之学”仅“政”“艺”二者。课毕，常与严修论学术时事，严修常赞其“为当代通儒”。后讲学四方、东渡日本、遍游欧美，更至学贯中西。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服其贤，专门迎往任教，不幸道卒于重庆。
书院除开授“中学”，即经史课外，另分授时务、数学、格致、地理、英文诸科。当时数学教师奇缺，省内“求一粗通者，已不可得”。严修只得每日亲临书院为诸生解答数学习题，同时电清张之洞，于两湖书院中高薪（年奉亦达四百五十金）代聘一通微积分的数学教师。英文教员特聘留美居洋十年的祁祖彝先生，严修也亲伏门下，学习英文。同时，严修利用京津亲友的关系，捐资购进西学书刊八十余种，并《时务报》《申报》等，供师生披览研习。梁启超主编的宣传维新变法、社会改革、开发民智的《时务报》，竞能做到人手一份。学古书院的改革，被视为开黔省新教育之滥觞。成为贵州传播西学之摇篮，宣传变法图强的第一阵地。书院因以培养经邦济世的人才为宗旨，故世人又常以“经世学堂”称之。
严修视学黔省三年，无一日不是三更眠，五更起，可谓尽职尽责，心力交瘁。多方捐资置购图籍，发放花红奖金，最后离黔时，不仅囊空如洗，且还负债累累。竟落得“视学三年，负债八千”之赞叹。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喋血西市。时任礼部尚书的贵阳人李端棻因引导变法维新，被革职遣戍新疆，行至甘州（今甘肃张掖）因病留住，旋得赦归里。即又继严修担纲主讲学古书院，李端棻毫不畏惧杀身之祸，尝以《新民丛报》展示学生，大肆向学生宣讲西方的民主政治，博爱、平等、自由。讲解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达尔文的“进化论”。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巡抚林绍年就书院斋舍改设蚕桑学堂。宣统时，改建模范中学。不久中学迁出，原址相继建置往宅宿舍。综观从学古书院到经世学堂、模范中学一段教育革新的历史，在中国近代新教育发展书院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不仅在边陲贵州可谓独占鳌头，首居一指。就在全国而言，也可算独步先驱之一，走在中华大地之前列。
贵阳顺城街上的晚清书院教育改革的先范经世学堂，虽已消失近一个世纪了，但有如津门严修、贵筑李端棻、绥阳雷廷珍等改革事业和培养人才的先驱者，他们的敬业奉献精神和丰功伟绩，却永远彪炳史册，垂范千秋。
（来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转载来源：贵州综合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