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与宦官
洪武年间成立绝对帝制后，为了让皇帝独自行使裁决权，设立了负责处理文书的秘书官殿阁大学士。其原来只是就近侍奉皇帝的正五品小官，但永乐皇帝改革殿阁大学士制度，创设了单以秘书官参与讨论机密的谘询机关内阁。到后来，支持“仁宣之治”的三杨兼任六部尚书（正二品）而参与内阁，大学士的地位也跟着上升。尔后内阁首辅（主席）大学士握有绝大权力，成为实质上无异于宰相之存在。大学士的主要职务是制作皇帝裁决的原案（所谓的票拟），皇帝再据此做出裁定、给予指示（批答）。存在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是内廷（皇帝私生活场所）住民的宦官。相对于朱元璋彻底抑制宦官的政治活动，永乐皇帝一口气扩大了宦官的活动范围，包括出使、监军、警察、特务等多方面。其中，立于宦官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之顶的司礼监，一方面兼掌特务机关东厂而负责监视官僚，另一方面也利用前述票拟、批答的管理与传达任务来介入政治。虽然从正统年间王振的行为已可看出司礼监太监之专权，但其决定性证据仍在十五世纪后半的成化年间。宪宗成化皇帝（一四六四——一四八七年在位）由于患有口吃而厌恶接触大臣，遂停止与大学士的内朝，代以派司礼监太监出席阁议。不过这个情况不久后也中断，皇帝和内阁之间几乎断绝联系，政务完全在内廷中决定。如此一来，大学士也只能仰赖司礼监太监鼻息而从事政治。表面上的内阁徒具其名，影子内阁司礼监的意向大大左右了政治。内阁与司礼监都是为了皇帝而存在的绝对帝制产物。原本内阁是别于官僚系统的皇帝私人谘询机关，后来被比为宰相的首辅大学士，跟明初统领官僚机构的宰相（中书省左丞相）完全是不同性质。所谓的内阁，是皇帝排除一切的官僚掣肘，为行使独裁权而创设之机构。
另一方面，司礼监在内廷侍奉皇帝个人，从原始本质上就是私下的存在。明初专制主义的高涨，在内廷与外廷之间建立起无法跨越的高墙，往来于两者之间的唯一存在即为宦官。对皇帝而言，为了疏通与官僚间的沟通、也为了监视官僚，宦官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诞生于明初的绝对帝制，将皇帝私人机关的内阁和司礼监披上公开外壳，创造出外廷与内廷。两者独自成长下，到了成化年间，开始令官界权力构造出现地壳变动。
明朝中期的民众反乱
前面提到的地壳变动，也出现在社会各个方面。开国之初的实物经济转变为白银经济，社会流动性也急遽升高。过去严格的户籍制度转而松动，越来越多人未被收编进户籍体系。特别是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令里甲制度难以维系，舍弃户籍而流落他乡的破产农民层出不穷。这些流落他乡者的去处大致有三个方向。其一，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影响，膨胀中的都市比起农村能容纳更多人口。他们于是投入种种服务业，或沦为无赖，抑或成为资产家的奴仆。其二，官厅支配不及的山林地带。其中，许多流民涌向行政空白的省境地区“不干地”，形成后来反乱发生的温床。其三，逃到国外。沿海居民违反海禁逃出国外，北边居民则打破边禁越过长城。他们的存在，是十六世纪南北边境骚乱的原因之一。早在十五世纪中叶的中国东南地区，即兴起银山矿夫与流民为主体的“叶宗留之乱”（一四四六年）、佃户（小佃农）反乱的“邓茂七之乱”（一四四八年），继元末以来又再出现大规模民众反乱。上述两次民众反乱的起因，一方面是亡命之徒（流亡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则是民户阶层间的对立，两方都是起自户籍制度的动摇。原本明初的户籍制度即以实物经济为前提而固定下来，在实物经济向白银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无法应对的小农民便无奈沦为破产农民或流民。许多流民逃往禁入山区，开垦耕地而开始定居，是治安上不能无视的问题。其中，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的荆襄山区，早在十五世纪中叶便达到流民人数一百五十万人的几近饱和状态。由于担忧事态的明朝强化取缔的关系，他们于天顺八年（一四六四年）蜂起，势力瞬间达到数十万人。这就是“荆襄流民之乱”的爆发。
明朝采取招抚与镇压的软硬兼施策略，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军务总督项忠彻底杀光流民、将数十万人送回原籍，为反乱画上休止符。在此期间死者人数达数十万，人们于是将项忠为夸耀战绩所设立的“平荆襄碑”称为“堕泪碑”，借此嘲笑项忠。结果，明朝撤回原籍主义而转为附籍主义，将流民编成里甲、设置了新的郧阳府。但是，当地的混乱其后仍不断复发。即使以武力应对社会的地壳变动，也是无能为力的。
弘治中兴
继承成化帝的孝宗弘治帝（一四八七——一五〇五年在位），母亲是广西省出身的瑶族。由于他的统治时代相较安定，后世史家称弘治帝为“中兴之祖”。他亲自进行法制整备，编纂像是犹如《明律》辅助法典的〈问刑条例〉，以及可说是明代国家制度总揽的《大明会典》。《明律》在洪武三十年最终确定后，在朱元璋“一字不可改易”（《皇明祖训．序》）的方针下，必要时根据需求制订条例而补法律之不足。然而，时日一久条例数随之增加，不免出现已经不符合时势或相互矛盾的情形。量刑基准也变得暧昧不清，刑法的基础开始动摇。弘治帝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从现行条例中挑选有用的条文，再将挑出来的两百七十九条法律集结成《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一五〇〇年）二月决定与《明律》并用。一般称此为“弘治问刑条例”。自此以降，直至明朝灭亡为止的约一百五十年间，〈问刑条例〉在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年）、嘉靖三十四年、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三次重修、增补，与《明律》共同成为裁判规范而通行。相对于刑法法典《明律》，行政法典《明令》不同于历代法令，律法要素强烈，编纂后不久便被《明律》吸收，《明令》本身形同具文。取而代之的，是将《大明官制》、《诸司职掌》等政书或皇帝所下诏令当作前例来使用。不过，要在行政上实行前例主义，必须掌握制度或全体前例，于是需要求诸于涵盖一切的“会要典章”、亦即略称“会典”形式的国制总揽。耗费约五年岁月后，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年）十二月完成《大明会典》，却直到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四月才刊行。由此，一般称之为“正德大明会典”，但是其实称其“弘治大明会典”较为符合实情。其后，嘉靖年间曾经尝试重修未果，明代的会典只有这部“正德会典”与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年）重修的“万历会典”两种。弘治年间编纂“问刑条例”及“会典”，此举明确地显示这个时代是一个转换期。一直以来，一直采取对症下药疗法来应对明初体制动摇的国家，在弘治时代一度停下脚步、总结状况。此举的成果即是前述的两书，明朝后半期的政治以此为起点而展开。弘治帝为人所知的，是晚年恢复内朝而和大学士面对面议论政治。加上前述两书的编纂，可以说这个时代政界尚未完全失去健全性。
社会风潮的变化
即便如此，成化、弘治年间也是明初体制确实地步向崩坏之际。在背后推进此事发生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实物经济为前提的开国初期俭朴生活完全被改变了。商品生产和银流通的扩大，促使都市居民的购买欲增强、消费活动活跃，使得停滞的明初经济到了十五世纪后半景气好转。在这个时期，从首都北京到苏州等江南各个城市都恢复了旧时繁荣。随着经济的活化，民间的奢侈风潮亦顺理成章地逐渐蔓延开来，而必然影响到明初体制骨干的固定身分秩序。成化年间的北京，如同“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越无度”（《明宪宗实录．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所述一般，开国之初严格的上下身分秩序，在服饰面上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服饰的紊乱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当时人们意识的实情。若看许多明末编纂的地方志“风俗”项目，不少都会强调社会风气大为改变之事。朱元璋所定的他律型固定身分秩序这也是理应存在的儒教秩序步向崩坏，诸如下位者冒犯上位者、年轻人轻视年长者、奴仆反抗主人、佃户忤逆地主等，令知识分子感叹下位者不再谨守下位者的本分。依他们所见，此等变化的转折点在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开国之初的良风美德到了成化、弘治年间几乎不复存。部分不同意见则认为，下位者之所以不守自己的本分，有一部分是因为上位者放弃自己的责任。明末知识分子在谈到前述变化转折点之际，亦提及上位者官僚的道德低落。生活在明朝最后时期的文人沈德符谈到“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士人无赖》），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生活在时代转折点中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变化究竟有多少程度的正确认知，仍是存疑的。不过，无论他们对此有无认知，社会确实正在变化。社会变动试图抵抗即便动摇却依然存在的明初体制、以及传统价值观束缚等过程中，由于找不到新的价值观，时代陷入闭塞状态。可能是反映了此般郁闷世态，这时出现了象征这个时代的两位个性鲜明人物。一位是明朝第十一代皇帝武宗正德皇帝，另一位则是明朝最伟大思想家王阳明（名守仁）。
名为正德的时代
据说武宗正德帝（一五〇五——一五二一年在位）在皇太子时代喜好学问、武艺优秀，被视为将来的希望。不过，他也有性好游玩的一面，只有这点让父亲弘治皇帝有点担心。果然不出所料，正德帝在十五岁一继任皇帝后，便放弃一切政务，沉溺于放纵逸乐的生活。他的脱轨奇特言行甚至在清代催生出一本外传《明武宗外纪》，可见如此脱轨而毫无道理的皇帝，在整个中国史上也是相当少见的。正德帝难以忘怀皇太子时代到热闹市街上游玩的喧嚣光景，遂在宫中开设商店、乔装成商人而满心欢喜。或是在宫中聚集宦官、实行军事训练，甚至玩起战争游戏。更有甚者，他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率领大军亲征蒙古。当然，横扫歼灭蒙古军只是做梦，正德帝只是喜欢以大将军身分站在军队前方行军的乐趣。而且，他在远征过程中还会劫掠良家妇女从事淫乐，以至于沿路居民听到皇帝军队来了都赶紧关闭门户、逃到外面。宦官刘瑾倚仗正德帝的权威而握有实权。他透过放鹰捕猎或陪同演戏而博取皇帝欢心，一路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之位。在心腹吏部尚书焦芳担任表面的内阁之下，表里提携而垄断了政治。刘瑾还动用东厂、西厂特务机关来打压反对派，将正义派官僚污名化为奸党、赶出政界，再任用自己党派阉党（宦官党）的人独占要职。在此期间，迷信藏传佛教的正德帝在皇城西边的西苑建立起名为豹房的不正经寺院，聚集僧侣、乐师，和美女嬉戏，完全不顾政务。刘瑾专权之下贿赂政治盛行，官僚升迁全依贿赂而定。即便立下军功，若没有附上谢礼便会遭到处罚，也难怪军队纲纪变得废弛保守。地方治安亦陷入混乱，在皇帝脚下发生的无赖刘六、刘七之乱，花了两年才镇压下来。即便刘瑾在正德五年（一五一〇年）以谋反罪名被处死后，这股弥漫于中央、地方的混乱也没有停止，正德帝的素行依旧未改。眼见如此事态，宗室之中陆续出现企图谋反者。特别是正德十四年南昌（江西省）的宁王朱宸濠起兵之际，一直向往巡行江南的正德帝高兴地亲征，乱事却在皇帝到达南京前便被南赣巡抚王守仁（王阳明）平定，隔年他又回到北京。回北京途中，正德帝不改爱玩心态，在淮安（江苏省）搭船游玩之际，想要捕鱼却不慎溺水，导致身体状况变差，一年后便逝世，享年三十一岁。正德帝在遗诏中承认至今为止所有过错，但是这份遗诏其实是廷臣在其去世后才立案起草，并非他的本意。
时代的宠儿
十六世纪之初的正德时代，正是明初体制动摇加剧、新社会胎动迹象日益显著的时期。即便传统价值观仍然笼罩社会，但是社会各方面都出现意图突破传统束缚的动向。经济情势上涨及社会风潮变化形成一股顺风，促使人们注意到自身境遇而开始提出自我主张。如此一来，既有秩序便很难再规范限制人们的活动。即便是传统秩序，只要是不合理的状况，下位者就不会默默接受。到处都出现这样的秩序颠倒现象。阳明学的兴起，明确反映了此类动向。王阳明（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年）创始的阳明学，基本纲领为“心即理”。也就是说，自己的心正是道理的根据。这和主张向既存秩序、也就是向外在事物寻求道理（性即理）的朱子学正好相反。王阳明的名言是“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汲取当时社会风气、从下位者观点重新理解儒教秩序的，除了阳明学再无其他（后面章节还会提及阳明学）。正德帝虽因奇特言行受到注目，但绝非无能的皇帝。然而，他不被任何事物束缚的奔放性格，令其比谁都痛感绝对帝制下皇帝的不自由与孤独。也正因如此，正德帝只能信任宦官或佞幸等侧近之人，如同社会抵抗既有秩序一般，他亦抵抗着以自身为顶点的传统秩序。在什么都做不到的状况下投身放荡生活，拚命挣扎，可能比较接近实情吧。在牢固存在的旧体制与新社会萌生的纠葛之中，正德帝在两者轧轹之下人格出现问题，王阳明则以独有思辨越过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两人都是时代宠儿，其存在象征这个时代的光与影。他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了其中一方便无法理解这个时代。将他们比作理解激动的十六世纪入门一般的人物，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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