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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明自传》
十六、困难时期抓粮食
1.开始建立机构
到鹤壁市粮食局不久，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即任命我为市粮食局长职务。原来县级时的粮食局长王朝中系三八年老共产党员，定为业务科长，又从粮食厅调来的韩玉章系三九年老共产党员，任人秘科长，接着很快又从省粮食厅下来了三十来个人，分别到各科室与基建部门工作。如此短时间内即建立了机构、定了人员，上下团结和睦，开展业务、开始了基建，一切均感到顺利。于是我曾想过、而且也说过：“将来就干死在这里。”
2.反右派斗争
六月中旬，动员发起“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才调来的新市委书记贺明甫同志，也是个干家，很快即掀起了高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各单位、各部门普遍展开，并要求把各单位的“右派分子”统统都要挖出来，决不能漏掉一个，否则单位领导就是右派。运动搞得非常紧张和激烈。白天搞运动，每天都得向市里汇报，挖不出来“右派分子”，领导右倾挨批评。当时我就想：“右派分子”属故我矛盾，哪能有那么多呢？
3.“大跃进”之年
遵照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线路、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社会上出现了“大办钢铁”“小土炉群”高潮。城乡人民男女老幼一齐上，不分白昼黑夜，不论干部群众，到处挖矿石，搞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眼见得大批外地农民远道而来，老的小的疲劳不堪，抛弃种粮食和棉花，使出吃奶的劲也难炼出铁来。有表扬杨某以家用做饭炉灶炼出铁来的奇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越大越好。继之大办农民食堂，取消家庭吃饭，连小饭锅也要砸掉。同时“共产风”越刮越大，说什么七年计划五年完成，立马即可到达共产主义社会。
后来，毛泽东主席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才提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脱离实际的“大呼隆”干法才得到一些纠正。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的爱人杨金翠出现难产，几乎要命时，我方才被批准请假从石家沟村赶回家中，立即想办法法转到中山医院。到十二月一日晨二时许，才安然生产了一名男婴。
4.“大反右倾”时期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开始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斗争。九月下旬，我在市委书记郝明甫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对鹤壁矿务局局长孙铁锋的过火斗争，一个星期也不让人家休息。当然我不了解一点情况，也没发言权。可以后又开展到粮食局时，在财贸部长吴宏生同志的再三催促下，也错误地批判了副局长。随至次年，我向其再三道歉，说明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
5.到处求援要粮食
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粮食已经很困难了，不少人浮肿。我作为粮食局长，也简直没有不想吃东西的时候。特别一岁多一点的小儿，被迫断奶送进托儿所，而我们两个大人仍然得经常下乡工作。
我到故县去搞蹲点，吃农民食堂的糠馍，既拉不下，又饿的难受。特别是每天帮农民推水轮子，半上午就没一点劲了。小孩在托儿所饿的几个月不会哭，几乎要了小命。夜间能去偷偷看上一眼，满眼噙泪也无可奈何。仓库粮食经常是只能支持五至七天的，库存调粮十分困难。市长路光来召开全市所有老同志会议，提出谁在外地有关系，可以写信或者去人求援。
我曾给贵州省劳改局王国详同志写信，法院院长带着去搞来万把斤红薯干儿。如此困境，可省委副书记宋致和却于同年冬还曾带领全省粮食干部到郸城县区参观假粮库，即里边放草，皮上盖得是红薯干儿，竟信以为真。至一九六一年，几个副市长不断出动调粮。我已先后带领洛阳等地区的干部到广西长住催调粮食，并到上海等处接受从加拿大进口的粮食。一九六二年后形势逐渐好转。
期间，二十三年没过见面的最亲密的战友彭仲韬老兄，连家也没回过，竟能到我那儿住了几天，可为贵客、稀客。但尽心竭力，也难以很好招待。做为主管粮食的局长，深感惭愧、遗憾！
三年自然灾害乎！人为乎！而信之尸骨不知几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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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急需人时到银行
作者简介：杨小沪，男，洛宁县景阳镇人，1947年生，中教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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