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七部 创造奇迹
周恩来与毛泽东相识相知四十一年，在为中国革命事业中呕心沥血，深受中国人民爱戴。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共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一次在历史的关键时节，都会作出明确的判断，特别是对毛泽东认识颇为深刻，对毛泽东在中国产的历史作用有颇深认知，并给于认真理解与认识，积极推动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
没有周恩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打算到湖南去小走一圈，没有人想到会走万里长征。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到周恩来拿主意。
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两人终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语。据三位警卫员回忆，当天下着滂沱大雨，周恩来全身湿透劝毛泽东跟长征队伍走，周打算想快去快回。但是，两人谈话投机，一谈就是一夜，中间警卫员进去倒水，两人见有人来又闭口不谈，直到警卫员出去关上门才又继续。
周恩来究竟如何将毛泽东说动了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遭牺牲了。
周恩来挺毛泽东，遵义会议鉴于博古同志的错误，要让张闻天同志代替他的领导职位，但博古不想交权：“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
因为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于是，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劝博古交权，后来，博古和自己的好朋友潘汉年谈到了交谈内容。
周恩来跟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解决”。共产党人在最高原则之前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后博古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对于周恩来一席话深信不疑。
毛主席和王明路线斗争，博古依然坚定地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王明又惊又怒，他与博古本是苏联留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博古背弃了同窗之谊。博古称：“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周恩来此举再一次奠定了毛泽东的地位，团结了党内力量，他的远见卓识也被历史所肯定，他选择的人，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正当中国走向解放全中国胜利，1949年5月7日，在北京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报告指出：青年们要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像毛泽东那样具有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的求知精神；第二，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的前进。这也是周恩来公开提出学习毛泽东，也是党在青年中提出的一个号召。
解放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很难在一起视察一个地方，因为各有各的工作，要在一起视察，很难一起同行。却在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湖南视察，两人还同乘一辆车，很巧合的事，来到了湘江的橘子洲头。两人望着风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江面。毛泽东逸兴遄飞，无意中突然提出要与周总理对对联。毛泽东看在橘子洲头，江面船来回航行，急性提出了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周总理看橘子洲头，思忖片刻，又想到马上就要达到下一个地点，于是想出了对下联：“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两位领袖都以长沙的经典景点入联，采用了谐音和动静恰如气氛对句，深刻的印在了橘子洲头。上联十一字，下联十一字，内容虽然简单直白，却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引留在历史长河中。
在1974年与1975年左右周总理病重时，叶剑英元帅指示周总理医疗小组的护士、秘书、警卫称：“每个人都要准备好纸和笔，周总理一辈子受的委屈很多，他肚子里的想说的话也很多，不管他说什么都记下来”。
叶帅临出门还不放心，忙补上一句“昏迷中说的也要记下来”。直到周恩来去世，护士、秘书、警卫上交的都是一张白纸，即使在昏迷中也不说不辩，将这一生想说的不想说的话全部带走，留给后世许多谜团。今天想来至为遗憾，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周恩来，是把一个党人做到了极致。
什么叫党人？统一组织，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有了党的领导人率先牺牲，党才能凝聚，才能统一。周恩来终生个人服从组织终生牺牲个人。周恩来绝不仅是中共的榜样，而是世界上所有政党人的榜样。
周恩来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周总理还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因为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中国领袖没有那个人都无所谓，但没有毛主席，革命胜利早着呢。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伟人在晚年时都在互相爱护和关心，入丝入毫，点滴不漏。走进晚年，老人的悲怜晚情，揪人心肺，催人泪下。
“九·一三”事件后，据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不知怎么突然发生了一次突变。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并且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毛泽东苏醒过来，他以为见马克思了。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心急火燎。虽然他曾指示医务人员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和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
1972年，周恩来自己身体已经发现了便出血病的现象。他有某种预感，更加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常常有几十小时不合眼。他的身体迅速地消瘦下来。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望着医生低声恳求道：“你们先不要急，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医生和立即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打开医生的报告单，一字一句地读完，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在他平时根本没有出现过，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表现出来。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组成领导医疗组工作。
早在1965年，医生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周恩来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
1974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近乎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3月20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亲笔致信毛泽东：“主席：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就要进入草地了，这将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病倒了。他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当时毛泽东决定让邓颖超从休养连调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阿米巴痢疾”。根据医书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生存。
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易米丁药之外，还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以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医生们把冰袋放在周恩来的身躯上部，焦急地等待着。过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时地低声呻吟，说肚子疼，并排出了许多脓液。周恩来转危为安，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他胜利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又重提此事，说明病因，读起来使人心如刀割。
信的末尾还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病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自己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另设计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毛泽东体察事情很细微。当他坐上一个较为满意的沙发椅时，马上想到了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朋友周恩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深厚感情啊
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关心。自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体质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况很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有时连续几天大量工作，有时他又因帕金森症发作卧床不起。
毛泽东身体状况虽然日衰，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
就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多1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周恩来一行人下榻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在蓉园毛泽东住地1号楼，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4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也谈了他几个方面的意见。有关中央处理的国家大事。
特别是了解到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以及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恰逢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早在晚饭前，细心的周恩来就预先告知湖南省领导：“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到了晚餐时分，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身体还很虚弱，正在康复当中，更何况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很高兴。当大家听完张平化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大家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就在这天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4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友谊有多深，就称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谈话。由毛泽东衷地感叹，写下了这首《诉衷情致周恩来》（1974）的诗歌来表达自己和周恩来总理年老，经常生病，有没有选到合适的接班人而伤悲：
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毛泽东这种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当时苏联的领导集团，正在怀疑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道路是否可行，世界上资本主义庞大势力渗透于苏联，倒退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国内也有这种苗头，采取文化革命，从思想上奠定社会主义思想，在公有制前提下，树立只有人民，才是创历史动力。一步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抵御资本主义意识思想渗透，稳步向前推进，但这种初心，谁能理解，保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为之叹息。经自己的心里话，用诗告诉周恩来总理，唯有他能理解理解毛泽东的苦衷。
毛泽东从《诉衷情致周恩来》诗中，还有包含了他曾经说的话：“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忧的事。但道路是曲折，复辟是短暂，人们会认识清楚，将会朝着光明大道前进。
对于自己来说1975年8月，人变老了，毛泽东的眼睛得了白内障，视力减弱越来月看不见了事物以及文件和书了，医生决定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毛泽东的手术像周恩来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1975年10月下旬，为了“延长生命”，医生给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到这时，周恩来先后做了13次手术。“13”在西方被视为极凶数。
周恩来曾因罗杰斯及其助手们为住“13”楼而生气时，给他们讲中国寓言“不怕鬼的故事”。罗杰斯等人听后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消失了。
然而，周恩来这次巧合了“13”这个“凶数”。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周恩来此时不但卧床，而且已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膀胱等部位整个都烂了，但头脑仍然很清醒。卫士和秘书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听广播。
到12月，周恩来已经高烧不断，说话都越来越艰难了，声音非常微弱。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便让秘书去买来诗词，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真挚而深厚的，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
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过去了。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像章。从这枚像章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枚像章，周恩来从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
据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回忆说：“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为此周恩来就戴着枚“为人民服务”在自己胸前，任何时候都没有取下，这是周恩来为中国人民服务公仆的准则。
周恩来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也是他和毛泽东成功合作关系的主要之点。人民是他们心中的“上帝”，就是中国人民，“人民万岁”是发自他们内心肺腑的口号。他们都把自己融化在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中，并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
据秘书和医护人员回忆：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多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他们的心中都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身体好一些，能够到周恩来的病房看一眼，在周恩来的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啊！
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之中，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然而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张耀祠得知总理逝世这一噩耗后，马上来到毛泽东的大厅，告诉了在毛泽东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主席大厅里的条桌上。
护理员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她知道这是有人送条子或送东西来了，一行周恩来逝世的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毛泽东感到惊愕，也相信，也不相信。相信周恩来的确病危，医疗报告都是亲批的，救治不能救治不治病，人去世是正常的；不相信，周恩来总理不该这样快离开人世，面对现实。
下午三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孟锦云收下来，看毛泽东睡醒了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她拿起那张讣告清样，低沉、缓慢的读到：“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毛泽东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小孟自己已经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毛泽东这时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毛泽东始终不说一句话。此时，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感情于万一，几十年同舟共济，风风雨雨，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长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从心，他不能不触景生情了。1976年1月8日下午，毛泽东于是用古典《忆秦娥·悼念周恩来同志》：
山河咽，拭泪无语心欲裂。
心欲裂，顿摧栋梁，痛失人杰。
江山如画忆丹心，宏图遗愿永不灭。
永不灭，新苗茁状，势与天接。
从诗歌中表现了毛泽东悲伤的心情，“拭泪无语心欲裂”，顿时就觉得天塌下来了，失去了栋梁之材，使人感到悲痛；同时也赞扬周恩来的丰功伟绩。“江山如画忆丹心，宏图遗愿永不灭”。所创造伟业，有人来接班，新苗成长，请周恩来安息。
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总理的追悼会，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人员等报告，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情况，并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总理追悼会活动。毛泽东何况不想参加周恩来去世悼念活动呢，医务人员也准备好了，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准备毛泽东万一改变初衷，要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
到了14日晚上，早已病重的毛泽东，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或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
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张玉凤一直守候在侧。她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毛泽东，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走不动了”。说到这里，张玉凤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泽东，张玉凤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她后悔极了，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泽东。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
追悼会前一天，小孟给毛泽东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 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小孟读着，忍着眼泪。 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依旧没说一句话，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
此刻，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听悼词时的号啕大哭，能不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这里面能没有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
在后来几天每次给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小孟发现时，她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她回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他常常沉默着。
1976年2月4日，除夕夜，毛泽东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没有亲人的团聚，也没有招待朋友的宴席，没有一点欢愉，只有小张、小孟陪伴着他。
当午夜，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时，他听得那么真切，他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是除夕，这是春节。他看看小张，又看看小孟，用他那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节选自《红镜头中的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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