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延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应该是1974年吧）。春日的一个下午，父亲去参加生产队社员大会，我们吃完晚饭要睡觉时他才回来。那晚的父亲一改往日的少言寡语，一进门就说这问那，满脸堆着少有的笑。
母亲端来了加热的剩饭，让父亲赶紧吃。父亲双腿盘坐在炕上，乐呵呵地告诉我们：“咱家有喜事了。”
“啥喜事？”母亲问。
“你们猜猜？”
“咱家在生产队‘黑’了十几年，哪里有好事呢？”母亲显得有些惊愕了。
“咱家成了饲养户了，我们的二女子不再下地劳动，专门当饲养员了。今天社员大会上队长宣布的，队长还说，给咱二女子一天记7分工。开完会队长专门找我，说让好好把牛先养一年，明年可以养驴、骡、马。他还发给我一根纸烟呢……”
那天晚上父亲的话很多。我们姊妹几个听后开始描绘修牛圈、割牛草、铡牛草、野外放牛的“蓝图”，高兴得一个晚上没有睡着。
第二天，父亲起得很早，开始筑牛槽、做牛圈门……我们几个跟在父亲身后帮忙，虽然个小力单，但心里却乐开了花。从未哼过一段曲子的父亲，竟不时地唱起了秦腔……
三天后，父亲要去邻居家赶牛。我们几个早早地去田野里拔了几筐草，紧张地恭候“家庭新成员”的到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把鲜嫩的牛草摆满了一槽，就是等不住父亲赶牛回来。
中午时分，父亲汗流浃背地牵着一头尕羯牛、赶着三头大小不等的牛回来了。口里还喃喃地骂着：“这个小子，太淘气，我要慢慢地收拾它。”
大黄牛、黑眼窝子、小羯牛、小黄牛四头牛总算顺利“落户新家”了。
说是四头牛，其实成年牛只有两头，“黑眼窝子”属于老弱病残，瘦得皮包骨头。唯有老黄牛还算健壮。它个头不大，但很有力气，独自拉着犁头走，就是板结地也不在话下。
它们的到来使家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割草、铡草、喂牛、出牛粪、垫牛圈成了我们家务的一大部分。
我们几个小孩都天天关心着几头牛的“饮食起居”。二姐不仅自己每天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姊妹几个布置任务，要求晚上放学后我和妹妹都要铲一背斗牛草，还要严格验收，从质量、数量上认真把关。
两头成年牛除了天阴下雨外，每天早晨都要下田犁地。那几年驾大黄牛和“黑眼窝”犁地的是同族的一位叔叔，他性子急、脾气大，因此，两头老牛也免不了受“鞭刑”。每次老牛歇工回来，二姐第一时间都要查看“伤情”。一次，她发现老黄牛喘着粗气，全身的汗还未干，身上留下高高凸起的鞭印，二姐心疼地掉下了泪。
有一年的秋季，淅沥的小雨下了多日，山村里的一切都被绵密的雨帘遮着。家里的牛草告急，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三姐赶着四头牛去山坡。青草鲜嫩，它们急急切切一顿猛吃。山坡湿软，怕发生意外，刚开始，我和三姐一步也不敢离开。谁知，那天中午喝了一碗苞谷面糊糊，没多久，我感觉饥饿难忍，给三姐打了招呼后就跑到坡顶的路边吃干粮去了。
不一会，三姐的哭声清晰传来，我一下感觉出大事了，顺着哭声连跑带滚，跑到山坡上时，老黄牛不见了。听到哭声，对面不远处修路的大人们很快赶来了，父亲第一个跳下窟圈，在几个人的帮助下，连拉带扶，费了很大劲把老黄牛折弯的脖子转顺时，它已断了气。
那天，队上家家都分了牛肉，唯有父母拒绝。那天晚上邻居家不时飘来牛肉的香味，大人小孩欢天喜地美餐，我们一家人连晚饭都没吃，早早地睡了。
那年年底，生产队象征性地让我家赔偿了10元钱的牛钱，虽说是“象征性”的10元，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这区区10元可能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零碎花销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怨言，反而心存宽慰。
往事如烟。近五十年岁月已逝，当年生产队的那些人、那些事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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