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寻访文学领域的精神光芒，共享创作历程的故事与领悟，《中华文学》大型人物访谈系列，用文字与光影记录属于写作者的真实瞬间，那些相遇与交会，意外闪着光。
鄢元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出版诗集《女人与风景》《赤色诗屋》，散文集《船》，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
文学于您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文学对我来说，我把它定义为一种奢侈的快乐休闲，有点像年轻人打台球，中年人打麻将，老年人跳广场舞。我不知这种说法是否会让真文人反感，因为他们太多的会去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使命感、文学的抚慰心灵和思想布道，若是让我进入这扎实的钢结构说道，又要让我进入状态，提笔创作，我可能会大脑一片空白，我的笔也会成为一支秃笔，写不出半个字。
我相信我品位的高度和作为社会人的基本操守。所以，点一根烟，让烟雾缭绕我，并慢慢引燃我的灵感时，我便能进入一种纯粹的文学发泄，发泄对人际关系的温暖或悲凉的感知和反思，这种感知和反思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被真实表达。但利用小说里的人物，便可以对人生进行重新设计，在设计中，对情感进行悲伤的操控和温情的反转，设计一场阴谋，让人性的丑恶摊在阳光下晾晒，设计一场内斗，让鼻青脸肿的教训，成为高压线下的一个安全护栏，提醒一些人绕道而行……
是的，文学的表达，不能着意让自己在一个冠冕堂皇的大房子里去朗诵，手上还刻意套一个具有使命感意味的手环……
我是一个十分爱文学的人，自从小学五年级看了《红楼梦》后，就真爱了，但若文学不能给我带来快乐，我会选择不爱。如今的生活已经让我们累到了骨子里，为何还要加一床湿漉漉的棉毯把我们彻底压垮？
事实上，我1983年开始诗歌创作，2003年停笔，停了十几年，一直到2017年底。我曾在微博里写道：“在文学的岔道，把自己走丢了。”而真实的原因是写诗已经无法给我带来快乐。中间，报刊约稿，写了几篇散文，把自己累得够呛，像做苦力活。
直到2015年、2016年，闲暇中读了余华、刘震云、王跃文的一些小说，忽然疯狂迷恋上了小说，2017年冬天，便开始创作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
每天，别人下班是盼望回家，我是盼望办公室清静了，马上能够进入自己十分过瘾的小说创作中，那种状态，真的有点像吸毒者躲进无人的角落，吸食鸦片……设计的人物命运、故事冲突让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有时会心地笑，有时恨不能拍桌子骂娘，有时被一段情感折磨得筋疲力尽，那小说写到一定程度，作者真的是被小说的人物带着走的，感觉其中的人物左右你，让你不可能写走样他，包括他说的话做的事。这时，写作的快乐带些魔性，让你欲罢不能。
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其他的肯定，其实并不能让我兴奋，唯一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不少人，居然会在三到五天能把这三十余万字的小说读完，有的人一读，便读到深夜三点。这种现象，让我能肯定，我的小说吸引他们了，让他们在阅读中产生了愉悦和快乐。
我相信我人品的高度和作为社会人的基本操守，小说是我人性和思想的真实流露，只有能读进我的小说，我才能够影响他们，也许这里面有我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和对人性暖色调的感悟，但这一切都不是着意，我为人不假，为文更不假。
有好友问我，你，文化企业掌门人，每天忙得一塌糊涂，还好交友，抽烟喝酒样样来，还喜欢追电视剧，看足球打羽毛球，居然还能写出这么多字的小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不太好答，用一个有点俗套的比喻好像可以说得更准确一些。若你深爱一个人，用在她身上的隐形时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睡前、睡后，忙事的间隙，甚至与人谈话，听人汇报，也会走神，分出些时间给她。创作小说时，我亦如此，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内斗、纠缠、和解，整天都在大脑里蹦跶，仿佛急于要去小说中抢位置占版面，弄得我连做梦都会梦见他们，至于把他们写出来，那就只是个手工活了。
2020年3月15日，那个疫情的尾巴仍在扫动人们心理阴影的早春，我在温泉老家的后院，写完小说最后一个章节。写完小说，与小说人物的离别，让我五味杂陈，千般不舍……当天，留在微博几句话：封城50多天，在温泉卫生局老楼的后院，一面从网上读许多关于疫情的新闻，一面潜心两年多一直快乐且休闲的事！今天，终于完成！兴奋且失落，与书中人物的告别，一万个不舍！
解压生活，寻求休闲和快乐，各人方式不同，我，用文学。
如何走上创作道路？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记得当时的心情和故事吗？
如果去信命理，那我觉得老天对我一生是有设计的，他为我建了两座坚固的房子，一间是期刊坊，一间是文学闲堂。
大学毕业，我短暂地在机关部门被调教了两年，1988年到现在，近三十五年，我一直在那期刊坊做编辑，做主编，做期刊集团掌门人。
至于被文学捕获，用传奇似乎有点拔高自己，用奇葩，自己和别人应该可以接受。不管是初中开始写长篇小说，还是大学时第一次发表诗歌，都带些偶然到奇葩的意味！
小学四年级开始读小说，印象中，读过《蓝天志》《香飘四季》《艳阳天》什么的。小学五年级，读《红楼梦》，迷进去了，那种感觉，有点像只莽撞的嫩鸟，进了个牵着绳子的竹筐，绳子一拉，被捕住了。我被文学的巅峰《红楼梦》给捕住了。
记得那种读，不是一般的浅读，是用笔画横线做记号，抄经典好句、经典诗词的读，《红楼梦》让我深深迷恋上了流着糖水带着酸味，弥漫着风花雪月，倒映着灯火阑珊的文学。文学的《红楼梦》让十二岁的我，情感早熟，爱上了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
直到现在，在与女性聊天时，我都会重复一句话，女人若没读过《红楼梦》，她很难达到骨子里的优雅。
初中一年级，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刘涛，布置了篇寒假作文，题目叫《除夕之夜》。
那年除夕，我是与同班同学靳洪涛、吴学军、廖学帆一起度过的。我们晚饭后一起去了温泉河，在桥上，我们人生第一次谈到未来和抱负，谈得很真诚，幼小的心灵充满了膨胀的激情。记得那晚的河水，在路灯的映照下，泛着红色的碎光。
正因有那个初燃人生激情的夜晚，才有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除夕之夜》，是的，我把老师布置的作文写成了一篇一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也不知当时的刘涛老师是怎么想的，他不仅把超规格超字数的作文认真看完，而且给了一个他自教学以来的作文最高分89分，更有创意的是，他居然鼓动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写小说，记得当时他的评点是：作文写成了小说，有小说创作的潜力和天赋，以后可多看多写，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老师一句话，彻底把我引偏了。一个心智都难说健全的初中生，忽然发现了自己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巨大可能性，那种兴奋和爆发出的创作激情是难以想象的。记得，我很快就创作了另一部小说，是部侦破小说，七八万字。刘涛老师认真看认真改，完全不负责任地给予鼓励。之后又创作了多少小说，已记不清了，但每篇刘涛老师都改，都鼓励。最后发展到大半年不上学，在家写长篇小说。
我从小就是个听话爱学习的好孩子，在学校在家，名声不错，但大半年不上学，最后还是被当时做卫生局局长、文办负责人的父亲知道了，文办管教委，教委管学校，父亲给温泉小学的童校长打了电话，问我的事。我这大半年不上学在家写小说的事才彻底暴露出来。也不知我的好老师刘涛是如何被童校长训斥的，之后他找我深谈了一次，记得那次，他神情有些阴郁，最后说的是，回来上学，把落下的课补起来，完成在中学的学业，努力考上大学，再写小说不迟。
我也确实为他争了光，自小做事我就能发奋，初二文理分科后，我在当时住的防疫站房子外的鸡栅里苦读一年多，每天鸡一叫，便起来跑步，学习，到了高考之前，成绩已冲上全文科班排名第一名。1981年，我顺利考上华中师范大学。1981年的大学生，百人挑一不为过，而且我上的是重点大学。至今，仍能听到，老防疫站老人教育子孙，拿出我在鸡栅读书的事。
直到现在，我都有点无法理解，咸宁温泉中学的语文老师刘涛，对一个心智都不十分健全的学生竟然敢如此大胆地把他引偏。后来，刘涛当上了温泉中学校长，后又做了咸宁教育学院的一把手。这段我从文的历史，之后在给刘老师拜年时谈起过。他的说法是，那时，我年轻，昏了头。我说，你一昏头，生生地把我的人生做了重大的批改。
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也是当时对历史特感兴趣，分数又高，华师历史系也厉害。历史读进去才知道，那就是一工具，是所有哲学、文学的工具和基础，虽有华师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源的“历史是凝固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的话，但这话也实在难让我归道。于是，大学时期又开始写起小说，而且学会了投稿。学会投稿，必然要接受一次次饱受精神摧残的退稿。一次次退稿的打击，以至于每天下午五点多钟，看见生活委员钟育强拿回信件中有大信封的，心里便发紧。钟育强，广西人，广西口音的大嗓门：鄢元平，退稿！这声音，有时在噩梦中都能听到。
文学捉弄人，手段既恶劣又幽默。写了多年小说，没想到，第一次把文学弄出声响的却是诗。这一辈子，迷进小说，多少对诗有些低看。
在学校阅览室翻看杂志，忽然听到院广播台播报全校国庆征文大赛，大赛只接受诗歌散文。
也是小说天赋一直不被各家刊物认可，那些退稿，几乎都是铅字的，连真诚的手写回稿意见都没有，而想要被认可的虚荣心找不到出口。所以，想要在最简单的诗歌方面，把那小说的才气，匀一点出来，试试写诗。
那时读过纪宇的长诗《风流歌》，觉得好，流畅，韵押得好，所以，写了首也流畅，韵也押得好的诗，叫《生活的思索》，阅读室一楼大厅外有投稿邮箱，把诗投邮箱时，不自信也怕人嘲笑，所以，左右看，一直确定边上无人时，才偷偷摸摸把诗稿投进去。
既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第二天中午，诗在全校广播里播出了，播音员那浑厚的带有磁性的声音让我发现诗的感染力居然挺强，诗里要表达的，表达出来了，没有的，也让那播音员渲染出来了。正与同寝室同学万士强去食堂，我激动地把万士强紧紧一搂，说，妈的，这诗写得太好了，我创作的！声音有点大，以至边上走的同学用奇怪且多少有点鄙夷的眼神看我，一首在院广播台播出的诗，好像没什么值得如此炫耀。但他们如何能理解，长期写作不被认可的压抑和苦闷。
这首诗后来获得全校国庆征文一等奖，它让我平生第一次获得了写作的回报：一个黑色的笨大笨大的包，这包后来陪伴了我许多年。
如果说《生活的思索》只是作品被认可，那么真正意义发表的第一首诗，那就是一百三十余行的长诗《永恒的青春笑意》了。
这首长诗的发表到知晓其发表，亦是故事性十足。知道诗好写，且自己在这方面潜力十足，我把创作小说的热情全部转移到了诗上。每晚到图书馆阅览室读现刊、过刊的诗，一读到好诗便抄在笔记本上，短短两三个月，抄了三大本，其中居然抄录过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的舟恒划发在《长江文艺》的一组诗，印象中那组诗的题目叫《晨练》。中外诗歌，如拜伦、雪莱、歌德、席勒、波特莱尔、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泰戈尔以及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公刘、流沙河，当然也包括一些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欧阳江河、杨炼的诗。诗集借了得还，所以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是一首首全部抄在了自己笔记本里，闻一多的《红烛》《死水》、公刘的《仙人掌》、舒婷的《双桅船》，几乎每本诗集抄了一大半。不仅如此，还看诗人的传记和长诗，如《拜伦传》《雪莱传》《唐璜》《浮士德》。每天给自己的安排是，早晨六点起床，背唐诗宋词，上午上完历史课程，到下午上课之前时间背抄录的诗，晚上从阅读室回来，收听湖北电台九点的文学节目。有些变态地疯狂啃咬一切能给自己带来诗歌营养的诗歌食品。
诗读得多、抄得多、背得多，为诗的底气自然也充了气般的足。在《湖北广播电视报》上看到有武汉作协与武汉电台联合举办的元旦诗会征文大赛，于是按地址投去了自己写的朗诵诗《永恒的青春笑意》。
记得那天晚上正在寝室洗脚，准备上床背抄录的诗，隐隐从对面周柏青等同学的寝室传来男女播音员朗诵诗的声音：我问广阔无垠的草地/我的青春迷失在哪里/浅浅嫩绿/风吹草低/回我一声/找不到春天的叹息……当时感觉是，在树下，被叶缝里漏出的金色的光将眼和大脑猛地闪了一下，然后立刻避开树荫去找金光。我是赤着脚奔去的对门寝室。进去时，周柏青说：“这收音机播出的诗的作者，与老鄢的名字只差一个字，他叫鄢文平。”
我没搭理他，又仔细地听了几句，然后肯定且自豪地说：“这是老鄢的诗，诗的题目叫《永恒的青春笑意》。”
“是，是，是这题目。”周柏青说。整个寝室的七个同学，包括那些已躺在了床上的，都伸长了脖子来看我。我赤着脚站在他们寝室的正中央，与他们一起默默地听完了整首诗的朗诵。
那天晩上，夜深人静时，把蚊帐扒开，看窗外的月亮，忽然觉得它特别圆，而且散落在蚊帐和我脸上的光，还带一点柔柔的甜味。
后来，找到了《湖北广播电视报》，那上面文学栏目有我的诗题和名字，名字确实写错了，是鄢文平。找武汉电台文艺部主任赵誉泳，并通过他认识了湖北电台的李红以及大作家白桦、方方等，又在华师组织发起湖北高校规模最大的一二·九全省高校诗歌创作朗诵大赛，并与华工的鲍勋、武大的马竹组建南方诗派，后来舟恒划加入，形成“南方四君”等等，这一切已是后话。
《永恒的青春笑意》获得那次征文大赛三等奖，同获三等奖的还有著名诗人董宏量，记得当时还在赤壁的梁必文的《编钟》获得二等奖。这首诗被播放了无数次，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还经常能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那美得让人窒息的朗诵声……
谈谈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我是一个十分喜欢阅读的人。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我认为是肥料与植物的关系，肥料充足，植物才可能茂盛。是羊与狼的关系，羊肥，狼的牙齿才能锋利，才能在食物链中保持强势地位。是米、酒、烟，滋养身体、大脑与灵感的关系。
一本书，可能让你陷入泥潭也可能让你走出泥潭，一本书可能让你的人生走偏也可能让你在走偏的道上转一个弯，迈向正道。
如果没有丰足的阅读，你的写作可能永远是井底的那只瘦蛙。
脚底下垫上那一本本厚书，你的写作可能一步步接近旁边的那棵文学大树，到一定高度，你借被垫起的高度，够住那树枝，然后，去爬那大树的主干。当然，也可能，书垒起的高度让你永远只能碰到那大树的叶。这里面的意味便是，阅读的书有可能将你文学创作一阶阶垫高，但却不等于，阅读能真正接近文学的主干，真正让你在写作上达到期待的高度。
就阅读而言（暂且将其框定为文学阅读），我认为起码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效阅读，或者叫借鉴式阅读，这种阅读，我又把它称为深阅读。其二是消遣式阅读，或者叫娱乐化阅读，我又把它叫浅阅读。当然，这两种阅读也可能相互转化，转化的原因，只在于你对书的期望值及你具体在阅读中所达到的有效值。每个写作者的阅读都会不自觉地落入这两种方式。
在我疯狂地爱上诗歌的那一阶段，对每一首诗，每一本诗集的那种读，甚至超出了深阅读，那是一种捕获到猎物般的啃咬。一首好诗，抄下来，迫不及待地反复咀嚼，背诵，极致到要吸干其最后一滴血。创作的热情，需要养分，而这种养分，除了生活，更重要的便是在阅读获得。
初入诗歌，除了朗诵诗，更多创作的便是朦胧诗。那时候，我们在大学的诗歌爱好者，被称为后朦胧诗群，第三代诗群。所以，对前朦胧诗，后朦胧诗，第三代实验诗人的作品读得最多，讨论得也最多，这种读，应该是借鉴式的深阅读。之后，我们在大学里拉起“南方诗派”的旗帜，以创作江南诗为主，于是，饶庆年的《山雀子衔来的江南》、刘益善的《我忆念的山村》等一批南方诗，便成了我们的经典读物。
写作者，你的阅读范围一定会与你的创作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当然，在这功利十足的借鉴式阅读之外，仍然会存在许多带有辅助性和消遣性的浅阅读。钟爱诗歌，离开小说之后，在大学里，同样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红与黑》《简·爱》《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等。只是觉得，进入文学大堂，这些悬挂于大堂的经典大画，你必须用你的眼睛去亲近它，抚摸它。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实在是个氧气十足、水草丰厚的大池塘，求学的学子，如一尾尾鱼，自由地在里面游弋，吸收富足的水生物，欣赏美丽的风景。
2003年，背着厚厚的行囊，进入钢筋水泥的城市，在文学的岔道，我把自己走丢了，一丢，便是十几年。我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文化商人，当然，后来用作家出版社给我打出的标签是：今古传奇掌门人。与文化有关系，与文学也有关系，但我本人，却是铜臭气盖过文气的文化买办。
直到2015年，我再一次迷恋上小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应该相信宿命。回到小说，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阅读。
之前最喜欢的小说家是贾平凹，喜欢他是因为喜欢他的《废都》，当然，之后的《秦腔》和去年才出的《暂坐》也读，但那些作品的光辉，是夕辉与正午阳光的差别。
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以及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像几根树桩，我被文学大柱子捆上橡皮筋往前逃奔的身体，被这几个树桩绊住，失去平衡，被弹了回来。因为阅读，让我失了神、散了光的眼睛开始重新凝眸小说。
余华的小说《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唤》等几乎读了个遍。日本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无影灯》《再爱一次》等亦是一本本读。之后又喜欢上了刘震云、王跃文、麦加，他们的小说一本本通过各种渠道买回来看。当然，还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曲。读书写进微博并经常向人推荐的是豆豆三部曲：《背叛》《遥远的救世主》《天幕红尘》。虽然故事和人物设计有点幼稚，但，读过这三本书，它会让你学会思考。
在阅读时，我曾在微博中写过这么一段话：这些书，不是读，是吃，而且是急不可耐的吃。里面的酥软、甜滑、麻辣正合口味！至于营养，估计会在慢慢消化后体会！
就像你长期生活在树林，那些树的精气必然会渗入你的身体，让你躺在松软的树叶上，看着粗粗的黑青色树枝与深绿色的树叶，那从叶缝里渗出来的阳光，一滴滴，滴在你的脸上和身上，然后，你就会慢慢地把自己幻化成一棵树。
因为阅读，与小说的无比亲近，终于让我在2017年冬，开始了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的创作，我开始真的把自己幻化成一棵树……
2020年，新冠疫情让武汉封城，我被封在了老家温泉，在那段让所有人心里都留下阴影的日子里，在老家老房的后院，我孤寂而凄美地完成了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历时两年零三个月。
小说完成，虽暂时未发表，但心里的感觉是，已然上了小说的道，已然成了棵树，既然是树，在微风拂来时，当然会摇动树叶摆动树枝。
解封后，回到武汉。回汉便开始试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能写，中篇，应该不难，为诗带来的自信，成为为文自负的底色。不到一个月，创作完了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封城》，《封城》先在网上连载，反响强烈，阅读达到十万加，之后又被一线大刊《当代》刊发，改小说题为《江城子》，后《江城子》被《作品与争鸣》转发。
被那捆在身上的橡皮筋将自己弹回进文学的树林，只感到头顶的阳光开始灿烂。
之后，又创作了中篇《骗子》，写《骗子》时，阅读了各种有关骗术的信息和文章，最后找到“东方谋略”这个融入中国人血液的点来追根溯源找“骗”的土壤，让作品有一定深层警世含义。这部小说后来被《小说林》改题《做局》推出。
在写另一个中篇《老黄离婚》时，读了三本小说，托尔斯泰的《复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刀锋》。当然有些是重读。阅读的目的，是因为，我写的是非主流非正常的人，我要借鉴前辈们如何写。
这里就要回到原来的命题了，写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借鉴式阅读。阅读，有可能在写作中让你站在巨人的肩上，也有可能让你主动绕道。
故乡是许多写作者绕不开的话题。您笔下的故乡是怎样的？
2015年，当时在《长江文艺》做副总编的胡翔向我约一篇写故乡的散文，那时，离开文学许多年，在生意场搏杀得精疲力竭的我，感觉被人推了一把，推进了鸟语花香的温柔地带，那几天，心中的天空是湛蓝的，满屋烟气的办公室，似乎自生出淡淡的草香。想到故乡咸宁温泉，坚硬的心一下柔软起来……
写完散文《心之城》，许多天都走不出那沾满桂花甜味的小城。是的，故乡的那壶酒，把我酿造成了一个文人，一个诗人。
在《心之城》后一段，我写了如下的文字：
从咸宁到武汉，我用了12年，将自己由一只温顺的羊变成一只城市龇牙的狼。游弋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我偷儿般去窃取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朵。
当然，高建筑的酒店，语言碰撞与生意对峙的间歇，偶尔从灰黑色窗帘的细缝处，捕捉到掠过城市的飞鸟，其鸟影和隐隐的鸟声也会将我带回那座充满恬静和娴雅的城市，那个迅速让我安静下来的叫温泉的小城，会瞬间使我的目光变得温柔，而这种毫无防备的温柔，总会留下一些凶狼猛然攻击的牙印！
其实，有很多很长的距离，只是一根烟便可抵达的，但咸宁到武汉的路程我却需要大半辈子的跋涉才能完成。
每到周末，准备好绷带和膏药，像被肺痨城市咳出的一口布满细菌的痰，我从武汉疲惫地回到温泉疗伤。
那时候，老母亲真实的责备和永不停息的唠叨像前后院疯长的草一般，缠绵且柔软，兄弟姐妹们碰杯的声音恍如天籁，老朋友间的嬉笑粗骂和方城中的随性玩乐，像清凉草药般敷于新伤旧疤……
去星海竹林聆听一湾清泉带来的蛙鸣，去太乙古洞寻找二十年前丢失的一句幽诗并再次咀嚼一个人的名字，去潜山脚下的老桥等待一个永远等不来的背影！
每个人都会藏心于一域山峦与河流，一片宁静的幽草或一个掩埋了许多情感和故事的小镇！混迹于其他城市，那只是一种岁月的远行。
繁华与喧闹，那个失去灵魂的躯壳总会在特定的时候去那个属于他的空地，找他的心……
人其实也是要活一种环境的，像动物一样！
您如何看待生活、职业和写作的关系。
许多人的写作与他的职业是两条平行线，很难让自己移位一下，与职业达到交叉。两条道，渐行渐远，最后，在文学那条道走得太远，把职业给弄丢了，或者，在职业的道上弄出些高度和强度，让文学那片林荫道枯萎凋零了。
文学创作是要有生活的，而生活与你从事的职业是有内涵和外延的关系的。
你的职业之于你的创作，很有可能就是一口井，这口井可能碎石多了些，方位也不理想，挖起来有些费力，且不是所有人都深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所以，心理上的抵触和厌倦也让你不太愿意动镐头。
但我要说的是，文学之井很多，估计泉水最丰足的还是职业之井，因为它是生活最接近真实的内涵。
刘慈欣之所以能创作出《三体》，这与他找准了才学与职业的方位分不开，他是个做水利水电的高级工程师。
最近湖北有部长篇小说叫《钢的城》，影响很大，好评如潮，作者叫罗日新，他在大冶钢厂长大，曾做过钢厂副厂长。
诸如此类，例子颇多。文学创作，职业之井，就在脚下，看你愿不愿意挖而已。
今古传奇第二代掌门人（后又做了湖北省文联一把手）李传锋，获过两次民族文学最高奖“骏马”奖，我与他探讨文学较多，曾多次鼓动他写官场小说。他在文联主事多年，夫人还是副省长，以他的文字功夫和官场历练，一定能写出相当精彩的官场小说。他听，也不听，但至今仍写他的恩施土司和他擅长的动物小说。
我的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李传锋看完书后，与我有过一次长谈，因我小说里有一个先做刊社老总，后又做了文联主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的，叫林子峰，所以，我们的长谈毫不避讳这个人物。看得出来，他对这人物是喜爱的，甚至说出写林子峰还不够大胆的话，又说了许多他为官时的一些生动、奇葩、刺激的事。最后回到我劝他写官场小说的话。他说，其实我想写呀，但有些事有些人，太真实、太下作，怕对号入座得罪人呀。
这就要回到，深挖职业之井，端出的泉水到底以怎样的方式送给人喝的问题了，是放些糖，或加点醋，或者原汁原味呈现？
与自己共事的人，脸谱各异，性情各异，人性的底色也有不同。大家共事，扶你上梯子的有，见你爬太高，抽梯子的亦有，而人最难接受的便是，被丑化（即使本来就丑，也没有人自己愿意承认）。但有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那就是写作者发自骨子里的善，作品散发出来的善。说实在，职场几十年，我还真没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恶人。
说极致一点，哪天，若你遇见了鬼，那一定是因为你自己也成了鬼。好处判人，天宽地阔！作品亦然。
我的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便是我深挖职业之井，然后用木桶舀出来的一桶职业味极浓的水。
构思这部小说时，我正处在一种回归文学的状态，这种回归，其实又是一种新的回归，从凝望湛蓝洁净天空到亲吻脚下腥味十足土地的回归，是的，是从浪漫诗歌向人间烟火的小说转化的回归。
我在《小说林》发表中篇小说《做局》时，主编让我附带写篇创作随笔，我写的题目是《文学之林，养心吉地》，其中有如下的文字：“从文学的岔路，把自己走丢后，也许命运注定我会带一身烟火气找回来。幸运的是，找回来时，我大包小包背着无数生活的素材，这些必然成为我小说中最重要的基石。”这些基石大多就堆砌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我在期刊行业做了三十五年，期间有许多次能转向政府重要部门发展的机会，但我都坚决地放弃了，我只爱期刊这职业。
三十五年，见证了纸媒由鼎盛到衰落到转型的抗争，其中的热血辉煌和艰难挣扎，就像一幅幅壁画，在历史的墙壁上呈现。就个人而言，纸媒的命运改变了我们传媒人的命运，必须有文字，记录这段命运的沸点和冰点，就社会和历史而言，纸媒的这段凄美的历程，也应有最接近真实的记录，而我，必然会被挑选出来，成为这段历史的笔录者。
职业生活成就了《穿左门走直道》这部长篇小说。2017年11月开始创作，写了近两年半，到作家出版社看中小说，并于2022年11月，以畅销小说的发行册数推出这部小说时，前后跨度，整整五年。
小说出来后，得到最大的肯定便是，大家喜欢读！三十余万字，不少人三四天一口气读完。小说上周上架喜马拉雅，作为小说主播的国家一级播音员薛锟曾在短信中告诉我，他在京东买了这本书后，连续三天，读到深夜三点。
这部小说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因为小说出版不到三个月，谁也无法评判，但就我而言，小说创作带给了我无限的愉悦，小说出来亦带来众多人阅读的愉悦，我认为，这已足够。
小说出版也带来了一些困扰，那就是，众多同职者的对号入座。其实，这也是文学创作过于贴近生活、职业而出现的困扰，许多写作者都会遇到，在小说创作中尤其明显。最熟悉的人最熟的事，作为食材，炒出的一盘菜，让熟人去尝，谁都会咀嚼出一些自己的味道。
2017年，第一次写长篇，写的本职业，除了生活，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写，文学技巧的匮乏，人物与故事设计的生疏，这些都是我当时的真实状态，所以，有些故事事件成为职业生活的照搬，小说里的“送刊队”“办印刷厂”“发行包加包”“禁网”等等，全是真实发生在今古传奇的事，如此，缺乏取之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小说，实在说，你不让其对号入座都难。
所以，完美的写作者应该是把职业生活作为一块块基石，将这些基石砌在最合适的地方，然后建造出具有经典意义的建筑。我不是完美的建筑者，我的建筑有太多生活的痕迹，太多粗糙生活的硬搬，我的建筑可能也很直很高，但充其量就是一种教训类的参照。
谈谈您与《中华文学》的缘分。
我与《中华文学》的缘分不浅，如果说杨如风是这个文学城堡的设计者，那么我应该算得上是对设计图纸十分认可并且最后同意开工的拍板者。
今古传奇是全国通俗文学的摇篮和基地，在我作为掌门人之前，其浓厚的通俗文学氛围，形成了对纯文学的排斥。我的前老总曾不止一次地提醒和告诫我们，莫做酸臭小文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学界甚至有过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对立之争，一些全国知名作家均参与了争论，如徐迟、碧野等。
我虽脱去了酸臭小文人的外衣，但骨头和血液没有被移植，酸臭小文人的气味，始终会熏到周围的人，杨如风亦如此。
于是，我们密谋了一次反叛，或者叫融合。我们在通俗文学的大本营里做了一本纯文学刊，这本刊就叫《中华文学》。
我给这本刊提出了一个使命意义的口号：“弘扬文学的大众性，培养大众的文学心。”我认为，在经济大潮中，文学被围猎，被小众，我们应该树起自己的风旗，集结自己的队伍，实现突围。我们应该让文学的青草在城市的夹缝里野蛮生长，我们应该在充满铜臭气的人群中布道，让文学成为大众的花朵。
我还认为，文学心让我们温润，文学心是一种净化，一种皈依，她让我们的人性底色充满善良和真诚。所以，创办《中华文学》是文学的坚守和情怀。
谈谈您的创作计划
我给自己规划了十年的文学创作计划。也就是说，这十年，我会把我所有的心血仍交给文学。
若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能弄出些声响，我将会在退休后，潜心完成其前传《风吹草儿黄》和后传《职场锋利》。前传后传的故事，仍以王道为圆心展开。虽然不是自传，王道这人，即使我并不一定喜欢，可他的原型确实是我自己，写自己，放不开，但收得住。
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计划再写十个左右的中篇。如果长篇小说是长途跋涉的走路，那中篇小说便是打打羽毛球，玩玩单杠。其实文学说到底也是一种运动，体力的，脑力的，我相信她会给我带来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文学十年，到了七十岁，我会去做一个不再有任何文学志向的老人，充分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本文来源：桃花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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