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这在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给与回击，一种是给与理论解释。当然对于恶毒攻击，应该给与痛击。但对于善意和无意的骂，以及在骂声中提出建议，好的应该采纳。特别是社会上新生事物的出现，往往都会受到质疑，中国共产党也曾经是如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不晓得挨了多少骂”。（《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98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挨骂”，多数情况下是敌对势力的污蔑，少数情况是人民群众的批评。能够正确区分、看待和处理“挨骂”问题，在应对“挨骂”中改正错误、坚守真理，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各项工作，应该借鉴，完善所制定各项政策。
新生事物在刚开始出生萌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即便“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98页）。既然“先进的东西”并非一开始就受欢迎，伴随着它挨骂中渐渐地认识。在毛泽东看来，很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反倒是正确的，特别是先进事物出现的初期，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像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08页）。 正是由于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多数人又不了解这一真理，故而代表真理的少数人挨骂自然在情理之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经常现象。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此予以阐释。他说，马克思主义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哲学，而矛盾则是经常有的，只要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就会“扯皮”，即便如中苏这两个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82页）。
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对于指责共产党的种种言论，特别是敌人的攻击谩骂，往往将其视为正常现象，那就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反而证明坚持真理，不管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比如，1975年 6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这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不被人骂不好”。（陈晋：《捡拾千年烟尘：毛泽东晚年诗作评述》(下)，《党的文献》1997年第 4期）。 毛泽东认为，只要坚持真理，只要符合民众利益，越是被骂，越证明共产党人的伟大和正确。他在《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 488页）。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真理就可能会挨骂，而那些中庸圆滑或一无建树的人才不致树敌遭骂。只要坚持的是正义的、正确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一时挨骂又有何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说，尽管毛泽东时常面临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谩骂，但在这种时刻，他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像骡子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枫译，作家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79页）。从根本上说，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的坚持，是毛泽东这种坚毅和自信的根源所在。这为中国共产党树立起光辉榜样，就当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优越，去改变它的性质，没有另行途径，摒去错误，在人民群众中寻找新的思维，坚持原则。
毛泽东在认识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在考察社会中，在封建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认识到，找到自己朋友，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用非常敏锐目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页）。非常自然提出，朋友是谁？那敌人是谁？既然分清敌我是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那么敌对势力骂我们，往往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就要有坚持去做的勇气。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一些指责和污蔑，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始终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曾指责中共组织的农民运动“过火”，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毛泽东针对这种污蔑，在 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专列一节来谈“所谓‘过分’的问题”。其中说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因此，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7页）。后来，他在 1941年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谈到 14年前大革命时的情形时同样说：“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毛泽东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9页）。 事实证明，如果不采取敌人所骂的那些“过火”行为，就会遏制农民革命的热情，也就无异于遏制革命的发展和壮大。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利用共产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活动来责骂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但是“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要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等等。因此多多，整风不能因为敌人的非议而停止，相反“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413-414页）。
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毛泽东同样坚定地坚持真理，不为敌对势力的污蔑所动。1960年 5月 17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时说：“帝国主义不喜欢我们，说我们‘侵略’，先是‘侵略’了蒋介石，又在朝鲜和美国打仗，‘侵略者’这个诨号就出来了。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它们说蒋介石、李承晚很好。帝国主义愈说我们坏，我们愈高兴，我们愿一辈子挨骂，如果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介石、李承晚一样了吗？帝国主义骂我们，也骂你们。你们挨骂已五年半了，要准备挨帝国主义的骂，准备人民欢迎。帝国主义骂你们，但世界人民都欢迎你们。”（《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419页）。
毛泽东在谈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政策时，同样坚持了这样的逻辑。20世纪 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变”作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长期战略方针，并肆意诋毁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明确指出，杜勒斯以及美国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世界上“最坏”的共产党，但“这句话好得很，我们要接受”。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坏的共产党，就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革命的党”，而且我们要请杜勒斯当“教员”，“杜勒斯什么东西都不怕，就是怕我们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怕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进一步指出，《浙江日报》刊登古巴舆论抨击美帝国主义污蔑中古经济协定的消息，“美帝国主义骂这个经济协定，就证明这个协定好”。因为我们为的是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只要我们坚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坚持这样的立场，那么凡是“敌人骂我们的东西，我们就要坚决做；如果敌人鼓掌赞成，我们就要检查，是不是做错了。敌人说我们最坏，就证明我们最好，最革命”。（《江华在浙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37-23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勒斯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也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骂我们，“就证明我们的东西是好的，如果蒋介石不骂我们，那我们就要小心”。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尽管我们与蒋介石打仗，但他又何尝不是我们的“教员”。如果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怎么能团结进步，怎么能武装起来。中国革命表明，“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同样，杜勒斯也是我们的“教员”，“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31-432页）。
敌对势力指责共产党，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受到干扰，只要我们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为亿万人民谋福祉，我们就要有坚持做下去的勇气。比如，“美国天天骂我们，我们的耳朵已经听惯了。这就说到联合国了。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但我们一定要有做下去的勇气。正是因为坚持，新中国最终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在毛泽东看来，凡是敌对势力制造的事端，往往会不得人心。比如，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但这不一定就对美国有利。因为“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6、351页）。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但是对于亚、非、拉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却是有利的。尽管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一种紧张局势，但是这种紧张局势实际不仅对我们是有利的，“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美国的舰队“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52页）。
尽管敌对势力污蔑辱骂中国共产党，但我们并不孤立。1962年 1月 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8页）。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心里装着人民，所做的是为民众谋福祉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不会孤立。
1959年 4月 19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有句老话：虱多不痒。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骂得太多了，也就不痒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 2239页）。他同时指出，只要“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 1090页）。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但是共产党人的目标是不被骂。1958年毛泽东拟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也说：“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1页）。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挨骂是正常的，对待挨骂要有正确的态度。不能因为挨骂就放弃正确的做法，要从挨骂中学会改正错误，坚守真理。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准备“挨骂”。首先是挨外国人的骂。他指出：“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其次，共产党人也要随时准备着挨“国内大骂”，而且“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毛泽东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87-388页）。
尽管中国共产党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但也不是说不能有所作为，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来证明自己，使谣言自灭，从而做到少挨骂或不挨骂。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他明确指出，这是因为“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而“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只要我们在国内“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在国际上“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那么，我们就能实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就能对世界各民族和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各国人民的尊重。（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87、86、88页）。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工作做得不好而挨群众的“骂”。对此，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他认为，少挨群众骂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做好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各项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毛泽东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好干部，他们不仅能联系群众，而且也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批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参见《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第 2043-2044页）。但是，如果他们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群众就会骂我们。因此，为了做到少挨骂或不被骂，就要同一些干部的错误言论和行为作坚决斗争。1956年 10月 29日，《人民日报》登载《说“难免”》一文，认为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是难免的。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有害的言论，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他说，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但要尽量避免犯错误，使错误“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196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到少挨骂和最终不被骂。
骂共产党的言论虽然贯穿于中共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归根结底，从长远看，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做符合历史潮流和民众利益的实事，就可少被骂或不被骂。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和声誉也得到大幅提升，但一些污蔑党的言论仍然存在。如何在当今时代应对和处理“挨骂”问题，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争取国际话语权，毛泽东对责骂共产党言论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依然有着启示和借鉴。
第一方面，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指责质骂，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定力。毛泽东一再指出，先进的革命的东西往往会挨骂，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坚持真理，就要有底气应对、回应非议和责骂。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即便“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60页）。因此，当面对各种噪音杂音时，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定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理直气壮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第二方面，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怕挨骂。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始终把人民看作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之源。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39页）。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只要心系人民，依靠人民，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根本使命，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就不孤立。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就“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33页），自然就更不会怕流言蜚语、污蔑谩骂。
第三方面，要始终以辩证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非议和责骂，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努力壮大自己。诚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挨敌对势力的骂，是由于我们走的是独立自主的正确道路；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受到敌对势力的欢迎，我们就需要检查反思。由是言之，对于国际社会的一些负面声音，一方面要始终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因这些干扰而自乱阵脚；另一方面，也必须理性看待并寻求应对方法。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132页）。 努力发展自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重大风险，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为长远的眼光，深入思考、积极应对和妥善解决我们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国际重大问题，尽最大可能消弭各种非议。
第四方面，面对国际社会的一些责骂，我们也应适时出击，在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应该“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其次，若敌对势力“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 1090页）。 目前国际社会针对我们的种种谬论，多半呈现出的是具有浓烈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霸权。针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我们应该充分发掘深植于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土壤的话语资源，以百年来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基础，将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融入到我们的话语体系之中，在回应和反驳国际上一些污蔑、丑化我们的言论的同时，努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发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声音。（本文系天津市“思想政治理论课领航学者项目”、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的阶段性成果，前者项目编号为S（注：书）主K20170102），﹝作者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宇轩，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天津 300134﹞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本文在应用时有删改。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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