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书的黔中考古发现！

魏晋时期，黔中“晋弱夷强”，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与东南方向的联系则得以加强。此后可能存在一个“汉变夷”的漫长过程。

明代的大规模移民似乎并未冲淡这一趋势，反而强化了本土社会的凝聚，墓葬更加密集，有的出土遗物带有浓郁“民族风”。

贵州省贵阳市的大松山墓群的发掘，一方面为检视这一区域既往发现提供了参照，一方面使深入探讨黔中地区上千年社会变迁和民族融合成为可能。

此项工作，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周必素所长领衔发堀……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

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项目建设，2022年7月-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要收获。

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可分为两个时段四个时期，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前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多为石室墓，墓室构筑规整，墓顶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该段又可分为两晋南朝、隋唐两期。

两晋南朝墓葬92座，均为石室墓，墓室砌筑整齐，所用石料规整，墓前多带考究的排水沟。

隋唐时期墓葬63座，仍以石室墓为主，但出现少量土坑墓。石室墓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流行在墓室前端砌筑凸出墓外的封门。土坑墓较少，墓坑狭长。

后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主要密集分布在坟坝顶，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两类。

石室墓砌筑较随意，所用石料大而粗糙，顶部也由早期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未发现排水沟。该段又可分为宋元和明两期。宋元时期墓葬93座，多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石室墓墓室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小薄石块垒砌者，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体现了对早期墓葬的继承；土坑墓发现不多，仍是狭长形土圹。

明墓1944座，石室墓变短变宽，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该期土坑墓数量增多，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规模不如石室墓，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其间，并在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形成密集分布区。一定数量的土坑墓在一侧或一端掏有壁龛。

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种类丰富，涵盖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材质的文物，并出土少量纺织品，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

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注重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理念，与10余家单位合作开展体质人类学、古DNA、地质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并用多技术手段对漆器、铁器、青铜器等器物进行分析检测和保护。

价值意义：

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大松山墓群见证了汉晋至明代黔中地区社会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贵阳周边的进程，以及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大松山墓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

文化面貌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见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这部通史，意蕴无穷，值得一读，值得一书……

“2022年7月-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要收获。

各时期墓葬分布图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可分为两个时段四个时期，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是值得一书的黔中重大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