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1965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出席了越南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援越抗美的外事活动后，提出顺道重上井冈山，看望老区人民。离开井冈山已38年的毛泽东说：“我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看……”5月19日，陪同毛泽东外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并井冈山管理局，准备22日接待毛泽东上山。
井冈山，原名井江山，在客家话中“江岗”读音相似。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报告中正式写下“井冈山”，从此这片红色土地开始家喻户晓。
5月21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的21天生活，离开离开湖南省委第九招待所3号楼由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汪东兴等人陪同去江西考察。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农历乙巳年四月廿一，万里晴空，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出发之前，汪东兴召集工作人员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交代任务。毛主席说：“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用人用车，能合并坐车的尽量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一行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专列很快启动，沿着长株段铁路疾奔。主席兴奋地望着窗外，楼房渐渐远去，一望无际的农田映入视野。湖南的早稻插进田里已一个月，绿色的稻苗给广袤的田野披上柔软的绿毯，微风轻抚，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主席说，1920年11月，他利用一次休假到株洲、醴陵、萍乡进行考察，对这次萍浏醴起义的爆发和失败有了新认识。
萍浏醴起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秋收起义都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也是讲造反有理。这个地区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送出不少人才。
毛泽东说：1927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他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
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车轮滚滚，窗外无声的风景与车厢内毛泽东有声的讲述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毛泽东讲述了秋收起义的历史。
毛泽东专列在历史的回顾中于下午2点缓缓地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停了下来。临下车，毛泽东感慨地对张平化说：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前奏》53——59页。
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从醴陵沿着湖南省道行进。毛泽东一路思潮滚滚，一幅幅腥风血雨的历史画面出现在眼前。毛泽东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
下午5点钟左右，重上井冈山小车队进入茶陵，开进茶陵县委大院。吃完饭后，毛泽东和张平化等人在县委大院走了走。
在茶陵县委大院，毛主席对张平化说：“想当年，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老百姓的利益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前奏》74页。
5月22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乘车从茶陵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进入江西省的莲花县。中午车队进入了永新县城。毛主席接见了永新干部，毛主席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人民供养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主席对永新流露出很深的感情。《前奏》85页。
1965年5月22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毛泽东一行到达井冈山山顶之镇——茨坪。毛主席一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茨坪变化真大”。
第二句话是：“当年我们下山时，红四军由士兵委员会贴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倒’少写了一笔，我笑着说他们，少了一条腿，敌人不打就倒了。怎么样，敌人不打不会倒，穷苦人团结起来一打，它就倒了，我们又上山了。”《前奏》110——111页。
5月22日傍晚，毛泽东一行进入茨坪井冈山宾馆。当晚毛泽东在115房间用餐，很简单。原准备上点儿水果、米酒，汪东兴要求撤掉说：“主席知道，要批评的。一路都没有上酒。伙食标准，主席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主席每餐四小碟一汤，不能超标不能上山珍海味，不能铺张浪费。钱定在那里， 要求严格实行，只能节约。”《前奏》115页。
5月23日中午毛泽东起床，在115房间用餐后出来散步。毛主席那天散步兴致很高说：“我在茨坪时间没有茅坪长，茨坪在山顶，原是王佐的大本营，茅坪在山腰，龙市、新城、古城离茅坪比较近，进出比较方便，红四军军部和边界特委的主要活动基本上都在茅坪。生活十分艰苦。”
毛主席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以外，不分上下。现在我们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他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后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美国是20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秀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越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
刘俊秀说愿意。我（王卓群）也点头。主席笑了，都说愿意就好。但现在有的人下去蹲点是口里愿意，心里不愿意，总找些理由不愿下去。这样不好嘛。我们连连点头，感到主席是在严厉批评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问题。当时并没有想到其他。
毛泽东又说，他已吩咐汪东兴组织北京来人去看一看井冈山旧址和纪念馆，叫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有时间也去看一看，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前奏》118——119页。
5月23 日下午，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人一起去了井冈山博物馆。井冈山博物馆与井冈山宾馆相隔不远，三人结伴而行。沿途，王卓超兴高采烈地向张平化、刘俊秀介绍陪同谢觉哉、董必武、朱德等革命老前辈参观井冈山的珍闻。
谢觉哉是1959年3月初到井冈山的。参观时谢老指着毛泽东当年睡觉的门板、破被子问我（王卓群），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个人理解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毛泽东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
谢老当时问王卓超，解放快10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王卓超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觉哉笑了，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
谢觉哉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
谢觉哉1959年的感慨和1965年5月23日毛主席在井冈山宾馆散步的讲话，思想是很接近的。
谢觉哉在井冈山写了一首自由诗，标题是《中国的第一山》：
井冈山啊
你是个灯塔，
照亮着亿万人民前进的道路；
你是个巨雷，
摧毁了压在亿万人民肩上的两架大山。
火好大的火。
她燎遍全国，燎向无边的海外和天空。
燎原之火，起于星星
大井、大陇、茅坪、茨坪、汪洋界、八面山、
朱砂冲……就是这可爱的伟大的星星所在。
真理的火，永远照亮着人类的心灵。
创造着无穷美好的未来。……
谢老很认真地告诉王卓超，他诗中“真理的火”是两点：一点是人人皆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一点就是井冈山官兵一致，打破特权。《前奏》119——122页。
朱德于1962年3月偕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十余人一同重上井冈山。朱德说，朱德的扁担的意义是什么？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共产党靠这个精神夺取的天下。这个精神忘了，人民就会骂我们，忘光了，就会和国民党一个样。国民党初期也是先进的嘛，后来才变，杀老百姓，杀共产党……《前奏》129页。
5月23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多人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归来。
主席看见他们很高兴问：“看展览有什么发现啊？”
刘俊秀仰望着毛泽东的笑脸说：“我们在博物馆看到不少诗作。还有溥仪皇帝的。”
“哦”，主席果然有兴趣，问：“他们都写些什么？”
刘俊秀拿出博物馆内部油印的今人井冈山诗词和题词，上面有朱老总的题词，谢老、董老的诗……还有杜宣1960年5月写的《夜宿茨平》：
无限春光到茨坪，深山寂静夜芳馨。今宵何事人难寐，几度推窗看旧营。
可能主席感到此诗有点儿意境吧，当时评价，杜宣是苏区的笔杆子，现在上海当作家。王卓超感到，主席对中国文坛显然很熟悉。
一提作家，刘俊秀高兴地告诉主席，剧作家田汉1962年10月也到井冈山来了。主席笑着说，田汉是我国剧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他写过不少历史剧，是个很有名的剧作家。《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看过没有，刘俊秀和王卓超都不好意思地摇头、张平化笑了笑，主席笑着批评道：你们要关心戏剧、文化领域，它和过去井冈山一样，也充满着斗争。
毛泽东的这番话显然对戏剧文化领域有些看法，对不少领导干部的“麻木”提山善意的批评。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批评使空气徒然有几分严肃起来，毛泽东悠然一笑，问末代皇帝的诗怎么不说呢？张平化当场背诵了溥仪1964年4月11日在井冈山的诗作。
毛泽东步子慢了下来，似乎细细咀嚼其诗其味，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能够把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其他人的思想怎么不可以改造呢？”
走着走着，已到了砂石路的尽头，按照常理，折回去再走，主席却从尽头向没有路的小坡往上走。
主席侧头笑望着我们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前奏》134——137页。
5月24日下午四点多钟，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从井冈山宾馆大门出来，一看几员“大将”都等候在门口，笑着问：“集合到哪里去？”汪东兴说：“中午吃饭我们议了议井冈山的历史，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呢？我们主要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由哪几支部队组成不怎么清楚。”
毛泽东的目光顺序询问，见一个个点头，释然地说：“井冈山是由四支队伍组成，第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二支是井冈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部分地方武装，袁文才的队伍当时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队伍当时在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队伍就是朱德、陈毅带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第四支就是彭德怀和滕代运率领的平江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军主要是这四支部队组成的，这很容易弄清楚，难一点儿的是，这四支队伍是怎样一步步组成红四军、红五军的。”
毛泽东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 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当天在水口叶家祠发展了连队的第一批党员：赖毅、郭辉、陈士榘、李恒、欧阳健等。毛泽东亲自领读了誓词。
毛泽东接着说：“在驻水口时，宛希先带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队在大汾荆竹山遇肖家壁挨户团被打散了，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一批人冲散到桂东，那天中午集合只有几十人，我请曾连长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罗荣桓紧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两三百人，提出三大纪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们上山，10月24日到大井，看见宛希先从茶陵带回的队伍，还有报纸。过了几天（10月27日）到了茨坪。我们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井冈山安的家。”
沿着砂石路，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继续说：“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是井冈山的第二支队伍，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腰，当时有六七十支枪。他们同意我们上山，接受我们的改编，提出保留他们的建制”。
“袁文才、王佐队伍的改编工作是和恢复地方县委工作、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一起进行的。11月中旬，再次由宛希先带队，二打茶陵”。
“二打茶陵去的人比较多，一、二、三、四连和特务连都去了，团部也去了。 进城后建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派共产党员谭梓生当县长，是团部下的命令。他骑着马，由部队送去。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仍然坐堂审案，依靠商会派款派捐，除了县长换了人，其他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群众非常不满意。宛希先写信告诉了我，我回信要求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有八九十人参加，会议实行投票选举，选出了三个常委（谭震林、陈士榘是士兵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谭震林印刷工人出身。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意义很大”。
“1927年12月，罗定的部队来进攻茶陵，团长陈浩硬顶着打了一天晚上撤出，不愿回井冈山再过艰苦的生活，他带部队到了湖口准备去投降方鼎英部队，陈浩是黄埔一期学生，方鼎英当时是黄埔教务长。但有觉悟的士兵和基层干部都反对，我赶到湖口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第二天清早，在湖口圩的一块收割后的旱田里集合部队开会。宣布了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第一营营长黄子吉要带领部队去投方鼎英，将他们逮捕。由张子清代理团长。部队由湖口经源口、沔渡回到了宁冈龙市。陈浩、韩昌创、徐庶、黄子吉是在龙市开大会被宣布罪行枪毙的。他们几个人都是读过书的人，但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着想，出卖革命，想把部队带到邪路上去。”
“部队从湖口回到宁冈后，接着去打遂川。1928年元月4日出发，在大坑镇打垮民团三四百人，顺利占领遂川县城。团部设在城内天主堂内。我住了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天主堂，谭政被调到前委做秘书”。
“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挑大粪出身的王次淳担任县政府主席。县工农兵政府也设在天主堂”。
“快过旧历年了，欧阳晖在遂川编了一个歌子四处宣传：“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普权……”
“刚过旧历年没有多久，敌人调兵向遂川压来。我们很快集中兵力回宁冈，半路了解到朱培德的一个营孤军深入到新城，决定打新城。袁文才的部队和赤卫队都来配合，结成布袋。第二天，乘敌人毫无提防、放下枪支做徒手操的时候开枪，敌人大乱，乘胜攻南门，敌人被我们包围后，从西门突围，部队正好埋伏在那里”。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收拾了，俘虏敌人几百人，活促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是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大胜利。2月21日，在龙江边召开第一次全县性群众大会，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名单。暴动队长文根宗当了县政府主席。文根宗长工山身，宁冈古城人。你们看，片冈山的第二支部队和第一支相互配合，干得多么好啊”。
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说：“井冈山的第三支队伍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
“朱德和陈毅在井冈山和延安时讲过多次，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原以叶挺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起义军全部占领了南昌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有一万多人”。
“但在转移的路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到潮汕。当时主要是想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苏联接济，第二次北伐。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部队到了大埔又做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决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
“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挺、贺龙。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后来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了”。
“此战后，贺部余部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斗争，牺牲很大”。
“南昌起义部队到大庾只剩下九百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同志被拥戴为部队领袖。12月间，移驻韶关西北的犁铺头。派出毛泽覃来井冈山联系，我们派何长工会见到了朱德。约定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当时南昌起义部队有八百多同志，都是非常坚定勇敢的革命青年，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1965年）健在的有朱德、陈毅、林彪、粟裕几个人，其他都牺牲了。”毛泽东沉痛地说道。
毛泽东继续说：“当得知朱德他们要上井冈山来的消息后，我曾带一个团到湖南桂东地区去接他们。当时联络困难，没有接到，只接到萧克带领的一支小部队。我们回到井冈山后又听到有消息说朱德、陈毅已提前到达炎陵县与攸县（茶陵）交界的地方。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炎陵县会面”。
“井冈山第四支队伍，就是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1925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国民革命军独立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宣告成立红五军，有二千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个女同志，是当年苏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唯一的女主席。文武双全，后来牺牲了”。
“1928年12月上旬，彭德怀经历了很多曲折，带了四五百人部队上了井冈山，来到茅坪。没有几天，去宁冈县新城参加会师大会。路上，彭德怀看见了我，叫我给五军讲话。我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工农兵就像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国工农兵占总人口的85%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我问红五军的战士：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那时，红五军战士听了这些话，都高兴地笑了。彭德怀笑得很开心。后来开会还出现了一个笑话。台子垮了。”
“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是1928年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的。这天是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日。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等标语。红四军、红五军的全体官兵及周围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会场的台子是临时用麻绳把木头捆起来搭成的，比较简陋。大会台上的横标是：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台子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下联是：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会上表演了双簧和舞蹈，女同志正在演节目，‘哗’的一声，台子倒了，战士们立即冲上去，搬的搬，始的抬，一下子又把台子搭了起来，继续演。
“部队有些老兵讲迷信，譬如部队出发，旗子没有撑好，倒下来了，非把撑旗的打顿屁股不可，取个吉祥。见台子垮了，有的人议论开了，说不吉利，今天会师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德同志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没有捆好，垮了。我们无产阶级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那一天，到处都是红领带，真鼓舞人心”。
讲到这里，毛泽东笑着说那场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转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感情深重地说，井冈山四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几十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同志，忘记他们献身的理想和追求。《前奏》138——147页。
据张平化当年的秘书梅永禄回忆：1965牟4月，毛主席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5月上山后，张平化同志一直很兴奋，但有一件事当时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担任《湖南日报》总编的时候，张平化对我讲，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值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他提议在老人家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主席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主席的这段话，对张平化的印象很深。晚年他写回忆录特别记上此事。当时也引起了张平化一连串思索，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主席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主席这段话自然有深刻含义，怎样理解？当时张平化是比较困惑的。
张平化书记陪同毛主席等上井冈山，本来准备在茨坪多待几天。但身不由己，5月25日上午，张平化必须启程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需要提前下山。毛泽东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清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前奏》148——151页。
5月25日，张平化下山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刘俊秀、王卓超在井冈山宾馆吃过午饭小憩，汪东兴传话，主席请他们一起到115房间去，接着昨天的话题再谈一谈。太好了，两人拔腿走到115房间，毛泽东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木沙发，汪东兴已坐在主席的旁边。
毛泽东开门见山说：“你们几个都是江西老表，俊秀同志还是贺子珍的小同乡，在瑞金读马列班时是我家的常客。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
毛泽东笑着问：“你们这次陪我一起到井冈山，印象如何？”
“这次陪主席来井冈山，是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心情一直很兴奋。重新读了主席在井冈山写的几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感受更深刻了。”
毛泽东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北伐时就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任第一团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
毛泽东谈到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说：“1927年12月，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说我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了我的前委书记。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成了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被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可以当得吧。’你们说井冈山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1928年两次下山接南昌起义的队伍，他都是以师长的名义去的。红四军成立后，6月恢复了前委，他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何挺颖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7月，他率兵前去迎接二十八团去了。8月，何挺颖同陈毅安还有朱云卿率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打赢了敌人五个团，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和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做搭档。1929年1月大余一战，何挺颖受伤牺牲了。
二十八团团长原来是王尔琢，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的，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部队七十四团的参谋长。入党很早，有勇有谋，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当年井冈山虽在角旮旯里，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周鲁走后又来了袁德生、杜修经，6月份带回了一个省委决议，要部队全部到湘南去。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部队不去湘南，要用红色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6月中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炎陵县县城后，在杜修经的策动下回湘南。
毛泽东在永新听说后立即写信阻止，没有阻止住。7月下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全部打垮，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三营前去迎接，在桂东碰见二十八团林彪带的一营，决定重回井冈山。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都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了，叛变到刘士毅部去了。王尔琢和袁崇全是黄埔同学，听说两人关系不错，王尔琢才会毫不防备地去叫袁崇全。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1928年9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三营在遂川一仗中就歼灭了尾追在后面的敌五个营，打死了叛徒袁崇全，占领遂川县城。9月后，回井冈山。10月初，收复宁冈全县。在龙市召开了王尔琢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一直跟着主席从铜鼓打到浏阳，从文家市到三湾，部队改编仍任第三营营长。1927年10月在大汾遭到肖家璧的袭击，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张子清带着队伍到桂东一带打游击，与朱德的部队取得联系。12月中旬带三营归队途中，参加了茶陵的战斗。他和宛希先坚决反对陈浩几个人带部队离开井冈山投降敌人。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很会打仗，立场坚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炎陵县战斗中负了重伤。
主席那天说，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儿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张团长。他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艰苦奋斗。
1929年1月，红军下山，张子清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毛泽东那天充满感情地说：“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牺牲时也只有二十几岁（28岁）。”
三湾改编，一营营长员一民1928年就牺牲了。陈毅接任，也是一个好同志，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他调任红五军副参谋长，牺牲在二打长沙的战斗中。接任张子清任三十一团团长的是伍中豪，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考入黄埔四期，北伐中入党。秋收起义时是三营副营长，张子清当团长后，伍中豪任营长。毛泽东到桂东接二十八团，都是带的三营。1929年主力下山时，伍中豪任三十一团团长，1930年任红二军军长，不久牺牲在江西安福。还有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他是宜章富家子弟，长得很高大，也牺牲了。红五军在第三次反“会剿”中牺牲了不少好同志……
毛泽东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前奏》152——157页。
袁文才、王佐1930年2月被错杀的具体原因和发生经过像画面一样展现出来。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战略上较大的思想差距。如果没有错杀袁文才和王佐，井冈山根据地是很难第二次丢失的。这样，中央苏区的政治、地理形势将会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能合围成功，中央苏区毫无地理屏障是其中一个客观原因。如果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存在，或许是柳暗花明另外一种局面。
遗憾的是，历史悲剧的无情，就在于它永远不存在“如果”，历史悲剧的深刻，也在于多少年过去，它才重新揭示“如果”。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
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毛泽东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前奏》170——179页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写了两首词，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首是《念奴娇•井冈山》。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漏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还特地嘱咐接见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
5月29日上午九点半，毛泽东在井冈山人民的欢呼声中，恋恋不舍地下山了。小车队沿翠冈行驶，走到拿山．江西共大井冈山分校就在马路边。
毛泽东在车上久久地望着它说：“不要钱读大学，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小车队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吉安地委招待所（今吉安宾馆）。毛泽东一下车，左右环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刘俊秀笑着说：“主席，当年十万工农下吉安，打下吉安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是在吉安成立的，红了好一大片。”王卓超连忙点头，当年他就在赤卫队打奇安的行列中。
毛泽东站在门口，没有说话，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远方，想着什么。其他人一个个静悄悄地站在他周围。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才接住刘俊秀的话，感慨地说：“十万工农下吉安，确实振奋人心。下山途中，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
主席说：“我想到 1929年 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江西大余和敌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队伍就被打散了。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头被砍下来，挂在赣州城门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个伏击战，才转危为安。如果当年一见失败，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兴奋，更不会夺取全国的胜利。你们这次陪我重上井冈山，要看到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不是几个小时说下山，就到吉安的。不要光想红一片兴奋的事、成功的事，以后可能还会有失败。革命嘛，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应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说完这段话，吩咐同志们休息，大步走进吉安招待所。《前奏》201——203页
5月30日中午，毛泽东吃完饭后和占安地委同志一起照了相。
照完相后前往樟树，傍晚，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警卫处处长鲁毅跟随毛泽东登上专列。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毛泽东专列于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下榻汪庄。
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取消军衔制。遵照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向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前奏》211——213页。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重新回顾1965年元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的思路清晰可见，他的目的并非停留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从中透视到支持这些当权派“上面的”、“下面的”及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体制弊端在哪里？由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而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忧虑的深远和急迫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某个别领导人。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大比武表演后，下午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整个思考（包括取消军衔制），将过去与当时对比，谆谆教导一条条一缕缕放大开来，仍然是针对我们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体制保障，需要恢复或重塑井冈山时期“政治民主”的范式，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深刻思考的前瞻性、跳跃性和容易被人曲解的地方）。
1965年夏，重上井冈山归来的毛泽东正在思考可否将反对党外党内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一切基础作为国内工作下一步目标。
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议前半段，由于毛泽东正在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研究，刘少奇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后，与会同志纷纷介绍了本地区一些增产的典型。安徽省介绍了“包产到户”的经验；广东、广西介绍了“三自一包”的经验；湖南省介绍了“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经验。刘少奇在会上也讲了他1961年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考察“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这种办法能增产。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办法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措施。
刘少奇看到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便在中心小组会上，责成中南局代表中央起草一个在全国试行“产量责任制”的方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请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负责组成一个起草小组，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执笔，各省委书记的秘书提供本省有关“包产到户”、“产量责任制”的典型材料。
中南局的起草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关于试行“产量责任制” 的办法》草案初稿就写出来了。正准备印发给与会同志征求意见时，毛泽东结束了南方的视察工作，来到了北戴河。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好，对形势抱着乐观态度。
8月9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心小组会，听取前段会议讨论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和中央局的书记们介绍了会议讨论的情况。刘少奇说：由于前几年刮“五风”的影响，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伤害，要想恢复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没有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时间，是难以恢复的。有的省领导同志介绍了少数县、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 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四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毛泽东当时说：“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1965年1月12月（颁布“二十三条”前两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有段插话，特别强调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的事’。他比古人讲得好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众人的事’？各个阶级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资产阶级说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说是无产阶级的事；国民党说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说是共产党的事。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袁世凯做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琪瑞和冯国璋都反对，只有陈宦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袁很高兴，让他当四川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
王任重说，1964年6月15日、1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16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室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讲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1965年1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有的同志在前几年‘大跃进’时说‘一片光明’。我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形势，他们听不进，现在他们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于是提出单干，全部或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就没有出路。我看单干这股风是从上面刮下去的，越往上层这股风越大。”并点名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毛泽东那天还说：“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最近我到几个省看了看，找地方和军队的同志座谈，他们认为今年是个丰收年……我看不要很多年，多则三年，少则两年，农业生产就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悲观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湖南1964年、1965年的粮食产量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干部特殊化，腐化堕落分子是比较少的，但干部乱用手中权力的现象还是存在，有的地方甚至比较严重。用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毛泽东担忧：这部分行使政治特权的当权者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欺压群众。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政治基础，甚至可能成为各个层面“走资本本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毛泽东上井冈山，绕道杭州、上海回北京，即吩咐贺龙、康生派人和彭德怀谈话。9月上旬，由主席亲自提议，党中央通过，分配彭德怀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9月2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亲切地说了十六个字“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这是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中南海交谈后，两人第一次见面。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传》：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提前与交际处和宾馆结清住宿、用膳账款。按以往规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除按定量交全国粮票外，每天伙食费交2.50元，七天合计17.50元。在宾馆当了六年会计的雷良钊坚决不肯收下，他说：“38年前，毛委员在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拿出好东西来招待毛主席，连酒都未喝一次，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
“你句句话在理，但首长和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约法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生活管理员解释道。雷会计还是摇着头，不肯收下。管理员又说：“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认为‘吃饭给钱，天经地义’”。雷会计听后，噙着热泪，开出了发票。
5月29日，井冈山天空万里无云。中层以上干部都集中在宾馆餐厅门前，其他干部、职工及2000多农民在茨坪公路两旁等候。上午9点钟，毛泽东神采奕奕地健步走出宾馆，茨坪立时沸腾起来了，人们欢声雷动，沉醉在幸福之中。毛泽东在宾馆门前分别与四批干部、群众代表合影，然后在公路上挥手接见两旁的乡亲们。毛泽东慢慢移动步履朝轿车走去，他走走停停，几次回过头来想多看一眼井冈山的亲人们。
欢送队伍里的双双眼睛望着毛泽东一步步走近轿车，大家又像疾风卷过水面似的向轿车涌了过去。毛泽东微笑地站在车旁，注视着送行的井冈山人。人们拼命鼓掌，拼命高喊：“再见吧，敬爱的毛主席”。毛泽东踏上汽车，再次向井冈山人挥手告别，无限深情尽在不言中。
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途经吉安稍事休息后，于下午到达南昌。南昌是建军圣地，一年前他曾经来过。为此毛泽东在古称洪都的南昌城饱含激情地赋《七律•洪都》诗一首，以志纪念：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一生。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繁荣发展，行稳致远，走向美好光明的未来。（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来源： 宣讲家网 ）
1959年11月12日杭州会议，毛主席提醒说：“美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在历史进程中，美帝国主义用和平演变使以苏联为首东欧变成资本主义，用各种方法掠夺，盘剥人民财富，挑起各地战争，维护美帝利用，用他们的话说，说谎欺骗，挑起事端，和平演变，用无形生化武器杀害人民。
毛泽东进而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还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中的诗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对他们说：“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过：“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事情不是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就给人民警钟长鸣，要引起人民的注意，特别资本主义强大势力范围内，拥军是的和和平演变方式渗透，寻找代理人为他们说法，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主义，走人类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生活，每一个都是普通劳动者，共同创造财富包括精神文化，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世界。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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