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认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不正确的。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很少创造新产品，因为对于还没有被熟悉的东西来说，没有可以衡量的需求。

《财富与贫困》是乔治·吉尔德30年前首次出版的，后经修改再版的反映供给学派经济思想的专著。在《财富与贫困》中，吉尔德集中阐述了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

历届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都有特定的经济理论支持，罗斯福的经济政策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一脉相承，供给学派则成了里根经济政策的基石。

在与西方经济学界长达三四十年的主流经济学相抗衡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潮中，供给学派虽然是后起者，但无疑是后起之秀。陶醉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必然是滞胀，这是理论本身所孕育的。长期推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美国经济表面风光，但却承受着严重的滞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更甚。

经济学是解决问题的，解决滞胀问题为供给学派提供了一种机遇，使得这样一个尚在发展中的“异端”学派，异乎寻常地受到了里根的垂青，成为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其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阿瑟·拉弗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来迅速施展了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

萨伊定律：供给学派的基石

经济学竟是这么神奇，一个在1803年提出的，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的理论竟然会成为上一世纪70、80年代挽救美国经济的经济学武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从批判萨伊开始，供给学派则高扬萨伊的旗帜，二者截然相反。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6-1832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大商人的家庭，很早就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去英国学习，看到和感知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大概他也就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概论》是萨伊的主要著作，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土地、资本共同创造了效用，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息、土地得到地租）以及萨伊定律都颇有影响。

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定律的简明概括，它受到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的一致推崇。古典学派普遍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自然地卖出去，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要使需求再次领先于供给，必须证明把供给放在第一位的萨伊定律是不能成立的。当年的凯恩斯革命就是革萨伊的命，革古典经济学的命，而且似乎是成功了。此后政客们在制定政策时，都把需求放在第一位。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的构建是从批判萨伊开始的。凯恩斯指出，“从萨伊及李嘉图以来，经济学派都说，供给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他们用这句话大概是说，全部生产成本必然直接或间接地用在购买该产物上，不过他们没有说清楚，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凯恩斯认为萨伊的同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每个人所用以购买别人之产品者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讲，所有卖者必然是买者。故设一国之生产骤然增加一倍，则所有商品之供给增加一倍，但购买力亦同时增加一倍。每个人的购买量与需求量都倍于往昔；每个人的购买量可以增加一倍，因为每个人所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不存在卖不掉或买不进的问题。

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想买买不进，想卖卖不出去的问题。凯恩斯认为，所以如此，在于萨伊把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作了一个鲁宾逊的世界。在鲁宾逊的世界里，不存在竞争，不存在货币，个人所得全部从自己的生产活动而来。凯恩斯指出，经典学派把从鲁宾逊这个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体系中所出来的结论，用类比的方法推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难免失之偏颇。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买和卖在时间上、空间上是分开的，于是就出现了想卖卖不出去，想买买不进来的情况，这是萨伊们并未论及到的情况。由于供过于求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按照凯恩斯的逻辑，萨伊们假设的，没有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解释不了“卖不出去”和“买不进来”的问题。那么，凯恩斯是如何解释此种现象呢？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释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购买力不足，并由此导致了经济萧条。凯恩斯试图用三大心理规则解释有效需求不足，第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是指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最末一个货币收入单位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在减少。凯恩斯所用的第二个心理规律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所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是指人们预期的投资中获得的利润率将因增添的资产设备成本高和生产出来的资本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凯恩斯在用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说明消费不足之后，接着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来说明投资不足。凯恩斯说，资本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未来之看法亦随之暗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减退得非常历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

凯恩斯以他内在的逻辑一致的三大心理规则，对于经济危机作了全新的说明，“战胜”了萨伊。凯恩斯近而认为，对于经济危机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时间内难以回天，人们信心不足，必须政府出面干预。政府可以采取扩展性财政政策，直接上项目，并希望这些项目发挥乘数效应，以阻止经济的下滑。所有这一切，目的在于阻止经济的下滑，而不在于预算平衡和稳定通货。凯恩斯批判了萨伊，而且把需求放在了供给的前边。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的、能够形成的新的需求的则生产不出来。政府出面上项目，阻止经济下滑，人们期望这些项目都像田纳西河流域工程一样的壮美，然而过了这一时点，上的大多数项目可能都是凯恩斯讲的埋在废弃的煤矿里的、让资本家雇人去挖的装有钞票的瓦罐，或者是马克思所讲的因啤酒便宜，喝得更多的啤酒，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严重。

供给学派恰如其时的反革命

凯恩斯主义拔苗助长，人为制造经济奇迹的说法和作法失败了。供给学派通过市场认识萨伊定律，并阐释其间的科学成份，使其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者，也成为里根经济学的基石。萨伊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讨论的是方向性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货币层面的商品交换。

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马克思写道：“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因为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为，它生产出生产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生产的劳动，本来就是他们每年的一切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斯密同样认为生产第一，供给第一，供给会创造出消费的对象，教给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供给会创造需求。

《财富与贫困: 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

乔治·吉尔德是美国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财富与贫困》奠定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中肯定萨伊定律是正确的。他说：“萨伊定律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正确的，供给创造需求。总体的供给过于需求是根本不会存在的，‘劣质商品’的供过于求倒是可能的。在必须品匮乏的世界里，经济科学找到了自身的含义：所有商品明显的过剩意味着创造性生产、新供给和新需求的匮乏”。

这段话很有意思，总体供过于求是不会发生的，这种“供济”可以创造出需求者。但“劣质商品供过于求倒是可能的”，落后的被淘汰的没人买的商品。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构问题，一方面是新的需求（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的）的产品和服务生产不出来，一方面又是落后的产能过剩不能形成需求，于是在必须品匮乏的世界里，如果所有商品明显过剩，则意味着创新能力不足，意味着创新性生产、新供给和新需求的匮乏，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加强创新，增加有效供给。

吉尔德认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不正确的。他说：“这种情况表明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的核心谬误。就像那些总是活在过去，受制于‘公众意见’的政治家。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很少创造新产品，因为对于还没有被熟悉的东西来说，没有可以衡量的需求。例如没有新产品流通，市场将会充斥着腐朽的物品，这些物品以更快的效率生产，不断地做着细微的改动，用光鲜的颜色重新包装，并以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努力进行推销。就好比电影《加勒比海盗4》推出后，《加勒比海盗5》和《加勒比海盗6》会紧随其后。公司的发展主要靠收购已成功的企业。那些提供新产品、新机会以及新工作和技能的公司更不容易出现，也不容易获得用以成长的资源，就业市场更加层次化、官僚化，而且更加疏远；消费市场更加单调泛味；广告宣传变得更加无趣，令人难以忍受。公众开始疲惫不堪，政府面临进一步扩大需求的压力。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地侵蚀着资本主义的创造力。”

这是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以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很少创造新产品。没有新产品出现，市场只能充斥着腐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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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是无法预期的，而且也是无法控制的。如果政治家寻求中央计划和中央控制，就不可能获得推动力和生命力。一个被管理的经济几乎必定是贫乏的经济，它的进步只能靠从国外借来或偷来”乔治·吉尔德主张通过市场机制、企业的创新形成新的需求，自然地淘汰落后产能，以新的产业兴奋点引领经济发展。

他认为减税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解决滞胀只能从供给端入手，靠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生产出新的产品，而不是靠加杠杆，破坏货币价值和经济秩序，继续增加旧的产能。为了原原本本地介绍吉尔德的观点，以下引证较多。

有效的市场可以创造有效的需求供给学派认为，解决滞胀问题不应当从需求入手，不应当继续加杠杆，而应当从供给着手。供给是市场的供给，是市场机制调节的供给。

吉尔德写道：“资本主义礼品的来源是经济的供给方。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点是所有成功经济政策的核心。”这里所讲的供给是市场的供给，是企业家的供给。吉尔德认为“事实证明信念和想象力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品。财富大半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金钱的产物。”财富是思想的产物，多么振聋发聩的诊断。吉尔德说，“在经济当中，需求在优先位置上取代了供给的结果是经济疲软而没有创造力，通货价格以及生产力的下降，这种混乱同时围绕着我们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他强调，“需求并不以任何十分确切和可以识别的方式存在，它是不断变化的欲望和情感，而欲望和情感呈现特定的形态对一定供给的反应，因为不存在对新的未知品的需求，不存在创新和天才不可预见发明的需求，局限于需求会导致停滞不前。经济的平均主义倾向于助长馈赠的贪婪，更削弱各种各样具体的来源，支持需求的无效和喧嚣。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理由假设两个概念同等重要。需求只有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才取得了与供给同等的地位。它在我们骗人的政治中获取了具有欺骗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需求放在首位，会不惜后果地上项目、发票子，阻碍创新。史蒂夫·福布斯在为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写的序中指出：

自由市场是把稀缺转换为丰裕，把今天的奢侈品变为明天的普通商品和必需品的持续过程。一个世纪以前，汽车是富人的玩物，一辆汽车的花费相当于现在的10万美元，享利·福特的流水线使得这个富人的玩物变成了每个工作的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物品，使它成了提高整个世界生活水平的工具。30年前，电池寿命短、像鞋盒那样大的手机要花费3995美元，现在全世界有50亿部手机。它们从电话通信发展到了掌上电脑。

在美国，即使最穷的人都有手机。《财富与贫困: 国民财富的创造和企业家精神》[美]乔治·吉尔德 /著蒋宗强 /译商业家|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史蒂夫·福布斯说，吉尔德了解资本主义的无形性，财富来源于正不断扩大的信息池。他还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消费者购买之前发现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创新与计划是相互冲突的。吉尔德指出，“财富创造的过程与平等主义和计划都是相冲突的，因为这个过程会以各种无法预料的方式产生堆积如山的新财富。但是，对自由企业来说，最基本的混沌状态是不可预测的，它否认所有的经济模型和计划。这对建立系统性获得证书以取悦当局而获得地位的大多数教授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按照定义，革新是不可被计划的”。主要的企业家都没有在现存的层级制度上爬升，他们创造了新的层级；他们没有升到任何事物的顶峰，他们用自己的成功把自己推向了顶峰；他们没有占领制高点，他们成为了制高点。在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创新的体制背景，这样的体制背景是十分重要的，但真正创新的是企业家。吉尔德认为，美国所以经济发达，原因在于美国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他说，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企业家精神的大爆发。吉尔德推崇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他说，熊彼特是这样令人难忘的叙述的：“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财产，它本质上是经济变化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之继续运转的基本推动力是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工业组织新形式。”吉尔德说，“在创造性破坏的斗争中，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不能说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总的说来，大企业在逐步提高生产率（虽然累积起来很庞大）方面是很可取的，并且在政治和全部的影响大于技术创新的影响的世界经济中具有扩展市场方面的优势。小企业从整体来讲效率较差，但是它们都最有可能产生出完全新的产品。大企业有时能成功地收购或设立附属企业，这显示出其在仿效和改进别的企业的创新方面力量雄厚。大企业所缺乏的是众多的企业家数和不受约束的灵活性。虽然就任何单一的小公司来说，其创造力不如大公司，然而数百万家小公司合起来却是创造性破坏力量的基本源泉，也是生产有益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吉尔德说，“创造力是无法预期的，而且也是无法控制的。如果政治家寻求中央计划和中央控制，就不可能获得推动力和生命力。

一个被管理的经济几乎必定是贫乏的经济，它的进步只能靠从国外借来或偷来”。吉尔德讲道：“创新总是难以预期并有可能出现危险后果。在开始阶段，它常常是不确定的，缺乏效率的，如果是根据科学的新发现，甚至是不可捉摸的。任何防止环境破坏，防止工作场所不安全，以防止任何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危险的保护安全的规章制度，将永远不可能让一架飞机飞行，更不用说工业革命了。规章制度的执行者常常依赖于现有知识，而这种知识又是受制于既有的科学信条和它的主要倡导人。”吉尔德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并不是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的，而是由那些清晰可见的，富有抱负的管理者和企业家之手引导的。”他说，“创新性思维的主要信条可以被总结成信仰、爱、开放性、冲突和可否定性。”吉尔德或者说萨伊定律认为，有补贴的供给损害了需求。减税，为生产和消费创造良好的条件供给学派认为应当减税，为生产和消费创造条件。对于减税给予形象、有力说明的是拉弗曲线。阿瑟·拉弗先生的杰作“拉弗曲线”使供给学派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以简洁明快的方式迅速传播。拉弗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先生一次早餐时在餐巾上画出的。这条曲线描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超过某一点以后，提高税率将会强烈地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以至税收会减少（具体曲线如下图）。说白了，就是税率太高，纳税者觉得不划算，因而不愿意生产，税收反而减少了；税率低到某一点，人们认为值得干，微观层面的蛋糕做大以后，税收反倒更多。据此，供给学派试图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甚至更敢于消费。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提高生产率，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如上图所示，拉弗认为，当税率为0时，不会有任何财政收入。当税率为100%时，也不会出现财政收入。当税率为0-100%之间，就会出现财政收入。如果把税率降到100%以下，财政收入肯定要增加。但是，如果税率降到某一点以下，趋于0时，财政收入肯定会减少。当税率在B点与100%之间时，税率越低，财政收入越高。可以说，供给学派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着重于政策方面的经济学 ，从一开始就是里根竞选纲领的核心理论。因此，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时就着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大体内容如下：

（1）大幅度减税。个人所税每年削减10%，共减了3年。此外，大幅度降低企业投资所得税。

（2）大力压缩计划中的非国防开支。

（3）减缓和稳住货币增长速度，促进通货膨胀下降。

（4）大大减少政府管制。（5）大力扩充国防开支。（6）在几年内，使联邦预算达到平衡。当然，这些经济政策实行起来是相当复杂的，比如减税以后继续增加国防开支的经费问题。于是在后来的预算中，就包括了在减税的基础上小幅度增税，略微收缩一些联邦开支，把联邦收入稍高估一点和把联邦开支稍稍低估一点的变通做法。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供给学派则旨在从微观层面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现在看来，靠供给学派理论支持的供给管理，虽然没有取得他们在竞选时所承诺的美好结果，但在提高竞争力，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却有明显成效。从长远来看，则如同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政策效应支持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保持的经济长期繁荣。后记最近想了几个问题，例如，到底什么是供给学派？它何以能够成为里根经济学的基石？怎样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实际上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它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形成特有的经济理论和学派。据此，我们很难用旨在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高鸿业 /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4月然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多是就事论事，很少有大道至简的抽象。马克思说，研究经济学必须用抽象法。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凯恩斯在讲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写作时指出，“为我使经济学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考虑其若干基本假定起见，我们不能不用极度抽象的论据…”。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经济学，而不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