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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作者：苏安民
朗诵：相逢一笑 大梅 雪峰 南屏晚钟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一部《资治通鉴》，据说开国伟人读了整整十七遍，李嘉诚小学毕业时，已经读了《红楼梦》、《资治通鉴》，他的认知见识远超同龄人。梁启超称其为“帝王教科书”，曾国藩称其为“中国经世哲学巅峰之作。”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重大意义。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总结历代治国的经验和教训。这部史书编修完成后，立即就成了古代仕林的必读之书，也是历代帝王的首选书。既为封建社会帝王群臣留下了宝贵的统治经验，也为后人提供了鉴古知今的好教材。在中国史学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这套书里有三句话早已领先世界上千年：
第一句话是国之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第二句话是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使于民。
第三句话是法者天下之公器，唯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
当我们在看世界环境，就会感觉这些话就象寓言般的存在。可以说这部书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编撰这部书的作者司马光，自幼就聪明机智，曾有破缸救儿之说，并传为美谈。司马光从六岁起从学，七岁时，就能讲述《左传》大意。此后，越发努力读书，年仅十五岁，就能写出颇具西汉风格的文章，二十岁考中进士甲第。初任华州判官。从此开始了官场生涯。此后直至五十岁，历任地方官、朝官数种。无论官居何位，司马光均以国事为念，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的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也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之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知识和人生阅历。
宋仁宗末年任司马光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总结历史，为封建统治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台史。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专心著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司马光苦心励志，“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呕心沥血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皇帝宋神宗阅后，高度评价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觉悟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觉悟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下迄五代，跨十六个朝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代表了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作者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前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的顺序记写；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重点考察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和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交往。生动地刻画了帝王将相们的为政治国、待人处事之道，以及他们在历史漩涡中的生死悲欢。其中，既有对汉唐治世的典型描述，又有对战国、五代等乱世的突出叙写，而乱世的篇幅往往胜过治世的笔墨。
《资治通鉴》一书，如从司马光37岁立志著史开始算起，到66岁全书编完为止，则用了29年的时间才有志竟成。这部在体例上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巨著，凝聚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成书不到二年，他便积劳而逝。享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还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编撰的《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精辟的历史巨著，也是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清代学者王明盛认为：“天地间必不可无此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此书”。
就今天看来，司马光在编年体通史上所获得的成就，也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一座光照千秋的史学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