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贵州乡贤的精彩故事》
打造贵阳历史文化名城，
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和理想……
2023年3月15日，2023年贵州省贵阳市云岩讲堂第一期开讲，邀请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刘兆丰，为全区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带来主题为《源泉与方法——打造贵阳历史文化名城》的专题讲座。
讲座开始，刘兆丰从740年前贵阳建城开始，详细梳理了贵阳的城市史和文化史，归纳了贵阳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重点介绍了贵阳老城区的历史遗产保护、特别是全面寻找发掘尚存的各类历史遗产和文化空间的重要性，以及所取得的相关成果。
刘兆丰从将贵阳打造为一座文化名城的理想出发，详细讲述了云岩区“一河一道一片区”文化体系，并以国内外著名文化街区为例，结合云岩区正在全力推进的相关工作，将精心设计、精细实施、社区参与、行业共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路径和方法做了精彩的分享。
通过系统梳理和展示，大家对贵阳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不仅对贵阳何以叫贵阳更加清楚，对整座城市的空间布局也更加明确，特别对“九门四阁十三关”等贵阳历史遗迹，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同时，大家对以“一河一道一片区”为主抓手的城市文化复兴理想，也有了深深的共鸣。
“其实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守护家园，使活化的历史记忆融入城市生活。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有历史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温馨家园。”
刘兆丰表示，当前是实现贵阳城市历史文化复兴最佳的时机，不仅是这一代人的理想，也是这一代人的使命。
当然，这样的理想任重而道远，需要所有人一起行动起来，从而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目的，真正做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贵州人李端棻的故事……
新学先驱李端棻应该是近代教育先驱，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
忆往昔峥嵘岁月，中国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于1898年7月3日（今北京大学）。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标志中国进入近代高等教育序列。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的校史馆中，至今陈列着一道向光绪皇帝奏呈的折子：《请推广学校折》
而京师大学堂的创立，正是源于这个折子。
奏呈折子之人，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园。
1833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十）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王家巷（今勇烈路）
李端棻祖上曾在京城做官，后来祖父调迁到贵阳，从此落户于此。
李端棻父亲李朝显，在他6岁时突然去逝。
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母亲只得独自抚养他。
李端棻小时候曾受教于安顺何中宪；
父亲死后，无力再请先生授课。
李端棻在16岁时的1849年，他的三舅何亮清以贵州乡试第一名称中举，随后被贵山书院聘为教授。
何亮清将李端棻带入贵山书院学习。
学业自此大进，并于1857年顺利考取秀才。
1859年，舅甥二人结伴去北京参加考试。
不料何亮清中途生病，误了考试日期。
李端棻就此住在北京五叔李朝仪家中，何亮清也留在北京。双双等待下次考试。
1860年，何亮清考中进士。这一年，贵州总共考取5名进士.而贵阳何氏家族就占了三名：何亮清、何鼎、何庆恩——“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
何家一时名震贵州。
1862年，李端棻在北京顺天府参加乡试，并顺利中了举人。乡试第一名被称为“解元”。
这届顺天乡试“解元”，是生于贵州、长于贵州，回原籍参加顺天府考试的张之洞。
李端棻与张之洞长达45年的友谊之船，就此下水启锚。1863年，全国会试。
李端棻如愿考中进士。
这一届全国高考，贵州首次成为“多彩贵州”——状元翁曾源：家庭教师正是李端棻的三舅何亮清；
探花张之洞：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学于贵州，半个贵州人；
二甲第五名廖寿恒：生于贵州，学于贵州，半个贵州人；
二甲二十八名李端棻：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李端棻成为天子门子，进了翰林院，做了一名编修。1867年，担任山西乡试主考官，主持乡考，正式踏入教育领域。
1872年，首次外放地方：任职云南任学政使（教育厅长），在云南工作风生水起，彰显个性才能。
1875年，李端棻母亲何老夫人在云南去逝。
李端棻痛不欲生，护送母亲回家乡安葬。
并按清廷规定在家丁忧3年。
1878年，丁忧期满。
在回北京销假，再进翰林院。
1879年，调入都察院，任监察御史，为正三品。
但不久后，李端棻叔父李藻舟（又名李朝仪）升任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
顺天府尹为北京最高行政长官，按朝廷规定，监察御史有监察官员的职责。
李朝仪、李端棻为叔侄关系，应当回避。
于是，李端棻重被调回翰林院，升任为内阁学士，从二品。
1881年初，李朝仪病逝于顺天府尹（北京市长）任上。
李朝仪为官37年，勤政爱民，鞠躬尽瘁。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由国史馆为李朝仪立传，顺天府老百姓于固安县建立祠堂祭之。
李端棻辅良才识英才彰显气度不凡……
1896年，贵州一批学子进京参加会试。
李端棻不时将他们召集起来，悉心进行辅导。
这些人中包括：赵以烔、陈夔龙、赵以煃等……
这当中，还包括本就在北京的堂兄李端榘。
会试结束，贵州共有8人进入光绪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贵阳花溪青岩人赵以炯一路开持。
殿试更是表现出色，尤其至关重要的对联环节：
光绪帝出上联：
东津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能为摘星汉？
赵以炯应下联：
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愿作探花郎。
发榜之日，榜上状元名字为：赵以炯。
“贵州出了文状元！”
清代自顺治年间起，345年之间全国共有文状元98人。
其中多数在东、南各大省。西南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状元。
本次赵以炯获得状元，不但贵州人高兴，云南人四川人也颇感脸上有光。
陈夔龙则因失误，仅获三甲第五名。
但此后他成为官场逆袭的典范，至1909年，已升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是汉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其前任及前任的前任，是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
贵州两状元：赵以炯、夏同龢。
1889年秋，广东贡院举行乡试。
主考官：内阁学士李端棻；
副主考：王仁堪。
从事多年教育，李端棻已越来越认识到以八股文为代表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
他已开始着手进行教育改革。
这次乡试的考题，他就设计了一些有利于选拔新型、实用人才的“经世致用”之题。比如：
《欲求国家富强，必兴工理财》等……
考试结束，进行阅卷。
凡经世致用类考卷，李端棻必定亲自审阅。
其中一名考生的卷子，令他拍案叫好：
立意卓然超群，佐证熔金铸史，文笔老辣干练。综合考评后，他用笔一圈，写了个“八”。
龙虎墙发榜之日。
榜单中举者一百人，名列第八者，姓梁名启超。
考生中举，便是主考官的门生，按例要来拜见主考官李端棻。
当梁启超出现时，李端棻大吃一惊：
原以为是位“饱学老儒”的八号，竟是一名年仅十七岁的少年！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
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自小聪慧过人，九岁即能写作千字之文，十一岁就考中秀才。
1887年，进入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读书。
同学多感功课压头，他却自感时间充裕，同时又去做了三所学校的学生——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的院外生。
李端棻与梁启超交谈一番后，越发感觉此人才华横溢，前途不可估量。
于是，他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欲将堂妹下嫁梁启超……
第二天，副考官王仁堪单独召见梁启超。
略作寒暄后，王仁堪开门见山：“这次见你，不是公事。李端棻大人要我做媒，将他堂妹许配给你。”……
李端棻的五叔李朝仪，共有七子一女。
女儿即李端棻堂妹，名叫李蕙仙。
自李朝仪去世后，李端棻便帮助五婶打理家事。
更是将堂妹李蕙仙的婚事，时时放在心头。
梁启超听了王大人的话，大吃一惊：
“齐大非吾偶！李大人叔侄均是朝廷要员，李小姐是名门千金。学生仅是一介平民书生，实在高攀不起呀。”
李端棻毫不在意梁启超只是个寒门学子，最后，打消了梁启超及其父母的担心，终于两家约定婚事。
王仁堪完成了李端棻的托付，暗地却是一串苦笑。
原来，他也想把女儿嫁给梁启超，不想李端棻抢先了，还让他来做媒人，当时的心情只有王仁堪自己感受……
1890年春，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
不料名落孙山，没有考取进士。
不过终于见到了从未见面的未婚妻李端棻之堂妹妹李蕙仙。
回到广州后，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并拜在康门之下，开始学习与传统学问完全不一样的新型知识。
1891年，梁启超依约进京与李蕙仙完婚。
由于两家社会地位的悬殊，自己家中也没什么钱，梁启超在进京之前，就与父亲商量好，准备以“入赘”（倒插门）的方式进入李家。
不料李端棻不但没有委屈梁启超，还将自己房子挤出一套作为他们的婚房，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结婚之日，李端棻将北京亲友同僚尽数请到，介绍给梁启超。
并在婚后迅速将梁启超引导进入他的圈层，着力培养、尽力栽培梁启超。
李夫人也亲自教他说北京官话，成为梁启超的得力贤内助，他们共育梁思顺 梁思成等十个子女这是后话……
此后梁启超以官话在全国各地口吐莲花，官场之人都能听懂，毫无广东人普遍存在的语言交流障碍。
两个外交官朋友如上所说……
李端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
这两个朋友的外交官的经历，给了他们亲眼观察世界的机会，也让李端棻第一时间更深层次地了解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一个朋友是黎庶昌。“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
黎庶昌，与郑珍、莫友芝同为贵州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
黎庶昌同时还是郑珍的表弟，莫友芝妹夫。
但比二人小得多。
黎庶昌生于1837年，小李端棻4岁。
黎庶昌六岁时父亲黎恺去逝，家境一时贫困潦倒。1861年，贵州因民族起义，社会动荡，停止举办乡试。
他便在家人的鼓励下，前去顺天府参加乡试。
但与同届中举的李端棻、张之洞不同，他落榜了。
1861年至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占据南京，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朝廷内外交困。
而全国各地出现诸多异常天象，以及流行疾病、洪水、蝗灾等。
于是慈禧太后下诏“求言”，征求救亡图存方法。黎庶昌得知消息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用了几天时间写成《上穆宗皇帝书》，以秀才身份投到都察院。
此书立即受到慈禧重视，要求再作详细分析。
黎庶昌于是写了第二封《万言书》。
详细列举了二十五条改革措施。慈禧十分高兴，传示各部。
黎庶昌遂以“万言书”名震京华。
慈禧降旨破格录为知县补用，并指名派往曾国藩大营，要求重点培养。
1863年，黎庶昌到曾国藩的江南大营报到，负责主持文书。
曾国藩是桐城派后期领袖，诗文卓绝一时。
不久后，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薜福成，并列为“曾门四弟子”，名扬一时。
1875年，贵州人丁宝桢上奏举荐黎庶昌作为外交人才任用。
1876年，中国首次向英、法派遣外交官员。
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个外交大使。
黎庶昌则以参赞身份，随郭嵩焘出使欧洲。
1877年，黎庶昌任驻德参赞，赴柏林；
1878年底曾纪泽到任后，黎庶昌主持驻法公馆工作。
出使期间，黎庶昌写了一本书：《西洋杂志》。
《西洋杂志》共八卷，记载了他出使、游历西洋诸国的所见所闻：
国政时事、军事科技、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
内容包罗万象，笔法雄奇万变。
并且，全书不是日记式的流水帐写法。
而是每篇一个主题，每个主题是见闻加思考，极具深度。
1881年，黎庶昌被任命为驻日大使，前住东京任职。
1884年，黎庶昌任期将满，不料母亲去逝，便提交交割工作后回老家贵州遵义丁忧3年。
1887年，朝廷再次任命黎庶昌为日本驻外大臣。
直至1891年。
另一个朋友是张萌桓。
张荫桓，生于1837年，字皓峦，号樵野，又号红棉居士。
祖上原住广东新会，后迁至广东佛山南海经商。
张荫桓自小聪敏过人，博涉经史，诗文也很好。
但却很不适应正规考试。
年近三十，秀才都没考上。
这个自小爱好结交，喜下围棋的人，自此不再将科考作为发展之路。
转而接触经世之学，积极学习外语，用心关注洋务。
1862年，舅父李宗岱将他带到山东，捐钱买了个知县的空头职位，寻求发展机会。李宗岱是山东巡抚严敬铭的部下。
有一次，严巡抚让严敬铭安排人写一份文件。
结果换了几个人，巡抚都不满意。
张荫桓见舅父愁眉不展，便自告奋勇写了一篇。
结果严大人十分满意，张荫桓自此进入巡抚幕府中。
贵州织金人丁宝桢继任巡抚后，张荫桓作为核心秘书之一，负责管理后勤。
在丁巡抚的屡次保荐下，张荫桓由同知升为知府，最后升为道员。
1869年，张荫桓前往湖北候补道员。
1874年，丁宝桢将张荫桓要回山东，协助他开展海防、建设山东机械局等事务。
1885年，张荫桓进京成为总理衙门大臣，赏三品卿衔。
1886年，被任命为外交特派官，出使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
在华盛顿居住工作长达三年。
回国后，根据出使情况写了出使记录《三洲日记》。
随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
由此成为一身兼负外交、财政的朝廷要员。
不久，补太常寺少卿，放直隶大名道员。
旋调回京，派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
光绪十六年（1890），复充总理衙门大臣。
光绪十八年（1892），升户部右侍郎，转户部左侍郎，仍兼署礼部。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出使英国，赏紫禁城骑马。
1897年，张荫桓还代表中国去英国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年庆典。
之后又出使欧美多国。
贵州人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石破天惊，让人刮目相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此事震惊中国各界人士。
不少人在反思洋务运动，寻求更好的救亡强国之路。
光绪皇帝也下诏，要求各大臣举荐能够济世救国的新型人才。
李端棻不顾以慈禧为首的太后党的高压，上书向光绪举荐了若干青年才俊，成为中国进步的有用之才。
其中包括南开学校创始人、贵州提督学政严修（贵州人），
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熊希龄，
贵州巡抚 林绍年，
以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 夏曾佑，
创建自立军的 唐才常等人……
除此之外，李端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直思考如何对旧的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1896年，李端棻经过深思熟虑，写成《请推广学校折》上奏给光绪皇帝，提出教育改革思路及具体措施。
他认为，当前的教育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包括：
教学内容偏差很大、学业广而不精、重理论轻实践、读书只求登科、培养人才有限等。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整体解决方案。
“一经”，即：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一）建立府州县学堂，普遍选取民间子弟入堂学习。
（二）建立省学堂，内容比府州县学堂更深更丰富，并且要学习各国语言，以及算学、天文、地理；学习西方数理化基础知识。
（三）建立京师大学堂，在省学堂基础上，要求学生学习更专更精的知识。
“五纬”包括：
（一）设藏书楼。
好学之士多数无钱购书，借书则比较困难。
如此容易导致孤陋寡闻无所成就。因此必须设立公共图书馆、藏书楼，使知识得到广泛学习传播，“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
（二）创仪器院。
即实验室，“格致实学，咸藉试验”。“请于所立诸学堂，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
（三）开译书局。与西方国家人士打交道，却因为不了解别国的情况，不能做到知己知彼，这就是吃亏的原因。因此应该在京师设立大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增益见闻，开广才智”。
（四）广立报馆。
欲博古者，莫若读书。
欲通今者，莫若阅报。
但现在的报馆太少，阅者砂放。
因此，应该广立报馆，引导更多的人阅报，使“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
（五）选派游历。
他指出，留学者之前也有，但一些人认为效果不大。
其实主要的问题，是这些留学者，是官员而非真正需要学习的学生。
全国推广学校后，可以源源不断地派遣留学生。
此外，游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去国外，另一种，也可以在国内进行。
如此“精益求精，以期大成”。李端棻认为：
以上各项如能切实施行，“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在《请推广学校折》里多次提出“实事求是”这四个耀眼的文字……
光绪皇帝收到折子后，十分赞同。
命令立即筹办设立京师大学堂，并且尽快落实李端棻的其它建议。
不过好事多磨，直到两年之后，京师大学堂才正式颁布成立。
《维新变法》的第一大功臣李端棻最初的维新思想，也许是源于堂妹夫梁启超。
但他对维新的更深理解和持续执着，则不单单是梁启超所能给予的。
实际上，早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中，背后的主要推手就是李端棻，也许还有翁同龢、张荫桓、文廷式等人的暗助……
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的作用并不大，他存在伪造事实、冒领大功的嫌疑，这是后话……
1898年6月9日，光绪皇帝刚刚主持完新一届的殿试。
他已选定了新科状元：夏同龢。
这是继赵以炯之后的贵州第二位状元。
但光绪的心情并不太好——就在这一天，大臣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香港“新界”也“租借”给英国，限期99年，即至1999年。
新界租借，成为光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光绪终于痛下决心，实施维新变法。
6月11日，光绪断然发布《定国是诏》。
召集大臣，进行“四千年拔旧开新之大举”，宣读诏书，宣布变法。
《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贵州人李端棻旗帜鲜明地支持变法，明里暗里地向光绪举荐维新人士，亲自上奏推进改革等……
越来越多史料证明，他与张荫桓，才是戊戌变法运动的核心领袖，幕后司令和总策划师。
但是，由于康有为政治上的幼稚冒进，袁世凯的变节出卖，以及光绪的软弱及慈禧的强硬，变法迅速失败。
康有为、梁启超出逃。
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被推到菜市口斩首。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仅一百多天就夭折，史称《百日维新》或《戌戍变法》。
张荫桓被流放新疆，后被慈禧补令斩杀。
李端棻也被流放新疆。此时正值中秋时节。
李端棻写下伤心之诗，在兵士的押解下，黯然离京：
“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
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
李端棻行至甘肃，身患疾病。
申请养病，就此滞留甘州。差点客死他乡……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贵州人李端棻，笑傲江湖，贡献人类……
1901年，慈禧在欧美国家的外交压力下，宣布赦免部分维新人员。
年逾古稀的李端棻，在赦免之列。
李端棻回到家乡贵阳后，接受贵州巡抚聘任，在贵州经世学堂主讲。
这位不忘初心的变法领袖，不改初衷，尽职尽力大办学校（包括现在的贵阳一中、贵阳学院……）
李端棻自编教材《普通学说》（现在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已经重印了《普通学说》，值得学习）。
李端棻意气风发，在家乡的讲坛上，竟然给学生讲起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李端棻的新思想、新作派，自然受到贵阳一些守旧人士的质疑、反对。
从两首打油诗可见一斑。一首为：
“康梁余党至今多，请你常将颈子摸;
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另一首是：
“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
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
李端棻坦然面对学生及家长的诘难。
他特地撰联木刻后悬于学堂：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为藐躬堪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1904年底，林绍年就任贵州巡抚后，立即着手派遣留学生之事。
1905年，他委派曾经举荐过自己的前辈李端棻，作为迁派留学日本的主考官。
经过李端棻的选拔，王伯群、王显治、钟昌祚、蔡岳等，影响贵州乃至中国的一大批贵州精英，踏上留学日本的道路。
1907年，李端棻在逝世前数月，还致函堂妹夫梁启超：
“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旬，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力于国家也。”
综上所述，新学先驱贵州人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教育先驱，《维新变法》领袖，实至名归。
从1537年贵州开设乡试考场以来，明清两代的贵州确实无愧于“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景，而李端棻在贵州大力开展新学，则让近代贵州新式教育不落人后。
究其根本，这是李端棻本人传统士大夫担当精神的体现，当今时代很多人缺乏的恰恰是李端棻先生的这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