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仁智于2017.7.1 )

            

    2017年6月24日是博古（秦邦宪）诞辰110周年。之前我接到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大学、上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博古的生平与思想-纪念博古11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及征文函告。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会上，与我同会的康小平(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团长)专门送我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藉，我看后的笔记如下:

      康小平的父亲康念祥在长征中作为博古的四个警卫员之一，也是唯一走完长征存活的警卫员，有他的一些回忆，最原始的记载是他在桂林军分区当司令员时的口述由秘书记下的一万余字《自传》。

《自传》提到博古也很有限，康小平曾出过一本《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博古警卫员的追忆》书，长征中大部分关于博古的故事、事迹和为人都是康念祥的讲述、回忆以及与秦铁（秦邦宪之子、博古研究会会长）和相关图书资料等中得来的。

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化名博古（此名为俄语“上帝”的音译）。乳名长林，字则民，中国江苏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人。

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之一。

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1933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政府围剿中，与周恩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三人团主持军事决策。据称博古等人过于听从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延安时期继续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与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贡献。

博古(秦邦宪)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

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他翻译的作品有：

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

在贵州省《遵义会议会址》期间，博古的旧居原为国民党第25军（黔军）周西城部副师长侯之圭私人住宅，修建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期，为木结构的前后两进、四榀三间、上下两层的走马转角楼。面积541平方米。1999年，遵义市政府拨专款修复。年底，《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据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复原陈列了秦帮宪、李德的住室，同时复原陈列的还有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警卫员黄英夫等人的住室。

2007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说：“秦邦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谨表缅怀之情，请向其亲属转达我诚挚的慰问！”

博古39岁为国捐躯，一生虽然短暂，却有四个地方为他塑像。这四个塑像是他一生中的四个里程碑。

博古诞生于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合并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将他与梁思成作为品学兼优突出的学生榜样，为他们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忆往昔峥嵘岁月……我们应该想到革命精神的传承，应该想到老一辈革命家们的苦难辉煌，他们为建立新中国理想的执着和坚定的信念，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正直坦白无私无畏，他们为革命大局作出的奉献和牺牲的胸怀，我们有责任有理由讴歌，为民服务不忘初心。

尽管博古同志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本着惩前毖后，反腐倡廉，从主旋律正能量的角度来写博古的长征，以此怀念和纪念。

     康念祥是江西吉安禾埠桥康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1930年10月红军解放吉安时参加了队伍，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跟着博古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是康念祥与博古生活交谈走路相处最紧密最多最平常的时候。这里没有中央决策大局的记述，只有一个普通红军战士与领袖的平凡故事-长征中的博古。

    1934年8月，第五次反围剿，康念祥从汀州防御战 松毛岭前线的红一军团警卫连抽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参加长征前的“警卫训练”。 经过了保卫局长邓发的严格审查和一个多月的警卫培训后，给博古当了警卫员。 他回忆：“当时是邓发亲自带我到博古住处去的，记得是一个家族的祠堂。 邓发对博古说：‘博古同志，我给你选了一个最忠诚可靠，最好的警卫员。’   

博古了解其情况后，见我强壮高大的身体很高兴。” 由于康念祥个子高，大家都叫“大个子”。

中央警卫队的指导员是康克清，时间是1934年10月1日，地点是瑞金云石山（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山）梁家祠堂博古住所。

给博古当警卫时，离战略转移(当时还没有提出“长征”的概念)只有十天的时间（中央机关10月10日从瑞金开始转移前往于都集结）。

按当时的规定，中央首长身边配有四个警卫员，博古也不例外。

警卫班长叫罗正基，警卫员有康念祥、陈先光、陈年标。还有一个跟随博古的特务员吴振英，主要从事译电兼警卫工作。

吴振英和我一起活着走完了长征。除了警卫 首长的任务外，根据博古的意见，康念祥在转移途中的具体工作是负责保管一匹马驮的挑子及行李，照顾好博古的生活、工作等。 这付挑子挑的是两个铁皮箱子，是象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利的两个铁皮箱子。 里面装有三颗印章，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有重要的文件和党的经费，金条等贵重物品，约五十斤重。行军时马驮着挑子，宿营时由康念祥保管，肩挑到驻地，遇到特殊情况也经常挑着这付挑子行军。博古当时对康念祥说： 小康，这个挑子很重要啊！ 你一定要保管好。

在外国有一种官，叫“掌玺大臣”，现在你就是“掌玺大臣”，在紧急情况下先顾好这挑子，再来顾我，我和挑子相比，我是第二位的。 康念祥问起什么叫“掌玺大臣”？ 博古说：

“掌玺大臣”就是执掌印章的官，我们红军还没有设置这样的官位。说完就轻松的笑了起来。

关于对博古的称呼，有一故事。

刚开始对博古的称谓，是叫首长或博古首长。博古听了很不习惯，于是就对警卫们说：“以后你们叫我博古或博古同志吧，不要老叫首长首长的。”于是大家就这样叫开了，秦邦宪的名字叫得很少，后来的警卫同志，有的只知博古，不知秦邦宪。对一个人的品德，不是从作报告，“庙堂之上”的作为等看出来的，而是从平凡的待人接物中体会出来的。 从这几件小事看，博古是一位平易近人，有信仰，有组织原则，有领导风范的中央总负责人。他对康念祥这样没有文化的警卫，又是从“AB团”重灾区红20军过来的战士，不拉帮结伙、不划圈子、不挑剔不嫌弃，服从组织安排，并给予充分信任和赋予重要的工作，是他的一种自信和原则。他的言语之中还有一种幽默。言谈举止给了警卫和红军战士很大的信心和鼓励。

在遵义会议期间（1935年1月15-17日），康念祥等博古警卫担任了会议的内卫，主要工作是遵义会议大楼的警卫和服务。

有时他们挎着手枪威风凛凛地站在大门口，有时出现在二楼会议室给中央首长们送水倒茶添加炭火。

康念祥对遵义会议印象最深刻的是，会场里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声，有时还伴有拍桌子声音。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请周恩来主持会议。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在会议上对“六路分兵”作了检讨。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部队主要军事干部参加。16日与17日，博古亲自主持会议，说：“今天请军队的领导同志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央想直接听听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大转移方面，中央军事领导上犯了哪些错误，对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有什么意见。”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讲话。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对五次反“围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位军事领导人对毛、张的发言作补充。王稼祥作简单而尖锐的插言与发言，而彭德怀则“沉默不语”。凯丰的发言与大家不同，他说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有错，但全国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博古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不能说他政治路线也错了。17日的会议，博古与大家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等。会议没有让李德发言。

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重视民主、和谐与民主集中制，考虑周恩来说得有理，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他交代完了，最后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遵义会议是革命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博古不记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泽东扶起来。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

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张国焘是建党元老、第一次党代会十二个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领军8万人，多过中央红军数倍。如果他俩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势又会怎样？可想而知。但是，28岁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里只有党的利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遵义会议后，关于长征路线八次改变落脚点与进行战争，博古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在此期间，博古在十分困难情况下，在稳定社会，提高陕北根据地经济，为纠正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以常委身份，领导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五人小组，处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的冤案，对稳定陕北根据地的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遵义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二、 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下发讨论。

三、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

四、取消军事上的“三人团”，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

1935年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后，2月5日春节刚过，

在云南“鸡鸣三省村”即云南镇雄坡头(威信水田、四川叙永水潦、贵州毕节林口交界处，被赤水河倒流水分割成三块，也就是扎西水田寨花房子村)无论是哪一个省的鸡鸣，另外两个省都能听见，'雄鸡一唱，三省皆闻'。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但博古仍然是党的总负责人。

因遵义会议后，战事不断，部队处于 居无定所的高度运动状态。

来到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党的总负责位置。周恩来曾建议毛泽东担任，但毛对周说，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决议起草人，反对李德、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又是从苏联回来的，让张当，有利于共产国际及团结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主张让张闻天做一个时期，说: "人总要帮嘛。"

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后，在博古同志的授意下，康念祥把长征以来用忠诚和生命一直保管的象征中央最高权力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了张闻天(洛甫)的警卫员，参与了党中央最高权利平稳移交的实际工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是博古对遵义会议的重要贡献。

要知道: 当时王明与博古都是同时期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优秀学员，都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个人同时处在中共中央权利的金字塔上。

而王明一直以老大自居，一直到延安整风及之后，他都坚持自己的错误，不反省自己，顽固不化。

博古呢？不到24周岁就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到遵义会议时已任此职4年时间。 从遵义会议后到重庆谈判之后与王若飞等人同时遇难而止，他在这十一年的时间里，服从组织多次变换工作。而他一直都在反省自己的错误，不仅撰写文章，还在各种场合把自己的错误当作反面的活教材，言传身教，痛定思痛，配合组织，痛改前非，努力地适应新环境，对工作均任劳任怨，身体力行，是高风亮节的表率。

博古与王明同时处在中共中央权力顶峰的这两个人，对所犯同等大的错误和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及行动却截然不同，同途殊归，只因态度决定人生。很值得我们进行深思与研讨。

遵义会议前后，博古的情绪有较大的波动，先是批评了他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血战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后来到了“鸡鸣三省”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最高权力移交，最后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 这一过程是十分曲折的。

博古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间是在交权前后，博古很苦闷，也有些想不通，但他倒是很坦然，很平静，坚决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

而警卫员康念祥不太了解内情，好象觉得自己有什么差错，这个比博古同志生命都重要的挑子交给了别人保管，有些失落……。

关于这次中央最高权力的移交，刘英（张闻天的夫人）有这样的回忆：

“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博古交权，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以后博古也逐渐觉悟过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博古有才，善辩，是个能干的同志。”（《刘英自述》）

凯丰（何克全）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

他对当时的错误路线认识不足，对共产国际过于迷信，因而不支持毛泽东，犯了错误。他还认为，中国支部是共产国际的一级组织，改选总负责人是要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交权。

“秦邦宪没有听凯丰的意见，也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他以大局为重，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

之后不久，在扎西，康念祥听了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的报告，康念祥才知道洛甫同志取代了博古同志的党内职务。

而把两个铁皮箱子移交给洛甫同志，就是交权。

交权前后博古表现出的是既苦闷矛盾，又平静、坦荡和实事求是的心理状况，他从党的大局出发维护党内团结的精神，是让康念祥很钦佩的。

博古交权后，康念祥仍然是博古的警卫，并没有因为博古有了错误而有其他想法，仍然忠心耿耿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敢有半点差错，对博古生活上的照顾则是更尽力了。

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康念祥在博古的住处给他擦枪，康念祥很喜欢这支“勃朗宁”手枪，分解后，对每一个零件都仔细地擦拭，努力做到一尘不染。 也许康念祥摆弄枪的时间长了，打断了他的思考，突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毛泽东是对的”。

“毛泽东是对的”观点，是博古经过《四渡赤水》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后的实践和长长的思考得出来的结论。

并在后来的行动上，博古也是言行一致，坚决拥护毛泽东。

博古从“总负责人”的位子上下来以后，除了服从组织，主动移交权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外，在实际行动上，也是表里一致的，他绝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在博古的内心里，也渐渐反思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又从自己的错误中，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他是真心拥护毛主席的。

在“会理会议”上，他支持了毛主席，反对由其他人代替毛泽东指挥红军；

他在一段时间内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时，他利用《红星报》亲自撰写文章，宣传毛主席，宣传毛主席强渡大渡河的战略方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为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维护团结，他主持的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维护了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地位；张国焘搞分裂活动时，在“两河口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打松潘战役，支持北进陕甘开创根据地。

又在走出草地之后的“俄界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延安整风中，博古说：

“……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在党的“七大”上博古同志又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

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主要的负责人。”

胸怀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讲原则守纪律，知错就改，知耻而后勇，放得下，提得起。

博古就是这么襟怀坦荡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不到28周岁青年人应该有的德行。

结合当今中央的八项规定，对知错不改，顶风再犯，搞些小动作，曲线作案者，应该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想一想现在的年青人(啃老的、一受挫就不努力的)，很值得我们倡导共勉。

博古之风骨 就像山葱伴豆腐：一青二白。     

有诗词证:

四八烈士秦邦宪，名博古，无锡籍。

青年得志，中共总负责。

四年任下长征路，遵义会，洛甫继。

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大局，护团结。

西安事变，促和平解决。

解放日报新华社，均当头，都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