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未(1901～1970)

原名之济，号谦斋。

1901年出生于上海市陈行镇。

他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笛桥、伯父锡田、父亲锡祺，均通儒精医。

由于家庭熏陶，耳濡目染，他自幼即酷爱文典医籍，凡经史子集、诸家医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涉。为日后研读医理并在中医学术上取得成就筑下坚实基础。凡经史子集、诸家医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涉猎。尤其重视《内经》的钻研，潜心撰写评述《内经》的专著，有《读内经纪》等5种，并将《内经》原文整理成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方剂学等7章，病症则分为伤寒、湿暑、热病等37类，还剖析《内经》与西方医学理论各自的特点和异同，独具见解。

他勤于著述,医文并茂。1921年创办上海中医书局，自编医书医刊，校订古籍，整理出版。生平著作甚丰，达数百万字，较有影响的有《秦氏内经学》、《内经类证》、《内经知要浅解》、《金匮要略浅释》、《内经病机十九条之研究》、《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中医入门》、《中医临证备要》、《谦斋医学讲稿》等50余种。

在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小品、史话等数百篇。

他还工诗词，善书画，好金石之学，早年即加入柳亚子创立之南社，其诗律之细，构思之速，常为人所赞颂，有“南社题名最少年”之誉。40岁时曾刊印《谦斋诗词集》七卷。

他兼工画，尝云：

“题画诗极不易作，题花卉尤难，既殊咏物，又别议事，在若即若离、有意无意间出之，饶有趣味，斯为上乘。冬心为此别辟蹊径，深得三昧。今之画人，不堪共一谙矣。”

其书取法魏碑，似赵子谦、杨见山，行笔工整，蝇头小楷亦浑匀流丽。

其隶书推崇杨藐翁，上海城隍庙大殿上有一副对联，即是他早年墨迹，其笔力跃然可见。

秦伯未绘图也颇见功力，善画梅、兰、竹、菊，尤喜画荷，特有不少吟绘荷花的诗画。

1954年，他受聘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主任。

1955年调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并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药组组长、全国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还被推选为全国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

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秦伯未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以其精湛的医术，使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痛苦，为医界同仁及广大患者所称道，如临床上常见的湿温发热证，他认为其合理治法，应在清化的基础上佐以宣透，而宣透药中又以豆卷为佳。它能透发中焦陈腐之气从表外泄，而不同于宣肺发汗。同时也常提醒医者：

应注意欲速不达，可观察湿与热孰轻孰重，适当加减，稳步前进。所以他在临床上遇到湿温发热证等，每每都要加入豆卷一药。

他自制的用于治疗白瘖的“氤氲汤”，就是以豆卷为君药。他在临床上治疗木郁证候时，又详辨土壅木郁与木不疏土，而在用药方面各有不同。针对前者，他常用苏叶代之于柴胡，取其既能舒肝郁，又能和脾胃，脾胃健运则肝气自畅，而不需如后者用柴胡疏肝理气，直接治肝，在临床上屡见效验。他认为：寒邪伤肝，当用温剂辛散；肝阳不足，当以温养助长生气升发。

因此他在肝病中用温法，不论是逐寒和回阳，都不用附子、干姜，而用桂枝、细辛、吴萸、川椒，尤其虚证多用肉桂，因其入肝走血分，能鼓舞血气生长。

秦伯未于1953年和1960年曾先后赴苏联、蒙古两国会诊、讲学。后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及皮肤性病研究所合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及脊髓痨等疑难病症获得良效。除此之外，常应全国各地之邀，参加会诊、讲学及各种学术活动，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秦伯未时刻都不放松临床实践。他在奉调到卫生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为了能更加接近临床、搞好临床工作，主动从卫生部宿舍区搬出，举家迁居到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内。

在医院工作期间，于带教同时承担着大量的临床工作，每周中两个半天在高干门诊应诊，一个半天在东直门医院病房查房，一个半天去北京医院查房；

此外，还有大量的医院外会诊，所有这些，无疑大大丰富了他的临床经验。

尽管当时秦伯未已是著名的中医专家，但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医家风范，无论是外宾、侨胞，还是领导、群众有病，总是随请随到，一视同仁，一丝不苟。

在每次会诊以后，总是将病人念记在心，主动打听治疗情况，甚至随访问候，对患者认真负责，真切关怀。

秦伯未在研习中医过程中深切感到，中医医籍浩若烟海，流派众多，传统学医，师承面授，各承家技，虽有所长，总难免局限。而开校办学，则可集思广益，兼收博览，是发展中医学术、加速培养人才的好途径。

他在教学实践和指导临床实习的同时，组织编写了各种适合当时实用的中医教材，编辑出版医籍精华，并创办了中医学社等……

1928年与杭州王一仁、苏州王慎轩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亲自编著多种讲义，并授课及指导实习。

当时编印出版的《国医讲义》（6种）、《实用中医学》（12种），大都是秦伯未通过中医教学实践反复修订的教案，切合临床实际，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社会上热爱中医、学习中医、从事中医者人数众多，但限于历史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医学校很少，能入校系统学习者更少。有感于此，秦伯未于1930年又创办“中医指导社”，为社会上的中医人员和爱好者学习中医提供指导。该社面向全国及海外侨胞，社员先后达千余人。

该社编印各种书籍和刊物以传授中医知识，交流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解答有关问题等。主要内容有：《中医基本学说》、《群经大旨（内经、金匮、伤寒论）》、《各种研究法》、《病理讲座》等……

这种办学形式实为中医函授、刊授教育之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秦伯未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中医教育事业。

1954年奉调任卫生部中医顾问。

1955年，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学中班执教，为国家培养了首批高级中西医结合人才。

195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医学教研工作，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讲理透彻，条理清晰，深得学生们的好评。

他对于门下第子也采取上大课、布置作业、写医论、随师临诊、整理医案、总结病例等多种方法，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同时提高了业务与写作水平。

秦伯未先后参加了1960年、1962年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系列教材第一、二版的编审工作，为总编审之一。

1919年，秦伯未就读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该校第3期学员，与程门雪、章次公等诸贤为同窗学友。

当时，江浙沪名医曹颖甫、谢利恒、夏应堂、丁仲英咸集任教，秦伯未经常聆听名医教诲，共同切蹉岐黄妙术。他勤奋好学，砥砺自强，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及至1923 年毕业时，已蜚声医林，应聘为母校讲师。他刻苦钻研，勤于著书立说，几十年如一日，每晨6时许起床，即伏案写作，对其学术专著进行不断的充实加工；

并将前一天临诊体验及阅览心得，写成短文或医话。

他业医50余年，论著60余部，论文数百篇。

主要著作有《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清代名医医话精华》、《内经知要浅解》、《内经类证》、《秦氏内经学》、《谦斋医学讲稿》等，这些著作大多几次再版，深受读者喜爱。它既继承前人余绪，又发掘古义，昭示后人；既有独出之理论见解，又有实践心得，为丰富中医学术宝库作出了贡献。

重视对《内经》的研究 秦伯未在中医领域内博览群书，尤其重视对《内经》的钻研，享有“秦内经”之美称。

他认为，《内经》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同时也表达了古代的医学思想体系，成为祖国医学发展的基础，研究祖国医学先要学习《内经》，然后可以顺流而下地贯彻到其他医书，不如此，便像失掉了钥匙，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大门。

他先后撰写了多种有关《内经》的专著，计有《秦氏内经学》、《读内经记》、《内经病机十几条之研究》、《内经知要浅解》、《内经类证》、《素灵辑粹》，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归纳、整理、研究工作。

在临床数学和实践中，秦伯未广泛应用《内经》理论作指导。例如，讲“水肿”病的治疗时，他把《内经》中散见于各篇的有关水肿的论述加以分析，联系《金匮要略》、《外台秘要》等文献，结合他自己的临床体会，总结了治疗水肿病的6个基本法则，即发汗、利尿、燥湿、温化、逐水、理气，并列举了代表方剂及兼证变化的应变原则。

这些有关“水肿病”的理、法、方、药用之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强调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基本理论之一，而在60年代初期，中医界出现了忽视中医基础理论，强调单方验方，或单纯依据西医诊断、化验指标进行用药，而不加以辨证分析的倾向。

针对这种情况，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一书中专辟“浅谈辨证论治”一节予以论述，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说：“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是依据临床表现，通过四诊、八纲作出诊断和治疗的过程，所以辨证论治和诊断不可分割，根据不同的发病过程，随时辨随时论，不是经过一次辩论就不须再辩论，这是中医治病的精神”。

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秦伯未也不否定一病的主治法、主方和主药。

他认为，这也是治病的一个基本法则，临床上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病情加减出入，灵活运用，也能收到良好效果。他在治疗头痛证时，就是按辨证分为外感和内伤。外感头痛又分风寒、风热、湿邪三种头痛；内伤头痛则分为气虚、血虚、痰浊、肝火、寒厥、痰浊6种头痛。对溃疡病，他则认为多属中焦虚寒证，选择“黄芪建中汤”为主方加减治疗，均获良效。

秦伯未在温病、肝病、水肿病、腹泻、痛证、溃疡病、慢性传染性肝炎、心绞痛等方面的理论造诣很深，富有新意，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总结归纳出证治规律。例如在温病方面，他提出了温病当以风温为纲的观点，并根据个人临床体会分为恶风、化热、入营、伤阴4个时期，提出了温病的12个治法。他还强调寒温统一，认为温病是伤寒的发展，伤寒和温病并无分歧，若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偏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肝病方面，提出了“肝气和肝郁”、“肝火和肝热”、“肝风和肝阳”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别。

他认为，“肝气”是指肝脏的作用太强及其产生的病证，其性横逆；而“肝郁”是指肝脏气血不能条达舒畅的病证，其性消沉；前者疏泄太过，后者疏泄不及，因此在治疗用药方面就有出入。

秦伯未认为，中医在长期同疾病斗争中，对于很多疾病都有深入的认识和丰富的治疗经验，并且作出了初步总结，应该很好地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好比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终成幻影而已。然秦伯未所谓的继承并不是一味地照搬前人的经验，而是批判的接受，是有创新的继承。他常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用古人丰富的经验知识指导临床，去芜存精，提纲挈领，综合分析归纳成为一整套更为准确、更为完整的理论。

他在“腹泻的临床研究”（《谦斋医学讲稿》）一文中，就是根据《内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医宗必读》等古代文献关于腹泻的病因、病名、治则的记载，提出以暴泻、久泻为纲，以虚实两类来辨证施治的规律，虚证于内伤，浅者在脾，深者及肾；实证属于病邪，以湿为主，结合寒邪和热邪以及食滞等，采用化湿、分利、疏散、泄热、消导、调气等多种泻法，和健脾、温肾、益气、升提、固涩等多种补法。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治愈了众多的难治性腹泻患者。例如，许某患腹泻，反复发作，发作时非服合霉素不能止。来诊时症见：肠鸣腹痛，大便溏，伴口苦口臭，口干不欲饮，尿黄，苔白腻，脉滑数。当时秦伯未诊断为脾胃薄弱，湿热内阻，清浊升降失司。并认为病虽久，但治疗不在止泻而在清理，湿热一除，则肠胃自复，用葛根芩连汤加减。二剂后大便成形，腹痛肠鸣消失。秦伯未非常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尤其重视医案医话的作用。早在1928年编写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中，他就指出：“医案为中医价值之真实凭据。”“医案是中医的特点，实事求是，生动活泼，最适用于中医同道间的观摩，实有广泛征集和及时发表的必要。它是根据临床具体事实作出总结，有理论，有法则，而这些理论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根据，因而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多看各家医案作为借镜，也可取长补短，增加智慧，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就非常重视积累和整理病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秦伯未认为西医的诊断有时可助于对某些疾病的性质、发展和转归的认识。

他在临床实践中，多参考西医的诊断，而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辨证论治，充分发挥中医特色，常收到很好的疗效。但同时他又主张西医诊断只是仅供参考，而不能受其束缚，要有信心和勇气使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去治疗，不宜失去中医之根本。他每诊治一种疾病，总是根据不同年龄、体质、临床表现及发病经过，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详细分析，然后确定治则、治法和选方用药，最后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实践，他进一步体会到，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要想取得疗效，关键在于必须运用中医的理论为指导，细致观察，不能忽视中医辨证的依据，并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他的这些认识，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如，他在治疗西医诊断的神经衰弱疾患中，就是根据中医理论来分析其临床表现，而总结出其发病机制主要在肝、病性有虚有实，也有虚实夹杂，确定了14种基本治法。

秦伯未一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曾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医药组成员，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秦伯未真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