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李端棻与梁思成
作者：秦仁智 2019-01-10 点击数：15172次
贵阳人李端棻: 是一品大员 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决策层)
又是皇帝老师，皇太后坐上宾......
他将其堂妹李惠仙下嫁梁启超......
他将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荐给皇帝.....
他是戊戌变法总策划人和领袖人物......
虽受牵连被流放不久后，又被皇太后 赦遣回乡(贵阳)......
他是北京大学，贵阳学院、贵阳一中创办者......
他是一位一生一世为国、为民办实事的好人......
李端棻先生的玄孙、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教授李乐东，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孙华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历史学家陈廷湘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刘平教授、安徽大学的钱耕森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郝秉键教授、北京社科院的郑永华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博士、贵州省人大原副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历史学家冯祖贻研究员、贵阳市政协副主席兼贵阳市历史学会会长杜正军、历史学家熊宗仁先生、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省史学会会长欧阳恩良教授、省史学会、市历史学会的专家学者均认为：
李端棻属从贵州走出去的近代知名政治家、教育改革家。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推动者，享有“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美誉。
在其人生的七十余年间，为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贵州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贵州，人们每每谈及省级重点中学贵阳一中、原贵阳师范学校（现贵阳学院），不能不念及当年李端棻的首创之功……
贵阳市将李端棻列为“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亦属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由于李端棻当年极力鼓动清政府倡设京师大学堂，以至今天的北大人仍念念不忘这位尊敬的教育改革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将其教育改革思想与先进事迹列入北京大学校园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端棻是永恒的，也是不朽的。生他育他的故里-贵阳永远不会遗忘……
在中国的教育历史上，贵阳人李端功不可没……
提起他，由于他慧眼识梁启超，并将其堂妹李惠仙下嫁梁启超……
提起梁启超，更加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之子 梁思成、之儿媳林薇因……
提起梁思成，更知梁思成与他同样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保护的贵阳市开阳县人朱启钤……
1972年1月9日，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71岁。
梁思成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保护，厥功甚伟……
我们于去年5月经过钱塘江边的闸口白塔，此塔便是因为梁思成、林徽因伉俪的研究，为世人所熟知的……
梁思成的父亲，是清末民初的大学者、思想家梁启超，家学渊源，为梁思成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底子……
之后他研究古建筑，著书立说之时，那些古文典籍，都是信手拈来……
可对很多人来说，更为熟悉的不是梁思成，而是他的妻子-民国“女神”林徽因……
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故事，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
至于金岳霖为林徽因而终生不娶的事，也是许多文艺青年的谈资……
不过，窃以为如果诸位读过梁思成的手稿，便会清楚，女神是非他不嫁的-这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材生，实在是才华横溢……
梁思成曾参与设计联合国总部大楼，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这些都不足以形容这位建筑大师。
他学贯中西，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建筑科学……
他孜孜矻矻，为我们找回了多少失落的古建筑……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南禅寺、佛光寺，都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在他的身上，总有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士大夫的执念……
当然，他的才华远不止于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今天，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便是梁思成夫妇二人的手笔……
梁思成学贯中西的视野，为新中国竖起了一座丰碑，到今天，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
这位伟大的建筑学家。
他曾为散落在穷山僻壤的古建筑跋山涉水，他曾为老北京即将被拆毁的城墙痛心疾首，他的执着，深藏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连接着古代与当代……
我们一同走过钱塘江边的闸口白塔……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这座白塔建于吴越国时期，已历千年……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座白塔，正是当初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在考察中国古建筑的过程中发现并考证出年代的……
我们有幸与这位建筑大师结缘，走过他论文里的那座白塔……
梁思成与贵阳人朱启钤(贵阳市开阳县人)的故事也鲜为人知，贵阳市南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郑营，对贵阳人朱启钤、李端棻与其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赞不绝口……
他对秦仁智首先提出打造李端棻故里的设想和具体方案表示赞同……
李端棻为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贵阳一中和贵阳市师范学校(贵阳学院)的创始人，贵阳市党史研究室叶江华主任说:贵州大学的创办也与他紧密相连......
他推荐了一批维新人物，除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严修、熊希龄、 唐才常、狄葆贤、徐勤、欧榘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人......
这批人在戊戌变法乃至后来历史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足见其鉴人上的过人之处并十分了得......
他的识人之明更有趣事可探......
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直接策划者和领袖人物......
关于他事到临头告假一事，也是很值得我们深入认真研究的.…事关贵州省的官方文化名人确实为数不多，李端棻其人其事，应该还有很多轶事可志，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这对我们极力倡导的全面打造其故里，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是我们贵阳乃至贵州的骄傲，更应打造其故里......
更应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他官居一品，不仅是光绪皇帝的重要助手，也是大力倡导全国广办学校、推广现代教育的先行者。
他遗有《苾园诗存》一卷，载于1949年版《贵阳文献汇刊》第五期，收集了李端棻百余首诗。
李端棻不仅是清末维新派重要人物之一，还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首倡者，他坚持不懈，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筑 端棻故里 展 贵州风采……
大师不死，只会在建筑的世界里，静静地等待下一次邂逅，我们拭目以待……
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
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访问北京后颇为惆怅：“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老北京荡然无存。这些古迹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也属于我。我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好像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把它毁掉了。”
在国共内战后期，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在身为中共间谍的女儿的渗透下，也在出于保护北平文物古蹟的考虑下，放弃了抵抗，向中共“投诚”。古老的北京城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没有遭到枪弹破坏的北京老城却在和平时期彻底消失了。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著名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2月，梁思成建议完整保留老北京城。新的政府行政区，放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建设。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交相辉映，并为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新方案立刻被否定，毛泽东最后拍板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为了拆除古建筑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而同样反对拆除老北京建筑的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则直接闯到彭真的办公室，跟其争辩起来。
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的彭真 只好抬出毛泽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籐，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但林徽因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此后，为保存牌楼，痴心不改的梁思成再次给周恩来写信，并以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为例，详细描述了每逢夕阳西下，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汇而成的绝妙好景。然而，对于他的回答依旧是“拆”。梁思成的一系列保护古迹的努力也为其在文革时期受到迫害埋下了伏笔。
在微弱的反对声中，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层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后消失的。1953年，左安门被毁;
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
1956年，中华门被毁;
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
1958年，右安门被 毁;
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
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
北京老城变得面目皆非后，梁思成夫妇的泪流得更多了。
老城墙和牌楼被毁后，一幢幢新楼在北京老城内拔地而起。
梁思成再次提出新建高楼，必须加盖中国式“大屋顶”，他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老城的面貌。 可是，1955年的一场“大讨伐”让梁思成病倒了，而与之相伴36年的知音林徽因也在这一年抑郁而终。
梁思成曾在1957年写了篇文章，他说拆了北京的城墙，拆了北京的城楼，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说对古建筑物这样的一种粗暴无情，让他无比的痛苦。
但是此时的梁思成已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每一个牌楼被拆时，赶到现场，看它最后一眼。
可惜，拆除老城墙和牌楼并没有让中共彻底止步。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北京加剧了对老城区的改造。
最为明显的是胡同的消失。
据文献记载，北京的胡同在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建政初期初统计有2550多条。1998年1月，地图出版社曾调查出，北京城里胡同还有990条。而到了世纪之交，平均每两天就差不多有一条胡同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
据说一位“老外”也曾毫不客气地发表过一番“酷评”：
“由于外国的侵略，如今圆明园一片废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连同它的城墙、宫殿、寺庙、公园这些文明的象 征横遭破坏，则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了。现在的北京，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街道、建筑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竟然看不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
1972年，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
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
梁思成的预言在今天的北京彰显无遗，北京的“堵”已成为了不治之症。而曾经将老北京城彻底破坏的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打算重修某些老建筑，如地安门。但致力于保护北京文化遗产的人士却表示：阻止新的毁坏比起重建项目来得更为重要。但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璀璨星-李端棻》
在历史的长河中徘徊，一位先贤的身影熠熠生辉，他便是李端棻。
李端棻，贵州贵阳的骄子，以其深邃的目光、无畏的勇气，站在了时代变革的潮头。彼时的华夏大地，在封建的阴霾下沉睡，科举制度禁锢着思想，传统教育体系陈旧腐朽。李端棻却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需求，他挺身而出，呈上《请推广学校折》。这份奏折，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打破了旧有教育体制的沉闷格局。他主张在全国广设新式学堂，让知识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倡导开设多样课程，使学子们能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提议选派留学生，将中国的视野拓展到全球。他的这些倡议，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声，为古老的中国开启了一扇通往现代教育的大门。
他不仅是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更是身体力行的践行者。他参与创办京师大学堂，为中国培育了无数栋梁之材，使这所学府成为了学术的殿堂、思想的摇篮。回到家乡贵州后，他不顾年迈体衰，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事业。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师资力量；参与创建贵阳中学堂，为家乡的学子搭建起知识的阶梯。他以自己的学识和品德，为贵州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成为贵州新学的领路人。
在戊戌变法的风云激荡中，李端棻更是坚定地站在变法派的阵营。他深知，只有变革，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只有创新，才能让国家焕发生机。他不畏惧守旧势力的阻挠，不害怕政治的风险，毅然决然地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他积极参与变法事务，为变法出谋划策，以自己的影响力为变法运动摇旗呐喊。尽管变法最终失败，他也遭受了撤职查办、发配新疆的命运，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他在困境中依然坚守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展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高风亮节。
李端棻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他以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改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拼搏。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从他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传承他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
